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历史:如果袁世凯死于1913

文卓

他是“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

1913年10月，美国驻华公使芮思施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他（袁世凯）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粗脖子，圆脑袋，看来精力非常充沛。他的两只眼睛长得优雅而明亮，敏锐而灵活，经常带有机警的神情。他锐利地盯着来访的客人，但不显露敌意，而老是那样充满着强烈的兴趣。他的两只眼睛显示他多么敏捷地领悟谈话的趋向。

同时代人无不对袁世凯的能力印象深刻。黄炎培回忆：“他记性绝好，从不忘记任何人或者事。因此，当一个地方官员受他接见，谈及地方事务和私事时，袁常常以其广博的学识和记忆力使来访者大吃一惊。他的部属亦因此而害怕他。”阎锡山回忆他初次晋见袁世凯时，“他一见面就把我想要对他说的话全说了，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话，使人再无可言。”他精力永远充沛，“简直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纽约时报》）虽然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从来不见倦容。他处事果断，能敏锐地发现局势的要害，迅速做出重大决策。

在满清时代，袁世凯无疑是“新派人物”。他早年从事外交，对世界大势有较清醒的认识。他对西方的羡慕达到了崇拜的程度。正如陈志让所说：“袁世凯像大多数并不憎恨西方的中国人一样，他总是美化西方。例如，他曾说过‘西洋无一平民不通军事，反过来说，每一士兵都曾受过教育。’”比起前辈曾国藩、李鸿章或者张之洞，他突破了“体”、“用”概念，放弃了维护中国文明传承的道义感。他的目的只是使中国富强，至于用什么手段并不理会：要知道，他是以一个不择手段的政客形象被载入历史的。

证明他是“进步派”、“改革家”的证据不胜枚举。他痛恨科举，一生致力于兴办现代教育。任直隶总督期间，他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直隶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发展在全国独树一帜。他在天津修建公园和引进电车电灯，推行西洋字母，进行市政选举，一时引起全世界的注目。1908年，《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说，袁是“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是“改革派人物中的第一人”。1911年，不论革命派还是保守派都认为袁世凯是有能力领导中国的唯一一人。甚至直到1913年10月，在宋教仁被刺杀和“二次革命”之后，全国的主要政治力量仍在支持袁世凯，仍寄希望于这个铁腕人物带领中国走出革命阵痛，走向独立富强。

也许可以这样假设， 如果袁世凯在1913年死去，他会作为一个进步人物被载入史册。不幸的是，他又多活了3年。正是在这3年里，他把自己从一个“一贯进步”的时代弄潮儿变成了开历史倒车的“窃国大盗”。

他对秩序的迷恋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然而，这种混乱中有着一种朝气蓬勃的气息。袁世凯只看到了混乱，没有看到活力。他感到极为不安。他认为人民对平等和自由的理解发生了错误：“一般人民以国体既改，国民均属平等，于是乎子抗其父，妻抗其夫，属员抵抗长官，军士抵抗统帅，以抵抗命令为平等，以服从命令为奇辱。而政治遂不能收统一之效。”

从打孙中山手中接过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开始，袁世凯就不断抱怨。他抱怨自己没有权力：“查临时约法……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他声称“国家元气凋丧”、“衰弱至极”，在列强包围下危机重重。他认为民国成立之后，人民遭受了“洪水猛兽之奇灾”，而自己则承受着“棘地荆天之痛苦”。（《袁世凯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

一句话，革命后的形势在他眼里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民主共和“办早了”、“办糟了”。当宋教仁开始进行议会斗争，试图进一步架空他的时候，他决定不再退缩，而是开始反击。他坚信，他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维护中国的利益。他决心在中国恢复秩序，然后再谈其他。

人们大多知道袁世凯早年是个浪子，从政时是个不择手段的政客，没有多少人了解军人出身的袁世凯对秩序的热爱。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这样回忆：

我父亲的起居饮食，一年四季，是有一套刻板规矩的……十一点半他吃午饭。所吃的菜，不但花样经久不变，而且摆的位置也从不变换。例如，他最爱吃清蒸鸭子，那么，在入冬以后，就每顿必有这个菜，位置一定摆在桌子的中央……

可以想象能连续几年不厌倦地吃同一个菜的人，其捍卫秩序的决心。作为一个多年的职业军人，袁世凯深信秩序才能带来效率。作为一个长于实践的官员，他最得意的是自己的管理能力。他习惯于把一切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像弹钢琴一样分出轻重缓急，有条不紊地一一处理。《剑桥中华民国史》精辟地指出了他的政治个性：“他迷恋规章制度和程序规定。他鼓吹官僚主义纪律，重视行政管理经验甚于其他长处。他不信任自发性和不受管束的政治行为。设计统治结构，配备可靠的官员，是他治理中国弊病的秘方。”“他可以等待时机，但他要消除不可预料的和不正规的事物的强烈欲望，证明是令人生畏的。”

虽然袁以新派著称，喜欢西洋玩意儿，然而他却娶了九个姨太太，并且偏爱缠足女人。他让女儿们接受新式教育，学习外语、体操、地理，却规定她们在家里只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并且为她们包办婚姻。他虽然一生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却只信中医，不信西医。他欣赏西洋理性，却迷恋中国经验。

虽然他推崇西洋政治，事实证明，他对西方政治运作并不真正了解。他羡慕西方政治中的效率和秩序，但是对议会的制约却无法忍受。这种制约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紧张，一种有益的敌对，然而，在袁世凯的经验和逻辑中只有天无二日，只有你死我活。他不能理解混乱和活力、敌对与健康的关系。

像大多数不了解西方的人一样，除朝鲜外一生没有到过他国的袁氏对西方社会的美好想象中有着许多想当然的成分。他只看到了美好的一面，却没有注意硬币的另一面。他理解的共和是：“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因而共和是秩序和效率的象征，而不是像现在的民国，一片混乱。

他自信了解中国政治的奥秘

在退让忍隐同时也是观察了一年多以后，袁世凯认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些革命党人的底细。他推崇西洋，然而看不起那些穿着西装的革命党人。他认为：革命党人浮躁幼稚，急于求成，除了夸夸其谈和“捣乱”以外，别无本事；他们从西洋生搬硬套来的那一套，在中国社会根本行不通。在中国，必须用中国的方式做事。

这位在中国历史积淀最深的河南省出生的政治人物，自信比所有人都了解中国政治的奥秘。人们对他的印象第一是干练，第二就是世故。凭着这两条，袁世凯笼络人摆弄人的功夫可谓炉火纯青。

在中国社会，这样的人注定前程远大。袁世凯也对自己的社会经验极为自信。在他看来，军队和金钱在中国是无坚不摧的。而事实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民国二年的形势看起来对他很不利。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眼看着就要把袁逼到墙角时，袁却没有在竞选中浪费精力，他忙于向外国借钱。他不惜代价借得善后借款，有了金钱做后盾，便谋杀了宋教仁，接着军饷充足的北洋军轻易地镇压了“二次革命”。然后以每人一万元的代价，使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宣布退出国民党。他的中国经验无往不胜。孙中山宋教仁们那些用选举取得政权的洋派想法在袁世凯的中国手段面前不堪一击。很快，他就从省自治、议会和约法的重重包围中杀了出来，掌握了实权。

梁启超用他那一贯犀利的笔描写袁世凯治下的政治风气：“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唯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四年以来，北京政府何尝有所谓政治，唯有此二物之魂影，盘旋熏灼于人心目中而已。”

他开始集权

对一个政治人物也许不应该完全从手段来评价。不论如何，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第一次获得了基本的行政统一。辛亥革命二周年纪念日，53岁的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登上了一生权力与事业的顶峰。这时的他有充分的理由踌躇满志。国家需要基本的行政统一，这是除当时国民党外所有党派的共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蔡锷后来以“反袁”闻名，然而在二次革命中，他却是袁的合作者。

1913年的中国对袁的铁腕是抱有期望的。而袁世凯也自信他能当得起这种期望。统治中国的人必须了解中国，关于中国如何进行变革，他认为他有更高明的见解。

在他看来，“宪政”代替“皇帝”，就如同军队用“洋操”代替“旧式操法”，目的是增强战斗力而不是纵容“下级抵抗上级，士兵抵抗长官”。“宪政”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摆在中国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如何尽快强大起来。他希望他的宪政能迅速带来效率和团结，能让人民如同军人那样组织起来，听从他的指挥。

他的构想是先要在中国恢复行政力量的强有力控制，然后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由上而下、“按部就班”地开启民智，一步步地推行宪政。一切都必须在控制之下，在计划之中，统筹规划，“权衡轻重缓急，通盘筹划，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这样才能不出乱子，才能在稳定中走向富强。

为了恢复国家力量，他开始集权。这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的。他纵横捭阖，威逼利诱，把各省都换上了听他话的人。他收回了在各省任命官员的权力，把地方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为了更新官僚队伍，他在1914、1915两年组织了公务员考试，选拔县长一级的文职官员。他成立了审判官员的特别法院（平政院），来严惩腐败。他希望通过如上措施恢复官僚系统的纪律和力量。

握稳实权后，他向议会、《约法》和地方自治组织开刀了。他废除了《约法》，解散了议会，取消了他从清末以来倡导的自治机构。为了压制社会上不满的声音，他强化了报刊审查制度。邮局把邮件送交警察局监视，成千便衣人员和情报人员搜索不同政见者，铁路旅客因有谋反嫌疑而被仔细盘问，行李被仔细检查。看上去，他在全面背叛辛亥革命甚至是他自己的政治理想，证据确凿地一步步走向“反动”。

袁的本意当然不是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宪法程序、法律程序、民权、代议制议会，这些他都要。问题在于，他认为目前的议会、法律、自治方式都是错误的。它们来路不正，走火入魔，被坏人利用，完全变了形走了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他要一律废除，然后按自己的模式加以重建。

袁世凯深信他对中国社会的独特分析。他认为，在民智未启的中国，命令、指挥是最有用的方式。在人民素质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选举达不到它自己的目的，只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驶向帝制的深渊

1915年前后，袁世凯的集权达到了顶峰。他拥有了相当于皇帝的无限权力，他整顿了官僚秩序，恢复了中央财政。然而，和他的设想相反，中国不是变得更有力量了，而是更衰弱了。社会是安静下来了，却变得死气沉沉。政府的尊严和政府同普通公民的疏远，都重新出现了。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全部消失，有产阶级在政治高压下危险地沉默。中国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一盘散沙了。

更让袁世凯丢脸的是，1913年以来所有的外交危机一概以中国的退却而告终。他被迫承认西藏和内蒙的自治权，使得外蒙独立成为事实。而1915年的“二十一条”最终向全国证明，他的集权并没有换来在列强面前的防御力。与之相反，为了集权，他不得不以国家利益为代价。

袁世凯恼羞成怒。为什么统一后的国家没有出现他期望的凝聚力？他做出独特的诊断，病因是人民对民国的生疏和不认同。因高压统治而造成的国家机器疲劳，对国民不满情绪的恐惧，以及外交失败的羞辱，使袁世凯把帝制当成了救命稻草。集权主义的列车终于驶入了帝制的深渊。1913年以来他的一系列失误至此得到了一个不容辩解的总结性标志。

多少年来，很少有人愿意为袁世凯的帝制做一点点必要的解释：“洪宪”这个年号的意思是“弘扬宪政”。

葬礼象征着他的一生

袁世凯的死因从根本上说是一生事业的屈辱性失败，从表象上看是因为他不信西医。“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结石症，最初的病状是小便困难。这个时候，如果住院导尿或者开刀，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一向坚信中医，从不肯找西医来诊视”。（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等到最终无可奈何地请来西医，已经晚了。

袁世凯的丧仪从另一个侧面颇为有趣地象征着他的一生。“这个仪式是新、旧习俗，中西礼仪的大混合”。“进行仪式的喇嘛们，有的诵经，有的吹奏蒙古乐器，而现代的西洋乐队却在吹奏欧洲的葬礼进行曲”。这独具特色的一幕，恰到好处地说明了袁世凯一生的之所以成功和之所以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