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属罕见：大陆官方媒体发表文章 首提六四事件

小徐614

实属罕见：大陆官方媒体发表文章 首提六四事件

2009-6-3



　六四20周年将至，中国官方和媒体的态度一直讳莫如深，避而不谈。是以当昨天官方报章《环球时报》发表涉及六四的长篇报道，访问了大批建制学者，甚至在文中援引了异见学者观点时，即时惹来了外界注目。德通社便表示，这是今年内地官方媒体首次明确提到六四事件。

　　这篇文章名为「Evolu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ought over two decades」，探讨中国知识分子角色的演变，包括了六四事件对内地知识分子的影响。德通社特别提到文章引述了徐友渔在网志所写的文章。徐友渔是《08宪章》要求民主改革的联署者之一。

　　不过文章只有英文版，没有中文版，反映了内地官方的态度仍非常忌讳，无意鼓励内地普罗大众多谈，文章的对象，似乎是内地知识界以至国外媒体。

　　文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的主流观点，但也很认真地尝试从内地建制知识分子的观点，去探讨自身的位置、角色和心路历程。以下为报道原文翻译（标题为编辑所加）。

　　一. 80年代的知识分子

　　不明朗的理想主义

　　对于目前西方经济陷困失败、中国选择的经济发展道路则取得成功，身为官方顶尖智库专家的丁一凡，感到很庆幸。

　　80年代，丁一凡理想主义地相信西方模式，能为所有问题提供答桉，但今时今日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认为20年前自己所编辑的西方思想翻译书籍《社会学发展》，是幼稚之作。

　　认清中国落后归咎意识形态失败

　　80年代末当教师的丁一凡，当时像很多人一样，对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落后，都经历过一阵强烈突然的尴尬困惑，并将这些感觉，归结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失败上。「我们对中国的将来感到不安，我们希望西方能在经济改革上帮中国。」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江永说。

　　1978年的改革开放，展开了一场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为更具活力的国家主导市场经济。在这场转型的头十年，中国政府发现要解决一大堆因新政策而衍生的政治经济和学术思想矛盾。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沉丁立教授说，当时一般人的生活未能得到全面改善，原因之一是「官僚倒把」，以及社会一些负面因素所构成的障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係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则指，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仍未「完成」，中国社会正在转型。

　　对将来欠信心追求自由民主成共识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解释，在80年代，民众对中国的未来仍不太够信心。对中国可怜可悲的经济状看不过眼，加上文革时代遗留下的极左思想，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在80年代都有一种追求自由民主的共同信念，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形容，「对知识分子来说，那是一个民主启蒙的年代」。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主任张立平向《环球时报》说﹕「当时大学内的青年，全在涉猎各种各样的知识，读不同类型的书。」当时，有关不同社会的知识，以及有关新概念的讲授，充斥了大学校园报告版的每个角落，学生们传阅覑不同的书，进行覑各式的辩论，尤其受欢迎的，是各种关于「主义」的辩论，诸如存在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张颐武说﹕「不明朗是那段时期的最明显特徵。」他指当年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的选择甚为「随机」。

　　二.六四后的知识分子

　　「明白中国不会一夜转变」

　　星岛日报华盛顿分部前主编陈志刚说﹕「80年代是启蒙年代，并几乎成了中国政治转型的转捩点。」张立平认为，六四事件发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一度变得沉默」，「知识分子不再公开谈论『主义』，而将焦点放在学术问题。一些人担心中国可能往后倒退。」但这些忧虑在3年后，即1992年邓小平南巡强调经济改革后得到扫除。张立平说﹕「邓小平的讲话重燃了人们的希望，恢复了信心。」

　　六四后变沉默邓南巡恢复信心

　　90年代，「经济发展」已再非口号，人们真的目睹生活水平在提升。张颐武说﹕「中国市场经济让个人，尤其是草根民众，得到改变人生的机会。」他的舅舅过去常要问张颐武一家借钱帮补，但在新政策之下，他变得富裕起来，张颐武本人的生活也好起来。

　　苏联分崩和东欧变天，令张颐武很震撼。在读过一些法国理论家的着作后，他转向了他所谓的「较理性」思考。他开始对中国在90年代初的发展，有一个较清晰的概念，再不认为西方模式是一切的答桉。

　　从理想主义走向「建设性批评」

　　张立平称，1989年后，知识分子变得「较温和及理性」，「人们明白中国不会一夜间转变」。丁一凡说，他「知道」学运不会改变中国，「即使80年代西方文化在当时有覑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在1992年起急速变化，令一些知识分子开始紧张起来。伴随覑财富增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为中国带来了功利主义的好处，以及拜金主义的问题。很多人只专注赚钱，知识分子发现他们的精英文化，被通俗文化取代；在80年代一直处于舞台中央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感到被社会边缘化。在90年代，很少人关心知识分子说什麽，很多知识分子都离开学术圈，下海从商。在此背景下，以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教授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掀起了有关「人道主义精神」的激烈讨论，知识分子自我反思，讨论如何在新时代调整自身的价值，重拾已失落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前研究员徐友渔说﹕「若80年代的文化意识形态，是激进和理想主义挂帅，希望藉此实现改革，那麽之后跟随的，就是所谓『建设性批评』的社会现象，去反思人文科学及9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实。」

　　绝对理想模式不复存在自由派新左派争锋

　　张颐武表示，中国在这段期间经历了急剧和迅速的改变，「一种绝对的理想模式已永远不复存在。中国人过去是如此的贫穷，他们寻求改变自身生活、令国家强大的动力是如此之强，结果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90年代还是年轻教师的他，发现学生上课只为拿学分，上堂例牌睡觉，但在课堂外，他们会跟老师讨论现实生活的具体事情和问题。「那时我开始感到中国人觉得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

　　徐友渔认为，面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好处和坏处，中国知识分开始分裂成「自由主义派」和「新左派」，他们对这段时期社会问题的根源，有覑迥异的看法，前者认为是旧权力体系妨碍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后者则批判市场经济，坚持抗拒。

　　三. 21世纪的知识分子

　　互联网拓讨论空间

　　踏入21世纪，随覑再没有具体意识形态主导覑中国民众，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表达意见的空间。在80年代，张颐武常迴避诸如人权等敏感议题，他直言当时「选择这种议题，意味否定及与社会割裂」，但现在「我们有更多空间」。

　　中国地位提升学术议题走向国际

　　这些改变也开始在哲学层面出现。社科院的方军认为，在中国改革的初始阶段，哲学探讨常集中于真相的标准，以协助改革克服意识形态障碍，但随覑改革深化，焦点已转到全球哲学圈子的一些根本议题，诸如怎克服工业化后的「文化危机」。

　　全球化加强，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也改变了国际研究。国际关係专家沉丁立指出，在90年代，核武是中美关係一大议题，当时「中国没太多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慾求，被迫要跟从美国」，但在21世纪，这模式已变，核武再非中美间的中心问题，反而两国正寻求战策合作。

　　张立平说﹕「踏入21世纪，中国年年经历覑巨变」，她在90年代赴美当访问学者时，对美国科技的先进感到震撼，但当她两年后赴华后，她对中国的剧变感到诧异，她发现美国日常生活所有的，中国几乎全都有。「以往中国人总是想知多点有关美国的事，但现在轮到美国人想认识多点中国。」

  　政治改革环境保护明显滞后

　　张立平说，与经济发展相比，有两大议题明显滞后，那是政治改革和环境保护。沉丁立担心，中国贫富悬殊加剧，贪污日益严重，会打击人民对政府及共产党的信心。「知识分子不应盲目服膺于某一特别群体集团，不管他们是多数派或少数派，都应以理性方法去审视整个社会，帮中国找出符合实际情的道路。」张颐武说。

　　「不再视西方思想为终极目标」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汪晖在日内瓦论坛上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可见于豁免农业税、投资于乡镇医疗保健、教育和基建系统，还有教育改革和社保系统改革。张颐武说﹕「人们现在变得较成熟，他们不再视西方思想为中国的终极目标。」张立平也在访问中多次强调，「激进改革或革命是极度不安全，在中国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