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汇报：管窥甲午战争前夕的朝鲜社会

刘恒宝

2009年07月09日 来源：中新网-华文报摘
     　清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二月十七日，聂士成率领武备学堂学生从吉林省珲春城渡过图们江，抵达朝鲜的庆兴府。聂此行是勘察朝鲜东北海岸形势。他可说风尘仆仆：去年九月才奉李鸿章之命前往中俄东北边境，在苦寒中沿边考察四个月，哪知回到吉林才不久，李又要他立即到朝鲜去。  

　　聂士成的俄朝之行都是为了防俄，在当时“李傅相”的心目中，防俄是清朝的主要战略构思，不但要在东北防俄，也要在属国朝鲜防俄，因为俄国对朝鲜也有野心。防俄重于防日，李鸿章那时无疑忽略了更加可怕的另一个强邻日本。

　　聂士成入朝后，仔细考察东北沿海要冲，并像访俄时那样逐日写下“日历”。一年后，他把考察俄朝两国的“日历”结集出版，名为《东游纪程》(《东游纪程.日知堂笔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这本书的下半部便是聂士成的访朝日记，现在就只谈谈这部分的主要内容。

　　《东游纪程》是值得一读的小书。第一，这书简洁地记载了甲午战争前夕的朝鲜社会百态，让读者可以一窥这个清朝属国的最后一面。第二，聂士成到访朝鲜之路是与别不同的，他走的并非朝鲜较为富庶的西北部，而是较为贫穷的东北部，这也是明清两代中国官员从来没有走过的地方。第三，因为聂士成这次来访事出突然，当地官员无法在事前便做好周详的接待工作，这反而让聂看到了朝鲜某些真实情况。

　　聂士成到了庆兴府，发觉朝鲜士兵仍然用古老火枪，“尚逊中国鸟枪兵”。府城城墙不过八尺，乱石堆成，内无街道，民居只是些小草房，门前污秽。聂受到府尹的宴请，但食物“腥闻不能入咽”。他首先对朝鲜留下了不佳的印象。

　　聂士成率领学生沿途测绘地形，也不忘记下他的所见所闻。聂一行来到明德站时，碰到一桩奇事。有十多个童子列队向他行礼，并且送上一封信。他一看，原来这些学童没有学校，书本也不足，只能读《千字文》，因此恳求这位“天朝”大将给点钱，“俾为学之资”。聂于是赠送一些银襾给学童。

　　朝鲜王朝一直非常重视面子，像这种有损体面的“乞钱”事件，在以往是绝对不会出现的。但东北是该国的边远地方，地方官员缺少应付“天朝大员”的经验，结果给聂看到了当地教育落后的一面。

　　聂士成是武童出身的淮军将领，曾参与光绪十年的中法台湾之战，对西方军备并不陌生。他当然很关心朝鲜的边防兵力。在会宁府，他和府尹笔谈后，发觉这个重镇的兵力只是纸上数字，原本有马兵和炮兵各一百二十名，却竟然“只属虚数”！至于另一重镇镜城府，则有由清军训练而成的五百士兵，当中三百驻守府城，其余二百散布附近的十邑。聂士成必定感到心凉，因为以区区五百士兵来防守那么广阔的地方，如果要用来防俄，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最令聂震惊的，是他发觉这些受过新式训练的士兵所配备的来复枪，枪膛内竟然没有来复线。枪是由朝鲜自制(清朝曾赠送整套军械制造厂给朝鲜)，却没有制造来复线的机器，没有来复线的枪只比古老火枪好一点罢了。

　　朝鲜除了边防废弛，地方政治也败坏。例如在富宁府，府尹竟然向来访的聂士成诉苦，说他任职四年来，“亏空钱四千余贯”，他想辞职，但朝廷不批准，他只有请求聂见到国王时代为求情。这反映了当地朝鲜官员根本无心政事，一旦面对强邻入侵，又如何能守土卫国？

　　聂士成在书中多次谈到他路经的朝鲜城镇“荒陋至极，民苦可知”。他看到朝鲜民众的贫困苦况，也看到社会落后和民情闭塞。他当然是用“天朝大将”的眼光来看待朝鲜社会的，因此笔下毫不留情：

　　“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谈时务辄加菲薄，可憎可怜。”

　　上述的严厉评语，反映了聂士成对朝鲜能否防俄或自保是颇为忧心的。“读书几成废物”这句话最为沉痛，说明了八百年来以儒立国的朝鲜就像清朝一样，保守传统的儒家文明已敌不过船坚炮利的西方文明，因此面对帝国主义的不断挑战，只能落于下风。

　　朝鲜的“泥古”之一，是坚持千百年来的官妓制度。早在明朝时，便有些出使朝鲜的“天使”抨击这种制度，但朝鲜依然故我。聂士成来到咸镜城时，官员以歌妓来招待他。他“力辞之”，官员却说这是朝鲜古制，不敢擅改。他及后到了平壤，发现该城竟有官妓数千。可见朝鲜在亡国的前夕，地方官员仍是醉生梦死，不思振作。

　　聂士成有些记载很奇怪。例如，他由端川府来到群贤津，在“侍中台”看见一块朝鲜官员纪念先人功绩的立碑。聂一字不漏录下碑文。碑文只是对祖先歌功颂德，看似无甚特别之处，文末却有这句“崇祯纪元后九十四年”。明朝已给满清灭亡了九十四年，那个朝鲜官员却顽强地沿用崇祯纪元，而拒用清朝皇帝年号。聂录下这块碑文，也许暗示朝鲜的政治态度——怀明拒清。

　　其实朝鲜官民一直念念不忘皇明，除了与清朝交往的官方文书要被迫使用清帝纪元外，绝大多数采用“崇祯后”或“永历后”这样独特的方式来纪元。这种犯下清朝大忌的“政治不正确”碑文，是朝鲜西北部清使臣经过的地方所绝对看不到的。聂士成心中要问的也许是这个问题：清朝值得为背清的朝鲜而战吗？

　　聂士成到了元山港后，忽然接到电报，说李鸿章将在四月巡阅海军，要他立即回国。聂于是更改行程，横越朝鲜半岛至汉城，拜会国王高宗后，再取道平壤，他在那里碰到朝鲜从清朝回来的贡使——那应是朝鲜最后的贡使了。

　　《东游纪程》是聂士成入朝个多月来的日记，从中可以让读者扼要地了解大战前夕的朝鲜社会百态，由火枪兵、学童列队“乞钱”，以至官妓制度、“崇祯纪元后”的碑文，无不说明当时的朝鲜仍是个沉睡中的“隐士之国”，而强邻日本则高唱“征韩论”已多年。朝鲜的亡国命运，已非同样是暮气沉沉的清朝所能力挽的了。

　　聂士成三月底回到东北。三个月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迅即战败，朝鲜在日本挟持下宣布脱离清朝而“独立”。聂士成曾率军入朝参战，以勇敢善战而在战后升为直隶提督。

　　(摘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郑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