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后周边居民为何若无其事？

陈浩海

2012-02-29
      核心提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真理报》、苏联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依然在大讲苏联的伟大成就，制造歌舞升平的景象，营造“五一”节前的“祥和气氛”。后来，乌克兰、白俄罗斯的首都还照例举行了“五一”节的群众集会和游行。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无谓地暴露在受辐射污染的环境之中。此后，在总结核事故后果时，苏联当局又有意缩小受害者和死亡者人数。其理由是：“防止民众产生惊恐情绪”和“维护苏联的国家形象”。本文摘自南都网 作者：余一中（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 原题为：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和苏联僵化的体制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距离乌克兰普里皮亚季市约三公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第四号反应堆发生了爆炸。爆炸瞬间约有50吨核燃料化作烟尘进入到大气层中，另有70吨核燃料和900吨石墨被抛撒在反应堆周围，引发了30余场火灾。核反应堆中的800吨石墨引发的大火一直燃烧了10天。这就是人类核能利用史上最大的事故———切尔诺贝利事故，它给苏联带来了灾难性的严重后果。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切尔诺贝利事故？从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关于事故发生的原因曾有过种种推测，甚至还出现过“地震说”(认为事故发生前一瞬间当地曾有过小地震，是它破坏了反应堆的正常运转)、“破坏说”(认为有敌人蓄意破坏，往核反应堆里放置了爆炸物)等，但这些说法都被专家一一否定了。长期以来，争论基本上围绕着“工作人员失误说”和“核反应堆结构设计有误说”进行。两种说法颇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味道。但它们都分别道出了切尔诺贝利事故的部分的直接原因。

然而，如果把眼光从1986年4月26日这一天的切尔诺贝利扩展到更加广阔的苏联时空，我们就会发现，导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僵化的苏联官僚体制。

事故发生当天清晨5点，戈尔巴乔夫接到了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电话报警。电话里只说核反应堆出事故了，连发生爆炸的事都没有提及。戈尔巴乔夫咨询当时最权威的科技官员———苏联科学院院长兼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德罗夫。后者让戈尔巴乔夫放心。亚历山德罗夫甚至向政治局说：“并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这种情况对工业性反应堆简直司空见惯，你最好喝上两盅伏特加，就点小菜，好好睡上一觉，到时候什么后果也不会有的。”

亚历山德罗夫那段轻狂、傲慢的话还和他的个人利益有关，因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正是他主持设计的。发生事故的反应堆是石墨慢化沸水反应堆，而当初研发石墨慢化沸水反应堆的项目学术指导和这一类型反应堆的发明人也是亚历山德罗夫。该类型反应堆在用于舰艇和列宁格勒核电站时，都发生过事故。20世纪70年代，在列宁格勒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事故调查组的沃尔科夫和伊凡诺夫就指出过该类反应堆存在着安全缺陷，并针对这些缺陷提出了纠错的建议，但他们的建议却被亚历山德罗夫束之高阁。即使后来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第一号反应堆也发生了事故的情况下，亚历山德罗夫依然无动于衷。

1986年，亚历山德罗夫已经83岁，在学术上早已过了创造性的年龄，却身兼十几个重要职务。让他处理复杂的不断出现的学术新问题并应对方方面面的情况，显然是勉为其难。他自己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不久也说过：“领导像原子能所这样的大研究所和一些极其复杂的项目，并同时要操心科学院，应当说，这是非常沉重的负担。结果下场悲惨。所以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我认为，从此我的生命和我的创造生涯就开始结束了。”

从亚历山德罗夫身上，我们可以窥见在苏联体制下科学界的某些弊端：第一，把“让领导安心、放心”放在第一位而无视学术与人民根本利益的歪风(像卡皮察这样的国际著名学者只能遭到冷落)；第二，科技权威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积习；第三，官学兼任才能亨通的现象；第四，知识与人员老化，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新科技的发展。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作人员的配备则反映出苏联工业企业的粗放经营风格。例如该核电站的站长布留哈诺夫只具有燃煤发电厂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总工程师福明也只有非核发电厂的工作经历。主管第三号和第四号核反应堆的副总工程师季雅特洛夫只管理过一些小反应堆。为核电站配置的所谓专业消防队竟然根本没有受过应对核事故的训练。在这种情况下，核电站的安全生产就很难得到保证，而在发生事故的时候也无法有效地控制灾害的扩展。
综上所述，反应堆本身结构上的缺陷和核电站工作人员的专业性欠缺，注定了核事故是早晚要发生的。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如何应对灾害，减少其危害，是对苏联体制的一个巨大考验。然而，考验的结果暴露了苏联体制的严重缺损。

首先是教育的缺损。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各级官员，一开始都没有充分意识到事故的严重性。核电站周边的居民竟然若无其事地在遭受严重辐射污染的地区生活，根本不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巨大危险，乌克兰、白俄罗斯大片受辐射污染地区的居民对危险更是毫无防备。生活在核时代，对核危害却如此无知和麻木。这正好说明了苏联教育政策的失败：这种“教育意在使人不能超过当日政府所许的知识和教育”(陶行知语)。

其次，考验还暴露了苏联法制与言论自由的缺损。所有的社会信息都由苏联官方发布。而苏联官方媒体动作迟缓，且习惯于报喜不报忧。事故发生后60小时内，苏联官方都没有发布安全警告。不仅民众无从获取关于事故的真实信息，连苏联领导人真正重视起事故的危害，也是因事故几天后瑞典政府的提醒：被外泄的核物质污染的云层飘到了瑞典！

再次，考验还暴露了苏联领导人缺乏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负责的态度。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数日，无论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领导还是苏联的领导，竟然没有一个亲临现场视察和指挥抢险。直到事故发生后7天的5月2日，苏联政府总理雷日科夫才带领苏共乌克兰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赶到切尔诺贝利。

最后，考验还暴露了苏联体制为了塑造光鲜的“国家形象”而大搞瞒骗的做法。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真理报》、苏联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依然在大讲苏联的伟大成就，制造歌舞升平的景象，营造“五一”节前的“祥和气氛”。后来，乌克兰、白俄罗斯的首都还照例举行了“五一”节的群众集会和游行。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无谓地暴露在受辐射污染的环境之中。此后，在总结核事故后果时，苏联当局又有意缩小受害者和死亡者人数。其理由是：“防止民众产生惊恐情绪”和“维护苏联的国家形象”。

20世纪50-70年代，在苏联车里雅宾斯克和托姆斯克等地就曾发生过多次造成人身伤亡的核事故，但都被苏联当局掩盖下来了。切尔诺贝利事故之所以没有被掩盖住，一是因为事故的规模太大了，二是因为时代不同了，1986年的苏联领导层在人民要求改革的强大压力下也开始放弃遮掩丑事的做法。这样，外界才有了源源不绝的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报道，苏联也才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帮助。

不可否认，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苏联人民与事故带来的灾难做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有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为止，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已经有20多万人因核事故死亡，事故带来了近2000亿美元的损失(已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成了核能利用史上最“昂贵”的大灾难。俄、乌、白三国人民所付出的努力与牺牲在相当程度上保卫了欧洲和苏联西部居民的生命安全。他们理应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重。但是，他们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处境，不由得让我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塞瓦尔托尔故事》所描写的俄土战争中俄国士兵与下级军官的处境。这些官兵为了国家和军队的荣誉英勇顽强地与敌人战斗，而沙皇的外交政策、俄军上层的叛卖却让他们注定要承受失败的羞辱。试想，如果没有僵化的苏联体制，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还会发生吗？即使发生了，还会演变成如此巨大的灾难吗？苏联人民与核灾难英勇抗争的努力不是可以用来为他们自己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吗？

就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前半年，苏联作家拉斯普京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火灾》。小说描写了西伯利亚一个居民点的商店，平日里商店的货架上空空荡荡，但商店经理却常常开着车子往当地领导那儿跑。一天，商店里发生了火灾。居民们赶来灭火时发现，商店的仓库里商品堆积如山。火灾现场，有的人在诚实地灭火，有的人却趁机往自己家拿东西。当时的文学批评家们就纷纷指出，《火灾》是一部预言小说。它警示人们：苏联非常富有，但它的财富却被人送给了官吏们。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早晚会有一场大火把苏联烧个尽光的！

苏联的命运被拉斯普京和文学批评家们不幸言中。《火灾》发表半年后，苏联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大火灾。又过了五年多，苏联解体了。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也未来得及挽救苏联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