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 《马克思传》也成黄色书刊

步天涵谷

这个需要由中央主要领导人亲自过问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但在当时却绝非一个小问题。自从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之后，“在个别地方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有的同志指责女青年烫发、搽雪花膏，干涉青年们穿款式新颖的衣服，不准青年们跳健康的集体舞，甚至对养花也加以非难，并且把这些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当作‘精神污染’的表现来反对。这种把青年美化生活的愿望同精神污染混为一谈的情况虽然很少，但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篇评论员文章，由时任中国青年报社副总编徐祝庆执笔。整整25年之后，这位已经退休的老报人忆及该文出台的前前后后，坦言当时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绝非“个别地方”，也并不“很少”。

虽然发表在报面上的文章显得克制而有分寸，但徐祝庆深知，清除精神污染的领域和范围在当时已经扩大到十分荒唐的地步：《马克思传》内页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而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瞭望》周刊封面，因刊登获得世界冠军的女子体操运动员在高低杠上的动作，而被某些地方当作“黄色照片”加以收缴；有的地方查出一岁小孩不穿衣服的照片，也被定性为“淫秽照片”；战士随身带着对象的照片，便受到严厉指责；有的大城市党政机关，不准留烫发和披肩发的女同志进大门；许多工厂门口有人站岗，对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男女工人一律不准入内。甚至，有些地方组织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在大街上见到有人穿喇叭裤，上去便剪……

“有人借反对精神污染搞起了运动，突破了思想战线的范围，搞到了其他领域。许多省市的领导都出来‘表态’，给人的感觉是又要来一场运动了。‘是不是又要整人了？’这种气氛当时十分明显。”徐祝庆回忆道。

在这样的形势下，即便是他所服务的《中国青年报》，也只能违心地、连篇累牍地批评起各式各样的“精神污染”来。而在不久前，它还刊登新款服装裁剪图，鼓励青年人穿花衣服，甚至，公开为跳交谊舞的青年人辩护。

一时间，版面上只剩下“高亢嘹亮的健康歌声”，“靡靡之音”失去了藏身之处；“精神污染与精神鸦片”被分析得头头是道；报面上公开批评某刊物“宣扬青年演员的私生活，鼓吹个人奋斗思想，情调很不健康”，并痛陈“一颗子弹只能打中一个人，一本黄色书刊却会打到一批人”，甚至郑重其事地提醒人们“注意存在于科学幻想小说中的精神污染”。报纸还援引当时文化部部长的请求，希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文化部改变对抵制精神污染软弱无力的状况。

有一篇记者暗访广州流花宾馆6元门票的音乐茶座报道写得绘声绘色：有些演员演唱一些不健康的曲目，而且台风极不严肃，有的嗲声嗲气，有的昏昏欲睡，哗众取宠。更有甚者，有两位女演员，身穿两旁开口接近胯部的黑旗袍，在若明若暗的转动吊灯下，边唱边大幅度扭摆胯部，故意侧身把大腿露出裙外，卖弄风骚，顿时引起场内大哗。

总之，从1983年10月下旬开始，各大媒体上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报道和评论突然多了起来。据《人民日报》当时的一位负责人回忆：由于“精神污染”一词使用骤增，以至于人民日报社排字房的这4个铅字都不够用了。

这便是胡耀邦作出指示的背景。1983年11月中旬的某个晚上，时任中国青年报社社长的佘世光来到胡耀邦住处。谈起社会上种种“清污”乱象，胡耀邦说，我就担心出现这样的事情，把清污搞到群众生活方面去，这就搞偏了，不能把美化生活也搞掉。

根据胡耀邦的谈话精神，佘世光回报社后立即布置撰写评论员文章。11月17日,《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见报。文章称：“女青年爱好烫发，年轻人喜欢服装款式新颖，节假日一起跳跳健康的集体舞，等等，同所谓精神污染完全是两回事。青年总是向往美的。这种愿望本身是正当的、积极的……如果在反对精神污染的时候把这些也反掉，那怎么行呢？……我们绝不能一说反对精神污染、加强思想工作，就在青年美化生活的要求上做文章，就把注意力集中到青年的裤腿宽窄、鞋跟高低、发型服饰如何上去。”

文章直言：“这种不加分析的做法是有害的……它会在人们中混淆是非界限，甚至可能使过去某些‘左’的做法重又出现。”

该文是第一个明确地向社会发出的否定信号，以此为标志，被扩大化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及时被叫停。

接下来，《中国青年报》坚定地贯彻起自己评论员文章的主张：11月20日，“星期刊”一版发表图片，并配有醒目的毛笔字标题《青年们翩翩起舞》，报道了北京市西城区邮电分局团委举办的集体舞会。局团委书记说，有人曾担心举办集体舞会会造成精神污染，但“生活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青年，他们的生活应该是美好的，团组织要保护和支持青年对美化生活的追求”。

12月31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版整版套红，在《看！祖国前进的步伐》的大标题下，以数据和图例展示了一年来各领域的建设成就。翻过来，二版却是这样一篇文章：《什么是“奇装异服”——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白崇礼》。

“最近，有些地方把穿戴打扮也当作精神污染来反对，斥之为‘奇装异服’。访问白崇礼，就是想听听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1983年的最后一天，中国青年报人和服装设计专家一起，再一次“讲清楚”了“这个问题”，并和读者一起，把“这个问题”抛在了前进的路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