美国侨报：二战日侨秘史——棋子与弃民

刘恒宝

2009年02月20日
        台湾恒春镇的海角七号，曾经住着一位叫友子的老人。这一天，老人收到了一件从日本寄来的邮包。她有些惊讶且恍惚，打开一看，竟是7封迟来的凄婉悱恻的情书。夕阳下，老人的思绪被带回到60年前，正是台湾光复的日子，但自己的日籍恋人却在那时一去不返。台湾电影《海角七号》中这段凄美故事，揭开的其实是当年百万日本侨民悲酸经历的一角。

　　就在1945年8 月裕仁天皇宣布投降之时，大约有650万日本人滞留在中国、东南亚、西伯利亚和太平洋地区，其中陆海军士兵约有350万人。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约有260万人，其中50万人在台湾，60万关东军被苏联俘获，110万人集中在东北，还有大量的日本侨民零星分散于其他省份。

　　拓殖的棋子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日本政府在国内贫困地区动员工人和农民组成“开拓团”，到中国种地。他们说：“中国的地可肥了，一捏直出油，根本不用上粪。但因地多，开垦不过来，大部分荒山都白白地撂着。我们开拓团的任务，就是帮助中国开发土地，实现日满协和，大东亚共荣。”

　　生于京都市的水野百合子，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她13岁辍学做杂工，结婚后，丈夫水野六七在纺织厂当工人，她在外面做零活，日子很是艰难。百合子回忆说：“因为连年战争，国内没有粮食，当时每人每天配给的粮食只够吃两顿的。生活已经到了维持不下去的地步，常常是一天至少要挨一顿饿。”1942年4月，生计越来越艰难的他们，带着两个女儿，同20多家农户一起来到了黑龙江省依兰县天田“开拓团”。

　　然而，很快到了1945年，局势大变。6月时水野百合子所在的“开拓团”，男人们全部被征走了，只剩下两个年龄过高的团长。由于日本政府的虚妄宣传，直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很多“开拓村”里的日本人对战争的局势还毫不知情。

　　突然有一天，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水野百合子和大家一样都胆战心惊，慌作一团。8月下旬，团长告诉她们：“依兰以东，大八浪、小八浪的开拓团成员，都集中到方正县伊汉通码头，等日本军舰接我们回国。”于是，她们在团长的带领下向方正奔去。途中既不许坐车，也不准乘船，更不能和中国人接触。水野百合子带的孩子多，影响了大伙赶路，团长威吓她必须抛弃一个孩子。

　　那时局势十分混乱。战败后，有的“开拓团”声称接到了奉命回国的指示，有的则认为关东军的命令是要求他们集体自杀，大批日本平民及军人家属“自杀”或“被自杀”。8月9日， 东宁勾玉山要塞， 日军将藏匿在弹药库中的64名日军家属用手雷炸死，未死者用军刀刺死，然后浇上汽油焚烧；北山阵地，日军投降前有近30名日本官员家属服毒“自杀”；8月17日，虎头要塞阵地，战斗司令官大木正大尉下令炸毁无线电，全员“玉碎”，阵地内近200名伤病员及140名官兵引爆炸药自杀身亡。

　　去往伊汉通码头的途中，山野百合子失去了4岁的女儿。天气越来越冷，没有食物，没有药品，但她依然是幸运的：路上没有遇上苏联红军，更没有碰上自己人的军队。10月初，他们终于到达了方正县。然而，“根本就没有谁来接我们，听说船是来过的，但接走的都是日本军人，没人管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弃民

　　所有人都盼望早点回国。然而日本外务省8月发布的训电说：“现在还谈不到遣送驻外侨民，应尽可能使驻外侨民停留在现地。”

　　长春最大的百货商场三井百货店(今长春百货大楼)，被临时辟作“满洲日本人居留民救济总会”。日本侨民每天都聚在那里，焦躁不安地打听什么时候能够回国，他们的生活将被怎样安排。

　　“救济会”就日侨撤退问题与苏军交涉，苏军答应向莫斯科请示，但很久没有结果。此后“救济会”派出一支5人“敢死队”联络到曾任“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社长的高崎达之助。高崎达之助回日本专程拜会了日本政府要员，并带去了秘密信件。但两名活着回到长春的“敢死队”队员带回的密信中却依然是“停留现地，等待下一步指示”。

　　当时，已有中国香港、台湾及朝鲜、东南亚地区的日侨和被缴械的日军，由政府接运回国。唯独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侨，迟迟盼不到归期。很多人眼看回国无望，且又无计维生，便纷纷采用集体自杀的办法了断生命。

　　难道他们真的被祖国抛弃了吗？根据前苏联国家档案馆的资料记载，其实早在8月15日之前，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已决定了让“遗留中国民间的日本人定居在当地”的政策。8月19日，关东军根据该政策，制定战败计划：“为了帝国的复兴，让更多的日本人留在中国大陆”。

　　当时，日本陆军大本营对苏作战参谋朝枝繁春大佐，亲笔起草了一份《关于关东军方面停战的实施报告》，送给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报告》中说：“目前在满日本人总数为135万人，他们基本都是从事文化教育、工商企业等事业的骨干。所有在满人员，包括解除武装的军人，均应在苏军的庇护下，在满洲继续生活。在满生活习惯的日本人，可以放弃日本国籍。”

　　为了能卷土重来，日本政府将100多万侨民抛弃在寒冷的东北。关东军败了，不甘心的日本还不想撤回他们的“第四大军”。

　　归国

　　与滞留在外的同胞相比，能够返回日本国内的也不见得更好。在每一个海港，到岸的船只挤满了失去孩子的母亲和失去父母的儿童。他们少得可怜的行李中，最为常见的是亲人或战友的骨灰盒。据记载，许多成年人数年后从海外回到日本，发现自己的家已经无迹可寻。城市中的街区整个被夷为平地。父母妻子在空袭中被炸死或疏散到了乡下。当时，日本有近900万人无家可归，从海外归来的人们又不断加入难民的行列。

　　一些老兵回到家乡后，竟见到了自己的墓碑或是伤心地发现妻子已经改嫁他人。而“对于绝大多数原陆海军士兵来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发现自己历经千难万险，却被当作贱民对待。”据《拥抱战败》的作者约翰•W•道尔描述，“到1946年归国潮蜂拥而至之时，日本国内的民众已经持续了解到帝国部队在中国、东南亚、菲律宾，乃至对盟军战俘令人发指的暴行。结果，许多退役军人发现，他们不仅被看做是没能完成使命的失败的群体，而且被假定为参与了不可告人的坏事的个体。”

　　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底，大约510万日本人回到了祖国，1947年，又有100万人重新踏上日本的土地。至此，仍有大约40万人留在海外。这是一个永远也凑不齐的数字——大量人员下落不明或神秘消失。

　　“孤儿”与亡魂

　　几十年后，当又一批日本侨民返回日本时，他们的经历则诉说了历史的尴尬。

　　日本战败时，因为饥饿、逃难、或父母双亡，许多年幼的日本孩子被“遗弃”在中国。后来这些孩子被中国家庭收留，并抚养长大，这就是日本政府所谓的“残留孤儿”。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朝日新闻》注意到了这一特殊群体，此后民间团体不断向政府请愿，呼吁政府寻找并安置这些被弃同胞。1981年日本开始有组织地寻找“残留孤儿”。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截至1999年底，已有2285名“残留孤儿”回日定居。

　　“孤儿”还能在有生之年回到祖先的土地上，有些人的亡魂却注定要在异国飘荡。

　　日本有个古老的习惯：倘若将客死异乡的人的遗体上的一片指甲或一缕头发带回家，那么就可以看作是逝者安眠于故乡了。所以在苏联的劳改营里，有这样一条规定：不许肢解日本人的尸体，不许秘密掩埋，以便日后把他们运送回国。 将日本战俘的遗骸运回日本的工作，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下半叶就已开始。最先被运回的是身份明确的战俘遗骸，而没有确认身份的死者遗骸则埋葬于前苏联境内。

　　1991年戈尔巴乔夫访日期间将一份在苏联劳改营中死掉的日俘名单转交日本政府，并同意日本在战俘墓地开展掘尸检验工作。之后日本对约8000名死者遗骸进行检验并运回日本。但确定当年日本战俘墓地位置极为困难。

　　当年埋葬死者时，工作过于马虎，墓地上留下的识别标志太简单，或者多年之后墓地的位置上建起了学校、商场以及其他建筑物，更多的墓难以找到。而有时即便找到了墓穴，结果也会令人失望。因为“几乎每个日本战俘都镶有金牙”的传闻，使当地地痞流氓早就残忍地盗走分割了尸体。这些日本战俘是永远都不能安眠于故乡了。

　　(摘自美国《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