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与彼得大帝的治国差距

小徐614

17、18世纪之交，中国和俄国的天空几乎同时出现了一颗相似得惊人的巨星—震古烁今的康熙与彼得大帝。他们都是大气磅礴的传奇君主，一个是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中国皇帝；一个是锐意改革、狂飙突进的俄国沙皇。他们不仅出生时代相同，在位时间相当，而且都具备非凡过人的雄才大略。

他们呕心沥血、励精图治，把各自的国家带入了鼎盛的局面:康熙使中国一举摆脱明末清初大动荡后满目疮痍的局面，成为东方最强大的王朝；彼得使落后愚昧的俄国一跃而起，成为令欧洲列强刮目相看的封建强国。

他们又是两艘巨大航船的舵手，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驶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彼得使俄国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雄踞欧亚，傲视全球；康熙最终没能跨越封建体制，他所开创的盛世王朝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很快步入落日辉煌，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坠入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并遭到俄罗斯的侵略、蹂躏。对此，马克思情不自禁地发出史诗般的浩叹:“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今天，重新翻检这段历史，人们不禁要问:是盛衰无常的历史周期律无可逃遁，还是幸运女神偶然间与中国擦肩而过呢？

一

康熙和彼得波澜壮阔的生命历程具有神秘的巧合:他们同是少年登基，同样博学勤政，甚至连幼年的曲折命运也充满谶语般的暗合。

年幼的康熙和彼得都是不幸的。康熙的生母佟佳氏只是皇宫中一名不受恩宠的庶妃，所以，父亲顺治帝对他的到来并不十分在意。出生不久，他又遭到当时被人们视如洪水猛兽般的天花的侵袭，命悬一线，尽管凭借顽强的生命力侥幸存活了下来，却从此留下一脸的麻点。不幸接踵而至，他八岁丧父，十岁时疼爱他的母亲又死了。两年之间父母双亡，形影相吊，这给他留下很深的心灵创伤。所幸宽仁博大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十分关心他的成长，一直以帝王的标准严格训练他，教育他要“宽裕慈仁，温良恭敬”，一举一动都要“俨然端坐”，中规中矩。

幼年的不幸，砥砺康熙更加勤奋地学习。他常常虚心地咨询左右，甚至不耻下问于身边的太监。他一生既受到满洲骑射文化的训练，又受到蒙古草原文化的熏陶，还受到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可谓“全能皇帝”。

1669年，康熙正式亲政。这位蓄势待发的年轻君王，一坐上至高无上的王权宝座，就显示出了不可遏止的治国雄心。他14岁时就亲自谋划铲除了位高权重、专横跋扈的鳌拜，先后平定了三藩之乱，东北反击沙俄，西北扬威平叛，修德中外一家，而且治河安邦，富国裕民，肃清吏治，开创出康乾盛世的繁盛局面。

在地球的另一端，比康熙出生晚18年的彼得同样命运多舛。他来之不易的皇位则显得更为血腥。彼得的父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老年得子，对彼得宠爱不已。可惜好景不长，彼得年仅四岁，老沙皇就突然病逝，孤儿寡母、势单力薄的彼得母子的命运岌岌可危。

彼得十岁那年，经过一系列血腥的斗争，同父异母的索菲娅公主先发制人，以谎言和承诺赢得射击军的支持，在斗争中占据了上风。而她那种翻云覆雨、复杂多变的政治手腕，对年幼的彼得影响颇深，使他学会对待敌人应该如何恩威并用、残酷无情。

和康熙幼年生活在野心勃勃的鳌拜的阴影下一样，彼得母子在索菲娅公主高悬头顶的利剑下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最后，他们被索菲娅公主赶出了莫斯科，流放乡间。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天生精力充沛、求知欲强的彼得如同脱笼之鸟，自由翱翔。与从小生长在深宫红墙内、锦衣玉食的康熙不同，彼得不认为手工是贱活，他对实用技术有着疯狂的热情，一生精通12种手艺。但彼得并没有只荒嬉沉醉于一己之好，他酷爱学习，对历史、地理、炮学、造船都充满浓厚兴趣，而他最乐此不疲、如痴如醉的还是军事游戏，他常常组织村里的小孩儿们玩打仗游戏，带领他们冲锋陷阵。

后来，年幼的彼得心血来潮，竟向索菲娅公主申请索要一批真枪实弹。这个羽毛未丰的小子，一直是威胁索菲娅独霸王权的一块心病，如今见他玩物丧志，不问世事，她不禁喜从中来，不但送去了大批枪支弹药，还送去了大炮和正式的编制。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些看似玩闹的游戏断送了她的权柄。


彼得搜罗了一些外国军人，招募了600名童子军，立志将他们训练成纪律严明的军队，而这支童子军最后也真的成为了俄国真正意义上的正式军队。

当索菲娅公主认识到彼得原来是一颗即将孵化的蛇卵时已为时晚矣。和康熙借摔跤角力的满洲少年“善扑营”智擒鳌拜一样，17岁那年，彼得统领自己组建的“少年团”一举粉碎索菲娅公主的摄政集团，开始行使皇权。

不甘失败的索菲娅公主趁彼得到国外学习之机，于1698年再次挑动“射击军”发动兵变，但很快就被效忠于彼得的谢英将军成功镇压。这次，彼得以最残酷的方式惩罚敌人，他下令杀死一千多人，并把叛乱的“射击军”的头颅挂在索菲娅公主的窗外，他要让这个女人知道，和他作对就是这个下场。在一片盛怒的血海之中，彼得建立起了他绝对的权威。

性格决定命运，现代心理学早已证明，人的早期经历对其性格形成至关重要。这条真理对康熙和彼得来说同样适用。不同的是，两个权倾天下的男人决定的是中、俄两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康熙即位时年仅八岁，彼得也只有十岁，都一样勤学尚武，天资过人，早年即显示出过人的胆魄与能力。他们都曾有过受制于人的傀儡皇帝经历，又以相似的手段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王权。封建王权血腥残酷的宫廷斗争，成为酝酿他们早期性格的共同温巢。而在他们迈出人生第一步时，不同的文化土壤和性格气质又锻造出他们明显的差异。少年时代那一幕幕以暴制暴的经历，使彼得终生崇尚强权，他要以疾风暴雨的方式抽打着俄罗斯一路飞跑；而康熙自幼酷爱中国的儒家文化，并终生用它来治理中国。

二

康熙和彼得都生活在由古代转入近代的关键时刻，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鞠躬尽瘁、勤政不怠，试图为国家开辟出一条富强之路。但康熙和彼得又都是由自己的时代所塑造出来的，他们注定将在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上并驾齐驱。

康熙是浑厚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层层堆积起来的泰山雄川，彼得则是俄罗斯广袤原野上自由疯长的参天巨树；康熙如搭造严谨的广厦，彼得则是冲决一切的洪流。康熙更为沉稳慎重，彼得却无比决绝果断。

康熙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王之术，他谨记祖母当年“得众则得国”的教诲，一生都尊奉“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信条，并给自己设计了为政的蓝图:“期于家给人足，百姓乐业而已。”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位61年中，康熙废寝忘食，有奏必签，即使白天围猎习武，晚上仍不辞劳苦，与随行学士“举火读奏章”。《康熙起居注册》记载，他每天早上“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把御案搬到乾清宫门前办公，辰时准时上朝，御门听政，巡游在外也要在行宫的大蒙古包里按时办公，无论酷暑严寒，从不间断。

当康熙终于看到天下太平、国势日盛之时，随即提出了“持盈保泰”的思想，满足于百姓岁足年丰、人民鼓腹讴歌的社会图景。

而在另一条道路上，彼得则用严酷的鞭子赶着俄罗斯在近代化道路上进行急行军。如果说康熙的勤政除了自身素质外，还受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时刻潜藏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所驱使的话，彼得则几乎是带着与生俱来的勃勃雄心，不惜一切代价“用铁索勒激起俄罗斯腾跃向上！”（普希金）

他是一位锐意进取、百折不挠的改革家，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他接手的俄罗斯实在是太蛮荒，太落后，太野蛮了！人们心灵完全处于封闭蒙昧之中，95%的人是极度贫困的农奴，文化水平非常低，即使在首都莫斯科，一百个人中能识字的也超不过三个，连贵族地主和他们的子弟大多数也是文盲。而当时，荷兰已辉煌了近百年，英国已完成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法国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带领下已成为欧陆首强……

彼得心急如焚，他迫不及待地要使他的祖国摆脱落后、贫穷、愚昧的状况。为此，他决定从自己做起。


从19岁开始，彼得开始以下士的身份在军中服役，他亲自驾驶小船攻击敌军战舰，在战斗中为迫击炮装填弹药，他甚至到一个钢铁厂像普通工人那样劳动。为了排除干扰和反对，他动辄抡起棍棒殴打，强迫大臣执行命令，他的惩罚措施从小额罚款到没收全部财产，从折磨肉体、流放做苦役直到处死，应有尽有。他的改革将俄罗斯人推向忍耐的极限，甚至连他的儿子阿列克谢也无法承受，积聚力量反对他的改革。

1716年11月，太子阿列克谢叛逃了。彼得借助武力强迫太子回国之后，亲自参与了对太子的刑讯。对这位想走回头路的太子，执意改革的彼得表现出了惊人的残忍，他参与了拷打以及致儿子死亡的整个过程。在太子死去的第二天，一位欧洲外交官惊奇地发现，彼得照常出席了一系列国务活动，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谁也想不到的是，历史的悖论竟然出现了:康熙仁政爱民，彼得凶暴治国；康熙修德中外，彼得侵略扩张；康熙激于道义，彼得唯利是图……结果却是俄罗斯一飞冲天，中国则走向回光返照式的最后辉煌。

一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世界总值的23.1%，而俄国仅占3.2%，但俄国1700—1820年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远远超过欧洲和世界平均速度，更远远超过中国，大踏步跨入西方列强行列。

很明显，站在道德的立场，康熙似乎是胜者。但站在治国的立场，他被后来居上的彼得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盛衰无常，世事难料。两个同样勤政有为、励精图治的帝王，为何治国的效果迥异？难道儒家宣扬的道德理念敌不过资本主义的贱买贵卖？难道千年难遇的贤明圣君敌不过从不体恤百姓的俄国“秦始皇”？到底是真理战胜不了强权，还是仁政输给了暴政？

其实，中俄两个繁荣强盛的帝国，表面的相似掩盖着实质的差异:一个是封建主义的迟暮，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康熙和彼得截然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两个国家的不同前途。正如俄罗斯人自己所说，彼得“出于高贵心灵的奇特本能，他一眼洞穿了祖国的所有疾病，给了俄罗斯可怕而有益的一击”。

彼得的改革几乎涉及全国所有的领域。他一生主持颁布了三千多条法令，改革行政机关、军队，建立军事工业，引进千余名各类专家，建立众多实利主义性质的学校和科学院，并派出一批批年轻人到国外学习。俄罗斯在狂飙突进的改革风暴之下，理性冲破禁锢，科学压倒愚昧，重商主义盛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终于紧跟世界先进潮流的步伐迎头赶了上来。

而康熙继承的是儒家文化“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古老真理，他虽然呕心沥血地试图开辟一条富国之路，但只是在中国重建了小农经济，却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使中国向资本主义迈出半步。对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工业革命，康熙茫然无知，毫无准备，反对变革，满足现状。他对内强化封建专制，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又重农轻商，致使明末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胎死腹中；对外则闭关自守，使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他在竭力开创盛世局面的时候，其实已经走上了与近代化潮流背道而驰的道路。

三

对西方科技学习的渴望和热忱几乎贯穿了康熙一生，他俨然成为了中国“史上最热爱科学的帝王”。

这位称孤道寡的皇帝，对西学了解的程度令人瞠目: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甚至高等数学、西洋音乐，他全都学过，而且学得还不错。据传教士洪若翰的信中所述，康熙“自己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德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哲学”进行学习，“神父们给皇帝作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了他们给他上的课，越来越赞赏我们的科学很实用……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

康熙当政时期，西方器物纷纷传入中国，出现了西学、西艺盛行的局面。康熙对他的洋教师们可谓恩宠备至:在宫廷拨给他们专门的房间，提供一切必需品，甚至在外出巡视时也常常带上教士，同住一顶帐篷，同吃一桌饭菜，解衣推食，不嫌琐屑。

1692年，康熙在国内颁布了对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华。1693年，康熙皇帝又特地派遣传教士白晋回法国，带去了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礼品，并且进一步表示，希望招聘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工作。

康熙对西学的满腔热情在西方不胫而走，引起很多人关注。1697年，德国著名的思想家莱布尼茨惊叹道:“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他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超过了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

在莱布尼茨盛赞康熙的同年八月，当时欧洲最大的造船中心之一的荷兰赞丹来了一群学习造船的俄国留学生，其中一个名为彼得的人，自称是个下士，和工匠们吃住在一起，凿木头、造军舰、学驾船样样出色，被师傅和工友们推荐为“优秀工匠”。他，就是俄国的沙皇彼得。

在瑞典，彼得扮作游客爬上制高点观察瑞典的要塞地形，测量绘制要塞平图；在英国，他冒充学者上门拜访牛顿，还和著名数学家弗哈森攀上了交情；在荷兰，他不但指挥快艇参加荷兰海军的演习，还利用闲暇去观看芭蕾舞剧……彼得甚至专门为出国特制了一枚印章，上面刻着一句话:“我是一个寻师问道的学生。”

既然康熙皇帝和彼得大帝都是醉心西学、善于吸收新知识的帝王，但为什么俄国走上了世界强国的发展道路，而清政府却日渐衰败？为什么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近代科学，而中国却依然在蒙昧落后的状态中摸索？

实际上，康熙对西方科学的浓厚兴趣，仅止于个人爱好，对科学技术造福于国计民生的重大作用并无充分认识，他要维护的是帝王的权威和儒学的至尊。从主观上讲，他研习西学不是为了经世济民改造中国，促进社会发展，而是唯恐汉人习得而轻视满洲贵族。他对西学和西技的根本态度只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所以，无论多么先进的科学仪器，只能戴上华丽的镣铐，被深锁在紫禁城的深宫之内。而彼得对西方科技的着迷，一开始就来自于他振兴国家的强烈愿望，他将西方科技视作霸业利器，带着明确的功利实用目的。

很明显，康熙与彼得比起来，缺少的是这样一种认识:从思想上重视西学的兴起及其对历史将会产生的影响，从制度上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

进入18世纪后，中、俄两国渐行渐远，走向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向。俄罗斯在彼得开创的工业化道路上阔步前进，而中国则在康熙营造的小农经济形态下盛极而衰。


1685年二月，31岁的康熙正当雄姿英发的盛年，他亲自指挥大军进攻雅克萨，痛击沙俄军队，打得俄国人抱头鼠窜，誓不再犯。此时的彼得正在乡间玩战争游戏，还是一个毛头孩子。

康熙一生平三藩、收台湾，抗沙俄、扫叛军，攻城略地，捍卫领土，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独立尊严。然而短短一百多年以后，中国就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同时也沦为俄国的阶下囚。

彼得的军事才能与康熙相比相形见绌。他一生有很多损失惨重的败仗，然而彼得是个性格坚毅的人，从不因失败而垂头丧气。

清朝在康熙的守土御侮、维护统一的政策下，一步步丧权辱国，铸成民族奇耻；彼得则驾驭着侵略扩张的疯狂战车，用无休止的拼杀为俄罗斯的腾飞开辟了道路。历史，在这里似乎再次受到无情的嘲弄。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是经济的体现。中俄两国在战场上的胜败易位，其实是由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决定的。

当康熙和他的子孙把一代盛世推向繁花似锦、高潮迭起之时，大清国这架承重已达极限的大车，早已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没有人知道，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因素几乎完全耗竭，国家发展潜力即将陷入油尽灯枯之境。社会动荡加剧、行政体制僵化、内部调控失灵，中国已如一潭死水。

相反，朝气蓬勃的崭新俄国正飞速崛起。彼得树立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启动了社会内部存在的潜能。他结束了草原化和东方化的俄国历史，开创了海洋化、西方化的俄罗斯新时代，把一个黑暗、愚昧的俄国引向了一条全新的光明之路。

康熙和彼得正是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影响了中、俄两国命运走向的巨人。彼得在与西方的接触和对抗中，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看清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为俄国开辟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康熙尽管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远在彼得之上，但在超越阶级、环境的局限，引进新技术和学习、了解外国新事物的远见卓识上，却明显逊色于彼得，始终没能为中国指出一条通往近代化的道路。

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康熙与彼得治理国家的最终宿命。看似个人选择的背后，其实是两种文明的撞击。

古老而持久的中华文明，具有非同一般的坚韧性和超乎寻常的消融性。千百年来，中华大地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疾掠飞驰的马蹄踏碎了多少帝帜王旗？但无论是纷扰如斯的五胡乱华，还是铁骑横渡的蒙元入侵，都不过是一段段小小的插曲，中华文明从未出现过彻底推翻和重新建立的局面。而康熙王朝也只是一朵绚丽的浪花，缺少左冲右突的磅礴之势，只能沿着原来的河道奔流到海不复回。

而只要看一下俄罗斯的国徽双头鹰，你就会明白这个国家的特性。这只视野广阔的“猛禽”兼有东西文化的渊源。

三百多年前，长胡子是俄国人最自豪的标志，东正教甚至把胡子看作是“上帝赐予的饰物”，而在彼得看来，这却是俄罗斯落后的象征。1698年，当俄国的贵族们举行宴会欢迎彼得顺利从欧洲返回时，穿着西式服装的彼得却二话不说，掏出剪刀剪他们的胡子。贵族们大惊失色，号啕大哭，不明白沙皇为什么这样做。剪胡子遇到上上下下的顽强抵制，但彼得完全不管这些，他宣布:剪胡子是全体居民的义务，要想保留胡子就得交重税。官吏和贵族每年要缴60卢布，平民30卢布。他要剪掉俄罗斯上千年的积弊和不文明，为俄罗斯注入全新的活力。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大清国初创之始，同样喊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口号。中国人的辫子、俄国人的胡子，似乎遭遇到了同样的厄运，都维系着一国之前途。但两者却有本质的不同:剃发是满族人家天下的标志，剪胡子则是一场新革命的开始。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改革的艰难，甚至于远远胜过流血的革命。


剃刀与剪刀背后，是两个民族命运的挣扎。


五

彼得大刀阔斧的改革尽管卓有成效，但由于丝毫不考虑俄罗斯的特性，割裂了与国家传统的关系，最终给国家造成了伤害。

富国强兵是许多国家长期的追求，然而却需要正确的制度积累，否则将走上危险的岔路，或是国富民穷，或是掠夺别国，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

彼得全身心地奔跑在强国之路上，也希望所有人和他一样，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

尽管他向往西方文明，学习西方科技，但本质上他却是一个奉行中世纪思维的改革家。彼得改革的主要领域是军事，国家财力大多用在了发展军事实力上，俄罗斯在巩固改革和取得胜利的同时，却奇怪地变成了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俄国史学家安留科夫甚至认为，彼得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实干家，而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改革家，“俄罗斯以国家的破产为代价，换取了跻身欧州列强之林的地位”。

当时，法国出现了开明的君主专制，英国出现了议会制，欧洲致力于建设资本主义的崭新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开始得到尊重。但彼得却背道而驰，对先进的政治体制根本不感兴趣，他要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与彼得粗犷，甚至凶残无情的性格相比，康熙的性格却是刚柔相济、经书礼仪、雍容大方。他全面实施儒家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真正实现了儒家的“大一统”理念，使中国不再有内外之分、华夷之别；他牢固树立“民为邦本”的信念，与民休养，改善民生；他提出“持盈保泰”的思想，想防止盛极而衰，满而不溢。作为指导国家的政治方针这并不错误，但发展到后来却陷入保守落后、不思进取的误区，无法解决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

中国落后于西方，康熙固然要负一定责任，但当时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通道尚未打开，条件尚未成熟。当时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再加上传统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严重阻碍了近代因素的成长。这是长期历史积累的原因，是任何英雄豪杰都没有回天之力来扭转的大趋势。

纵观历史，将国家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个“明君”身上，而不是形成制度作保障，这是最危险的事情。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君主意志，一旦君昏臣庸，或“明君”出现重大失误，国家命运就将出现危机。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重新审视康熙和彼得两个人物曾为国家发展制定的方向，会更清醒我们将要走一条怎样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