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行开出租 新加坡华裔科学家遇中年职业危机？

刘恒宝

2009年09月09日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原本在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属下机构担任首席研究员多年的斯坦福大学华裔博士蔡名杰(译音)不被续约，遍寻工作不果后转行当的士司机的故事，最近成了坊间的讨论热点，也让人留意起外来科研人员的生活。  


　　外来科研人员选择到新加坡工作之后，他们在科研生活中面对怎么样的挑战和压力，是否也和许多行业一样，面对上了年纪就失去就业价值的威胁？又应该如何应对科研需要转型的危机？

　　《新汇点》访问三名在本地科研机构和学府任职的华裔科研人员，与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和看法。

　　关存太博士：自我调整 科研生涯才不会停滞

　　电子工程系博士关存太(45岁)12年前对新加坡的了解只停留在“干净、安全”，但为了加入当时走在语音识别技术最前端的国大系统科学研究院，而来新加坡工作。

　　曾经也到香港、法国作研究的关存太，原籍中国安徽，90年代末加入外资企业，从事语音识别研究，2003年加入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的资讯通信研究院，进行脑信号处理的研究。

　　目前在该院担任“资讯科技用于健康检测与辅助康复的研究计划”研究计划主任的关存太，率领40多人团队，开发人脑与电脑的沟通界面(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这些器材能让瘫痪的中风病人通过脑信号与电脑沟通，在屏幕上书写文字，甚至自行指挥机械手臂移动病人四肢，进行物理治疗。他也利用这个界面开发赛车游戏，让注意力不足过动障碍症(ADHD)的儿童通过脑信号操控车子，借以改善病情。

　　已成为新加坡公民的关存太说，搞应用研究，每个项目都有特定时间，完成了，科研人员就必须寻找另一全新项目。但有些领域却因为极有实践用途，又非常深奥，能够三四十年一直做，语音识别就是其中一项。“但是，我决定转换科研领域，从语音识别到脑信号处理，主要是惊叹于电脑竟然能将人们的想法‘翻译’出来，潜能非常大。”

　　科研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他认为，某些学术领域“老旧”了，科研人员就得自我调整，改变方向，科研生涯才不会停滞。

　　他说，自己在转换领域的初期，读了好几百篇文献，一直翻学术词典学新词，也积极同专家交流学习。“科研工作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开始的8到10年必须下苦功吸取学术知识，才能成为专家。过后则须紧跟最新的学术研究和文献。年龄越大，积累越多，更能够从复杂问题中找到答案。”

　　谈到年长教授的价值，关存太说，经验老到的教授有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与其一个人做一项研究，不如将自己的点子交由所领导的博士生进行，从旁督导，多个项目同时进行。

　　“资深教授有丰富经验和眼光，往往能一言点醒梦中人，让面对难题的年轻研究员少走冤枉路，这也直接省下大笔研究经费。”

　　一般人眼中，学术研究是一份优差。但关存太说，科研人员的生活不分上下班，无论身在何处，时时刻刻都在动脑筋解决问题。

　　“对研究必须要有热忱。我往往一大清早就到办公室，周末也在实验室度过。但一解决问题，兴奋难以言喻。”

　　关存太说，学术文献和产品，是评定科研人员成功与否的重要准则，无论哪里都一样。最重要的是，学术贡献必须造福人群，也有让学术界引用的科学价值。

　　“我有家人曾经中风，让我深切体会，从事脑信号处理的研究能协助医生，也能协助病人，让他们的生活再次有希望。”

　　问他是否想过，如果在新加坡的科研聘约终止的话，有做过其他规划吗？他笑说：“任何领域的学术科研都需具备临界规模(critical mass)才能成气候，因此不只新加坡在做，全世界都在做。我相信如果不在本地进行研究，也不难在其他国家继续科研生涯。”

　　孙小卫副教授：新加坡善于吸引新人才 已受聘者压力也更大

　　南洋理工大学电机与电子工程学院副教授孙小卫(41岁)，在香港科技大学考获博士学位后，在1999年加入南大，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原籍中国河北邯郸的孙小卫说，当时选择来到新加坡，主要是南大当时正在转型，把更多重点放于学术研究上。从加入到现在，主要进行微电子和光子学器件研究的孙小卫，已完成10多个研发项目，合作对象包括教育部、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国家科研基金，以及来自日本、韩国和美国的机构。去年，他领导的20人研究小组就发表了约50份学术报告。

　　现任南大微电子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孙小卫认为，一名科研人员成功与否，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定义。

　　“如果你是初级教授，你必须证明自己能自主独立地进行研究。到了资深教授阶段，就有更多要求，包括是否有效带领学生做研究，研究出来的技术是否有用，其他企业是否有兴趣引用你的技术，这些技术是否能改善实际生活等等。”

孙小卫说，选择从事学术科研，原因是能尝试不同的东西。他说：“对我来说，科研工作主要是好奇心所驱使，不断创造新知识。长远的目标是落实研究，申请专利，制造新商机。相比之下，私人企业工程师每天都在做同样工作，就算投入研发工作，成品专利最终属于公司，自己最多得个奖状和加薪而已。”  


　　他笑着指出，反过来看，工程师下班后就可以什么都不想，但从事学术科研工作的，如果几年却无法做出成果，责任和压力都落在科研人员身上。

　　“新加坡科研机构善于吸引新人才，已受聘的科研人员更须做出成绩，压力也更大。”

　　他指出，在校园从事学术研究，不但要面对开发科研项目的责任，上司和学生也是压力的来源。

　　“除了遵守上司指派下来的研发任务，在课堂上还要确保能教好学生。因为现今的校园，学生为讲师提供反馈并打分，结果会影响讲师的表现评估。”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如果再加上科研项目停滞不前，很容易引发科研人员的所谓“中年危机”，让人无法睡个好觉。

　　孙小卫说，科研环境近年来有了不少变化，科研人员必须调整心态和步伐。“以前从事科学研究，只需要一支笔和一张纸就能创造理论，了解宇宙。现在却是实验科学(客观观察，收集知识，根据假设而实验，最终形成理论)的时代了。”

　　周志颖副教授：将研究所得商业化累积经验

　　要发现新事物就必须进行实验，而当前的实验室和科研配备需要庞大的经费。加入了金钱因素及同行的竞争，现代科研人员面对的挑战当然更大。

　　来自福建漳州的周志颖博士(33岁)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电子与电脑工程系副教授，也是国大互动多媒体实验室的室长，专长于研究“混合现实”(Mixed Reality)科技。所谓混合现实，就是结合物理现实和虚拟现实的一套技术。

　　他2001年来到本地考取博士学位，2004年加入国大成为研究员，2006年到美国南加州大学担任访问科学家，和当地顶尖好莱坞电影人作交流。两年前，周志颖回到新加坡担任副教授，除了教书，也参与学院互动媒体和混合现实方面的研究。

　　在国外兜了一个圈，他觉得在本地搞研究，不但能兼顾学术和教育，也有利于开创科技企业。

　　周志颖创办的公司MXR Corp，就利用混合现实技术，开发教育系统和多媒体百科全书，让孩童通过最新科技建立学习的兴趣。

　　他说：“在美国的经验告诉我，尽管南加州大学和好莱坞有密切网络，但将学术研究商业化这方面却不强，反观国大就通过国大开创网(NUS Enterprise)，积极协助科技起步公司，为大学生和毕业生设立的起步公司提供资金援助。”

　　周志颖表示，国大的副教授刚加入时，会先签署两个为期3年的合约，6年后表现好的话，就能够争取永久聘约(Tenure)。

　　他说：“我签署的第一期合约将在明年到期，对于能否得到第二期合约并不担心。因为院方一方面会给予新加入的副教授更多时间站稳脚步，我也正利用这个期间把教学、科研等各方面能力提高一下。”

　　周志颖指出，院方评估教授的表现，主要是学术研究和教学，将研究商业化的能力则是额外的bonus，还不在表现指标(KPI)内。

　　对于将研究所得转变为商业产品，周志颖认为这是重要的一环。“从事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所做的东西要有用，要能改善人们的生活。”

　　周志颖认为，作为科研人员，创办MXR公司，与其说是他财务方面的保护网，还不如说是累积经验。

　　“设立公司，学习如何管理科技产权，以及和投资者合作，汲取企业营运管理的知识。假若有一天不担任教授，这些知识非常有用。如果有个好概念，我绝对懂得如何将技术商业化，吸引投资者等。”

　　周志颖坦承，和其他行业一样，科研人员也面对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忧虑，新来者掌握更新技术，这是无可厚非的。“但阅历深的教授拥有多年沉淀的经验，如何善用这些经验教书，带学生更有效从事研究，这是老教授能发挥的功效。像我这样的年轻教授，就在积极累积这方面的经验。”

　　新闻背景：斯坦福博士开的士

　　原在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属下的分子与生物细胞研究院(IMCB)担任细胞遗传学首席研究员(Principal Investigator)16年的蔡名杰(译音)去年5月不被续约，结果转行当的士司机。

　　这名原籍中国、目前是新加坡公民的55岁科研人员，拥有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他在以《一个新加坡的士司机日记》(A Singapore Taxi Driver's Diary)为题的博客中说，接获不被续约的消息后就开始找工作，向其他机构寄出无数封申请信，无奈一直没结果，最终决定当的士司机。

　　蔡名杰的经历在博客中披露之后，引发讨论，朋友、前学生及一些公众在博客发表意见。有的为他感到可惜，认为他应该继续尝试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有的认为他现在正从事让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情，无可厚非；有的甚至质疑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的决定是否正确。

　　科技研究局发言人过后说，研究员是否会被续约，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研究员花多少时间训练博士生，研究员的表现，以及他在研究院和总体的贡献。发言人说，蔡博士的工作和A*Star其他研究员一样，是由科学咨询委员会(Scientific Advisory Board，SAB)评估的，是它们建议终止蔡博士的合约。当局也给予蔡博士一年的时间，提供建议和援助，让他另寻出路。(杨全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