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公交地铁性骚扰频发 网友建议生产带刺胸罩

刘恒宝

　2011年08月18日 11:16　来源：文汇报
     在这个热到恨不得打赤膊的夏天，上下班高峰时段人挤人的地铁给某些不怀好意的“肌肤之亲”提供了“良机”。近日，关于“地铁咸猪手”的讨论热潮席卷了这座城市中每天都要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上班族们。人们通过各种途径讲述自己的经历、讨论防范“咸猪手”的对策。

　　女性问题社会学家们对此点评道，面对“咸猪手”，女性应学会保护自己。但在解决更深层次的性骚扰问题上，仅有自我保护还不够，需要社会合力建立起一整套清晰的界定标准和处理流程。

　　被袭胸、摸大腿、掀裙子…… “咸猪手”并非“小概率事件”

　　这场声讨“咸猪手”的浪潮，始于前阵子网友上传的一组连拍照。这组照片摄于某节拥挤的地铁车厢中，画面中一名脖子、下巴附近皱纹丛生、看起来已有些年纪的男子，一手拿着报纸，另一只手在报纸的“掩护”下，悄悄伸到身前一位女士的胸口……单从照片上看，被“袭胸”的女士脸上明显流露出尴尬的神情，但却没有做出任何反抗的举动。

　　这组照片流传开之后，“咸猪手”一连几天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很多女网友也纷纷“跟风吐苦水”，讲述自己的经历，包括被袭胸、摸大腿、掀裙子等，堪称“花样百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遭遇“咸猪手”，似乎并非“小概率事件”。对于胆敢伸出“咸猪手”的“坏人”，绝大多数评论都表示应当谴责，甚至有人建议，“应该生产一种新型胸罩，上面带针刺，下次谁再摸，就把他手按在上面。”同时，也有不少网友认为，遭受骚扰时女乘客应该表现得更“勇敢些”。

　　此外，部分网友也在讨论中称，并非所有女性都是“沉默的羔羊”。网友“我是孙士杰”写道，“这件事让我想起1999年，我和一同事从中山大道坐公交去先烈东路，人很多，过道都站满了人，可后排还空着两座位，我俩就用力挤过去。过道中站着两个女人，我侧身刚挤过去，那女的就大喊‘流氓！’我当时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进去！”

　　通过法律解决“咸猪手”问题还有难度 女性应学会勇敢说“不”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马姝认为，夏季公共交通工具成为“咸猪手”多发地有其特定原因。

　　“咸猪手”反映出两性地位不对等

　　“夏季女性穿着往往较少，而在诸如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中，特别在高峰时段，人多拥挤，为‘咸猪手’接近受害者提供了便利与掩护，而且受害者几乎没有周旋的空间。”她说，“事实上，‘咸猪手’等性骚扰行为存在于包括公共场所在内的各种场所中，譬如教育机构、医疗机构等。

　　由于性骚扰大多是一种在不对等关系下发生的男性针对女性的侵犯行为，其中反映出的两性在权力、社会资源、经济地位等方面的不对等，更值得重视与反思。”
受侵害女性需要更多鼓励作出反应

　　就本次网络上流传的照片，马姝说，“照片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即便最后证明是真的，其中的女乘客可能也属于比较特别的个体。”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性骚扰的受害者确以女性居多，部分女性也在受侵害时选择保持沉默，但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可能与其个性软弱有关；也可能与她所持有的传统道德观念有关，担心伸张后会名节受损、遭人嗤笑；还可能与缺乏应对知识有关……”但她同时表示，“与别的城市相比，上海女性相对更强势，在受侵害时一般不会太软弱，照片中受到侵害但没有任何反应的女乘客，可能需要更多的鼓励。”

　　受害者可及时向司机及周围人群求助

　　在应对“咸猪手”问题上，马姝的态度很明确，“设立女乘客专用的‘粉红车厢’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受害者越软弱、越沉默，‘咸猪手’就越放肆、越猖狂。”她认为，虽然在遭到侵犯时，被侵犯方应以“保全生命安全”为首要原则，但由于“咸猪手”不同于抢劫等恶性刑事罪犯，一般不会出现危及被侵犯方生命的举动，因此“被侵犯方一定要尝试着和‘咸猪手’斗争。”

　　而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沈奕斐博士看来，因为“取证难”、“界定身体接触是否故意难”等原因，目前寄希望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咸猪手”问题还有一定难度，因此女性应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尽管可能会面对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其中可能会有一定的‘文化压力’(即基于特定文化背景产生的精神压力)，但女性仍应学会如何勇敢地说‘不’；其次，应迅速远离骚扰方，哪怕提前下车，或是在车厢内换个位置；如果发现‘咸猪手’对自己紧跟不舍，则应及时向司机及周围人群求助。”她还提到，除了女性加强自我防范外，还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如果某辆公交车上经常出现‘咸猪手’，司机可以向乘客提个醒。”

　　涉及权力的性骚扰更严重

　　专家建议给受害者搭建站出来说话的平台 事实上，在沈奕斐看来，将“咸猪手”视作“性骚扰”的一种，属于“性骚扰这一概念泛化的结果”——换言之，真正的性骚扰，远比公车“咸猪手”这一基本靠吼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要严重。

　　“真正产生比较大的危害，而且很难逃避的性骚扰行为，其中往往存在着‘权力关系’，比如，发生在老师和学生、上级与下属之间。”她说，“因为牵涉到利益，性骚扰方是强势方，而弱势的被骚扰方如果拒绝，可能要为此付出代价，比如在工作中被刁难、分配不到应有的资源等。这种情况下，被骚扰方往往出于‘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想法，对骚扰行为保持缄默，也很难采取有效的自我保护措施。”

　　应对此类性骚扰，目前部分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做法是希望被骚扰方能够“留下性骚扰的证据和自己明确拒绝的证据，再交由专门的机构仲裁。”沈奕斐提到曾发生在一家台湾公司的个案，其中女下属用手机录音记录了男上司要和自己“做朋友”的要求，以及自己明确拒绝的话语。尽管这是唯一的证据，但最终台湾公司相关部门组建的专家团通过对当事人的询问以及当面对质，还原了事情经过，认定男上司性骚扰成立，对其进行了开除处理。同时，为了支援被骚扰方，部分发达国家与地区还制定了严密的规章制度。“比如，在台湾地区的企业里，设有专人负责处理性骚扰投诉，一般是人力资源部专员，甚至部门经理。如果遇到企业在处理投诉时不作为，受害者还可以直接上法院告企业。”

　　据沈奕斐介绍，这套对性骚扰清晰的界定和处理模式，目前在内地很多城市中还没有完全建立。“部分研究结果显示，内地职场女性在遭遇侵害后，一旦声张，尽管身为被害方，却依旧要承担部分‘性污名’，即被周边舆论质疑是其自身作风不端正等，而强势的骚扰方却常会得到舆论的宽恕，无需为此付出足够的代价。”她说，“调查还表明，承担了巨大压力的女性，此后的就业也不很顺利。”沈奕斐建议，可以多学习一些好的做法，结合各个城市的实际制定操作细则，其核心理念就是，要想办法尽快给受害者搭建一个能站出来说话的平台。(记者 叶松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