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毛人凤抗战 设调包计抓捕日本间谍集团

陈浩海

2012年03月29日 07:49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陈达萌
      核心提示：这时，日本间谍河本明夫帽子已经被送去附近一个秘密的住所检查拍照。河本被包扎了头上的伤口，打起吊带后走出急诊室，警察就把调包的帽子递上去。河本自以为摆脱了跟踪后，连忙去咖啡馆交换情报。

本文摘自：《四大特务档案》，作者：陈达萌，出版：人民日报出版社

1937年7月7日，是中国现代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日本人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县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被中国军队拒绝。日本军队悍然炮轰宛平县城，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爆发。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告全国同胞书》，其中说道：“卢沟桥事件并非偶然，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东北失陷已六年之久，继《塘沽协定》之后，现在冲突地点已到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我们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番宏论，确实打动了许多人，它标志国民党在各方压力之下，已经正式放弃了不抵抗的内战的政策，转面寻求民族的生路。

可是毛人凤还是不相信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他找了一个机会问戴笠：“老板，委员长的话是宣传，还是真的？”

戴笠严肃地说：“二者皆有，委员长特地要我们注意目前的舆论，对那些散布失败言论的人要处罚，你要在特务处做好宣传工作。”

毛人凤一听就明白了，看来蒋介石要大干一场了。

庐山会议后，形势果然急转直下。日本内阁通过扩大对华战争的计划，决定从国内和韩国调集五个师团，赶赴华北地区。同时为强迫中国政府迅速投降，日本大本营决定进攻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上海和南京。为确保南京和上海这一重要地区，国民党决定组织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中山勇夫和两个士兵驾车前往虹桥机场的中国军队驻地，不但明日张胆地刺探情报，而且向中国军队开枪，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当场将其击毙，日本以此为借口，向上海的中国驻军进攻。淞沪会战由此开始。

会战开始后，由于日本要从国内调集军队，所以在上海取守势，中国当局为迅速在上海构筑防御工事，必须首先消灭在上海的日本海军3000人，并且拦住在长江上的日本军舰。为此，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准备在江阴地区设置封锁线，谁知竟然发生了黄浚父子叛国案。

原来，国民党政府的作战计划还没有下达，日本人就已提前采取行动。在国民党军队到达时，长江上的日本军舰以及长江沿线的日本侨民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逃到了安全地区。撤退的局面非常狼狈，有的日本侨民家庭正在吃早饭，撤走时饭还是热的，而且什么也没有带。
这个计划是相当的秘密，一般人是无法了解的，现在计划泄露，只能表明最高当局内部出现了汉奸。问题相当严重，如果不能迅速地查获，以后就没有作战的秘密可言。戴笠的死对头陈诚在老头子耳边吹风说：“特务处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要适应抗战的新形势，只有另外组织一个情报组织。”

消息传到特务处，戴笠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蒋介石听从陈诚的话，那么几年的努力就白费了，还落得天下人嘲笑。戴笠急忙组织南京的特务警察机关，成立专案组，试图迅速侦破。

对这桩无头案，特务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还是毛人凤分析说：“这个泄密案，我看绝对是南京政府内部人所为，而且是高级干部，不然怎么能知道这样绝密的事情。如果要查，最好的办法，无非是排除法，南京有机会了解这个命令的人不超过100人，与其在这里胡乱猜疑，不如一个一个排除。”

大家觉得毛人凤这个主意虽然笨了一些，但是还可以操作。戴笠马上想到此法的另一妙处，那就是通过这次侦察，对南京的公务人员来个甄别，正好一箭双雕。

特务处和南京警察局的几百个人昼夜调查，最后疑点集中到外交部黄浚父子身上。

监视黄浚汽车司机的人员发现，这个姓王的司机经常去新街口附近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咖啡店。他每次进店后，就将自己的礼帽挂在衣帽间的衣架上。几乎与他同时，就有一个日本人进店喝咖啡，也将一顶同样的礼帽并排挂在衣架上。那个日本人喝完咖啡先行离开小店，会顺手将小王的礼帽戴上，扬长而去。而小王喝完咖啡，也就顺势戴上日本人那顶礼帽，假装不知道已经被调换过的事实。那个日本人名叫河本明夫，名义上是日本总领事馆的管理员，实际上是特务机关的一个情报员。

有了线索后，“侦黄小组”又设了一计：

这天，当河本明夫晚上从咖啡馆中走出来骑自行车回日本领事馆的途中，行至与中山路垂直相通的汉口路时，突然从汉口路冲出三个骑自行车的“冒失人”，猛地冲向河本，河本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翻在地，头上的礼帽也甩落在地上，被风吹出了十几步远。而撞了他的年轻人眨眼间便不见了。

河本此时已经是头破血流，手上也带着伤。他踉踉跄跄地站起来，这时几名好心的路人和交通警察非要送河本去医院。而帽子已经被送去附近一个秘密的住所检查拍照。

河本被包扎了头上的伤口，打起吊带后走出急诊室，警察就把帽子递上去。河本一把抓过来捏了一下，暗暗松了一口气。他自以为摆脱了跟踪后，连忙去咖啡馆交换情报。

这天黄浚接到帽子中的情报，发报人是须磨，内容是要嘉奖黄浚，所以指示黄浚在次日晚11时，约齐所有“有功人员”在黄公馆聚会，届时须磨亲自到场向有功人员发巨额奖酬和表示关怀。黄浚不疑有他，便集合了自己集团全部成员在公馆里，等待主子来发奖。

谁知这封信却是由“侦黄小组”成员“伪造印信专家”皮伯圣干的。他不仅模仿出了须磨的笔迹与口吻，甚至还找了相同成色的纸张和墨水。做得几乎是天衣无缝。在送河本去医院的过程中，侦黄小组把帽子里的情报调了个包，任何人都没有察觉。

约定的时间到了，来“发奖”的不是须磨，而是“侦黄小组”的成员及大批武装特工人员。这样，黄浚集团成员全部被捕了。

戴笠在向蒋介石汇报时，为制定调包计的毛人凤记了头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