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民间婚俗亦讲究“非处”不娶

刘恒宝

2012-3-17  
    南宋偏安一隅，治下少数民族居多，婚俗原本各异。由于理学渐滋，逐步化及四夷，后期五六十年间，已然倡明天下，对新娘子贞洁的要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婚俗亦随之出现趋同，如重视义理、嫌贫爱富、“非处”不娶、闹洞房等等，开始普而遍之。本文介绍几则有趣的小故事，并加以诠释，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宁宗时期，江西南昌有家姓杨的兄弟二人，哥哥叫杨念古，弟弟叫杨好古，皆是秀才。杨念古聘定关姓女子为妻，不想还没迎娶，该女子就病了。可能因为病得很重，女家就以其妹代姐成婚。迎娶之日，杨念古观察到这女子并无病容，于是仔细查问，媒人无法，只得以实相告。杨念古怅然，心想，我所聘的是个病女，弃之不义，而且恐怕还会加重她的病情而致死亡，但是她的妹妹已经到了我家，怎么办呢？也没有退还的道理。于是，杨念古就跟女家商量，让已经做了新娘的妹妹嫁给他的弟弟杨好古。他自己则重新迎娶病女，当时女子果然痛哭求死，而迎亲过门后数年间，其病居然渐愈，为当地一大奇事。

    在这个故事里，赵炎认为，杨念古的行为就是重视义理。因为“聘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违背之则不合礼法，而所聘之女又有病在身，若弃之，亦属“不义”。在这方面，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尤袤，是比较积极的倡导者。

    尤袤在泰兴令任上，曾判决过一个民事案件：某村农家有姐妹二人，姐姐去世，姐夫想娶妹妹为继室，父母都已经同意了，但这个妹妹就是不愿意。于是，姐夫以妻妹不尊父母之命为由，起诉至县衙。尤袤在审案时，询问妹妹为何不同意，她回答说：闺房之内夫妇间的事不足为外人道，圣人至理也。若我嫁给姐夫，则姐姐的闺房之事我就都知道了，对姐姐来说就是耻辱，非但无理，亦属不义。尤袤听后，深以为然，乃驳回姐夫的诉状，并褒奖了妹妹的义理之举。

    南宋还是一个婚姻重财的时代，基本沿袭了北宋奢侈的婚俗风。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曾经叙述过北宋科举考试期间出现的抢婚习俗，女家百般炫富，意图吸引中举的士子娶自家的女儿。到了南宋，这种习俗开始“平等”化了，如在广东、江苏等地，不但男方看重女方的嫁妆丰厚，女方亦大肆向男方索要聘财，至于双方的人品，往往就不管了。双方写定草帖，讲好条件，然后缔结婚姻，结婚的礼书成了商品交换的契约，“礼书竟同文券”，实在有些秽亵。

    广东香山有个郑家村，传说其始祖郑某，即是南宋度宗年间的人。郑某到七十岁时还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已出嫁，他把一生所积田产的契据都交给了女婿，依女婿家养老。几年后的一天，他与亲家翁一同散步，外孙来喊吃饭，他以为是喊他，就答应了一声，结果外孙说不是喊他而是喊爷爷。郑某听了心中很不是滋味，下决心另寻出路。

    郑某找了个由头把田契从女儿那里骗回来，然后出走，夜宿佃户家。晚上与佃户闲聊，反复拿眼睛看佃户的两个女儿。这佃户的两个女儿都已过15岁，有几分姿色。佃户终于明白了郑某的意思，觉得这老人巨富而无子，可以攀这门亲事。当晚，双方就找媒人说合，讲明财产归属等诸条件，签了契约，佃户就把两个女儿同时嫁给了他。一年后，两女各生一男孩。郑某活了90多岁，还看到了两个儿子结婚。后来子嗣繁衍，自成村落，被当地人称之为郑家村。

    杨万里在广东提点刑狱时，曾发布“训俗条约”整顿风俗，专门提到当地婚姻重财的恶习：双方“但以夸多斗靡为事”，男方务求女方妆奁丰厚，“金珠彩币必求充篚盈箱”。女方重彩礼，“花轿珠灯必欲填街塞巷”。“于是有索开门钱者，有索盘头费者，种种陋习，不可枚举。”以至于出现了伪造彩礼与嫁妆、强抢硬娶、悔亲改适等案件发生，导致男女婚嫁不得其时，旷男怨女，成为一种社会问题。

    对新娘子的贞洁要求，尽管其发端由来已久，但像福建、云南等少数民族聚集的省份，并未形成固定的道德标准。由于南宋理宗皇帝推崇理学，地方官以此教化万民，女子“专一”守贞之风，随即蔓延至各地，偏远之民亦受波及。新婚之夜，要查看新娘是不是处女，如果是处女，婚礼一切照常进行；如果“非处”，夫家动静杳然。

    如度宗时期，福建厦门有汉族李姓人家嫁女于一蛮族头人，蛮族头人以新娘相貌不好，很不满意。新婚次日，借口女子不是处女，不举乐（蛮族也举乐，赵炎甚感奇怪），叫媒人把女子送回了娘家。这女子从小失去了母亲，与哥嫂同住，嫂子知道这女子肯定不曾与男子有过肌肤之亲，悄悄问明女子新婚之夜的情况，原来这蛮族新郎并未与之同房。嫂子说，如此，怎么证明我们家小姑不贞呢。于是把此事告到了县里，县官派人验证，这女孩果然还是处女。于是判令蛮族头人鼓乐齐奏，把女子迎回家中，保全了这桩婚事。

    南宋周密在笔记里还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云南某地有个焦氏女子，已聘于人，有人看上了她，想要娶她为妾，于是到聘她的苗族夫婿家散布流言，说她不贞，在外面有相好的。苗族婿家于是提出毁婚，焦氏之父就告到官府。无奈散布流言的人布了局，不仅有证人，还有自承“奸夫”者。焦氏见事急，请邻家老妪把她带到婿家，面见未过门的婆婆。焦氏说，与其见官，在官媒面前出丑，不如就在您面前出丑吧，女子贞与不贞可以请您亲自来验证。于是关门脱衣，请婆婆亲验。果然，这女子还是处女，赵炎以为，傻子也知道结果了，案子不审即明。

    南宋时期女性的处与非处，不光事关双方婚姻成败与否，且关系到女方整个家族的荣誉。如当时不少地方的婚俗，新婚之夜，新娘为新郎脱靴，新郎就交给新娘一幅白帕，用来保留新娘的“落红”。如果新娘当夜有落红，则合族大喜。三天后回门时，就要送烧猪到娘家，富贵人家甚至送烧猪达数十头之多。所以女家在嫁女之日，多惴惴不安，惟恐烧猪不至。如烧猪不来，家人对坐愁叹，引为大辱。烧猪一到，则举家欢庆，大张旗鼓迎接烧猪，认为是家里教养有方，不辱门户。把烧猪分送亲友，加上红色馒头若干，就是人们所称的“麻蛋”。

    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新娘接到婆家后，先不举办任何庆典，直接送入洞房，即与新郎同寝。一家人和亲友都在新房外等候。不见到新娘的“喜帕”，人们概不道贺。如新娘不贞，不仅不是喜事，而且还是大辱。少顷，新郎从房中出来，手上捧着一个红盘子，上盖红布，里面装的就是保留有新娘落红的“喜帕”了。这时，新娘家里已备了一顶大轿在门外等候，新郎捧着喜帕直接登轿，去新娘家中报喜。如果新娘不贞，则二话不说，直接迫令其上轿回家，接下来就是双方打官司、索还聘礼之类的纠纷了。在这里，新婚夫妇的交拜成礼，都要等有了“喜帕”之后，可见处女问题在南宋已经是个至关重要的大事。

    在南宋民间婚俗里，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所谓的“闹洞房”。闹房之俗至今各地多有保留，许多地方仍保留有闹房时整治新娘、新郎乃至公婆的情况。

    南宋各地，比较文雅的闹洞房，当推醴陵，“是夜，众宾集房中，歌诗赞烛，曰闹房”。其他很多地方，则多方戏谑，无所不至。江苏淮安闹洞房，把来宾分为儿童和成年两组，结婚之家请能言之人专门接待，儿童闹洞房者主要是唱“闹房歌”，歌词中涉及男女之事，“多不堪入耳之语”。成年组主要是针对新娘，“淫词戏语信口而出”，“任意调笑”，一般男家都会听之任之，无可奈何，有的地方甚至有越闹得欢越受男家欢迎的情况。如福建石澳地区，男方请六名美少年前往迎亲，称之为“替新郎”，女方则请数名女伴，叫做“新阿姨”。新婚之夜，替新郎与新阿姨们聚齐欢饮，“谐谑嘲笑，罔有顾忌”。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各地的闹房习俗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人们的话题与行为，都与性有关，闹房的动作、歌词都有很多性的意味。最典型的如湖南衡州闹洞房，除了命令新郎新娘做一些类似男女交欢的动作之外，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打传堂卦”。主要是请出村中最能滑稽的人扮演堂官，旁边还站立着一班差役。一声令下，把新郎新娘和公公婆婆四人带上堂来跪下，堂官下令公婆二人当众教新人以房术，讲明男女结婚要怎样性交。公婆二人讲完，还要叫两位新人复述一遍，如不听从，可以用鞭子动刑。当地有时还在结婚之日请一两位容貌出众的“伴娘”、“喜娘”之类，吸引人们的注意，任来客随意调笑，甚至发生苟合，无所不至。

    此类闹洞房习俗，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性的戏谑，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当然是极不文明、不雅观的。但在南宋时期，这种闹洞房习俗实际上具有性教育的作用。

    中国古代，男性由于接触社会，性教育往往于自然而然之中完成，而女性就不那么容易了。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理学大原则下，很多女孩子到了要结婚的年龄，对性的问题仍然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这种情况下，临近结婚的日子，在新娘这边，其母亲就要对她进行性问题的说明了；在新郎这边，由其父来承担这项任务。但在那个年代，即使是父母，有些话也是不好启齿的。于是就有了两种方式，一种是用“压箱底”的图画或雕刻、实物来对性事作说明，近年在江浙等地就发现了不少此类南宋时期的实物，还有的人家藏有所谓的“春宫画”，也是这个用途。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闹洞房来解决性教育问题。（赵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