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基层官员如何对待“民意”

文卓

在不少古装影视剧中，我们常见到老百姓向皇帝上万民伞、万民折之类的镜头。诠释的就是民意，流行的说法叫群众满意度。影视剧固然是在戏说，真实的历史里，平头百姓想见到皇帝老儿，可能性极小，但集体上访求见地方长官，却也常见于史册。
    民意之概念形成已久，自汉魏后的历朝历代在考核官员政绩时，多“询诸民言”，即征询百姓的意见。逮之南宋，基层官员的升迁与民意挂钩，几成地方官场常态。老百姓认为你是好官，你就是好官，你就有可能在以后的仕途中顺风顺水，这是正面民意的力量；反之，负面民意一出，你的政治生命就基本结束了。
    南宋朝廷了解民意的办法有两种。
    一是自上而下，即委派巡抚使或者台谏官员直接去地方，通过“吏民条言”和“吏民言”，考核测评地方官员施政和执法情况。比如，大词家辛弃疾就曾做过江西安抚使，纠察过地方荒政，根据群众举报，向朱熹讨还被扣的数船粮食。
    二是自下而上，即允许甚至鼓励老百姓直接向上一级政府反映、批评、揭发、举报所在州县长官的政绩好坏与否，以民意为根据，决定地方官员的任免，名曰：“举留”。宋孝宗曾进一步解释“举留”的好处：“民意宣，则民心顺，吏治清，风化行”。说明这个皇帝还是愿意听取老百姓的意见的。
    当民意成为权重，成为基层官场的指挥棒，在基层官员的心目中，民意的价值随即微妙起来。
    为民好官，自得民意。
    比如陆游在绍兴二十八年做福建宁德县邑薄，“有善政，百姓爱戴”。时有上司嫉妒陆游，罗列游之“罪名”上报，意图诬陷。待浙东南路监司来宁德察访巡视时，数千群众拦马质问：陆主簿何罪之有？该监司倒也是明理之人，回到衙门就对诬陷之人大发脾气，直呼“荒谬”！陆游在宁德一呆就是五年，宋孝宗继位后，因陆游得“民意举”，专门发诏表扬，赐其进士出身。
    又如高宗时期，杜颖以弋阳县丞代理永丰县令，严禁吏役借课税扰民，取消抓捕违期交税者的做法，而是与百姓约定，允许他们自行缴纳，并且体谅百姓的困难，一再宽限日期，于是百姓非常感动，“争先恐后”地去缴纳课税，最终得以完成指标。等到他代理期满将要离开的时候，老百姓们都纷纷向州领导表示感谢，感谢他派来了这么好的县令。州领导郑汝谐因此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考评，为他未来的仕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作秀民意，意图脱罪。
    正面性的民意如此“给力”，往往能给当事官员换取名利双收的实惠，所以官秀民意、利用民意的故事也不绝于南宋历史。
    韩侘胄为相时，湖南永州知府陈冰等一批州县官员，有的因为犯了公务过失，有的受连坐牵累，先后被罢官。可是当地人民都说他们是好官，“具列善政以闻”，把他们施政善举一一列出来，韩侘胄于是就让他们官复原职。后经查实，陈冰等人是“犯案在先，行善政在后”，目的正是取悦于民，借民意“欲脱罪耳”。于是，有司再一次报请韩侘胄，并向老百姓解释真相后，重新将陈冰等人罢免。
    摄于民意，贪官求饶。
    宋光宗时，广西某县主簿周荣和县府工房书吏常红等借劳役“设计害民”，索取贿赂，当地百姓不服，纠集百余人组团去州里告状。周荣得知这一情况，害怕了，立刻快马加鞭，赶了40里路程追上大家，再三求情说：“我14岁进学，吃尽灯前窗下之苦，好不容易熬到现在这个职位，你们千万饶了我，别坏了我的前程。”由此可见地方官吏对负面民意有多害怕。
    假借民意，击垮同僚。
    宋高宗时，向子忞守衡州，时逢大旱，衡州米价一下子窜升到每斛一万五千钱。向子忞急忙遣人分赴各粮食丰收地区抢购粮食，以原价摊分路费出售，每升为六十钱，这批价格适中的粮食救了很多百姓。但此举严重损害原本想要趁机发一票横财的富豪乡绅的利益，于是这批人也来表达“民意”诉求，向湖南提刑衙门告状。恰好这位提刑大人曾与向子忞有旧怨，随即借此“民意”，将向子忞罢职。
    但假的就是假的，终究当不得真，大多数老百姓的意见才是真民意。此消息传出，“士民相与群聚”，一起拥到衙署前，敲击给老百姓鸣冤喊屈用的登闻鼓，“愿举留”向子忞。现场群情激奋，“鼓为之裂”，吓得提刑忙以巡视为名趁夜登舟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