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生命中的若干个“最后一次”

文卓

世纪伟人朱德的若干“最后一次”

    1976年春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借机大肆镇压革命群众，使国家局势变得很复杂，国民经济遭到更严重的破坏。年近九旬的朱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不顾身体虚弱，带病坚持工作，每天早起晚睡，给自己加大了工作量。康克清多次劝他注意身体，但他每次都说：“毛主席身体不好，恩来也不在了，现在，我要尽最大努力支持华国锋维持局面。”1976年的分分秒秒，对于朱德都是那么宝贵。他好像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不听劝告拼命地工作。

    最后一次赋诗酬唱毛泽东

    1976年元旦前夕，康克清带上家人把朱德从医院接回家中。

    元旦这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毛泽东新发表的两首词。第一首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第二首是《念奴娇·鸟儿问答》。

    一脸病容、身体仍未康复的朱德，一听到这两首词的播音，顿时精神起来，不禁赞叹道：“毛主席的词写得真好啊！”

    体质虚弱的朱德眼里泛起了连日来少有的光亮，他兴奋地告诉家人说：“主席这两首词，头一首是他1965年5月到井冈山视察时写的。这是他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后第一次回去，距1927年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已有38年了，故有‘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句……”

    那几天，朱德一有空就给家人讲解这两首词的内容，介绍有关井冈山的情况。有时，还叫工作人员反复朗读给他听。此时，尽管朱德不能见到毛泽东，但是，他仍时常挂念与他共事50年的老战友。

    毛主席的词激发了朱德的无限感慨，他情不自禁诗意勃发，反复推敲，用一个多星期，终于写下了《喜读主席词二首》，后刊登在《诗刊》1976年二、三合期（总第82期）上。朱德为这两首词作小引说：“毛主席词二首发表，聆读再三，欣然不寐。吟咏有感，草成二首。《诗刊》索句，因以付之。”

    下面是《喜读主席词二首》中的第一首：

    昔日上井岗，革命得摇篮。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

    罗霄大旗举，红透半边天。路线成众志，工农有政权。

    无产者必胜，领袖砥柱坚。几度危难急，赖之转为安。

    布下星星火，南北东西燃。而今势更望，能不忆当年。

    风雷兴未艾，快马再加鞭。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

    和第二首一起，落款为“1976年3月10日”。

    这是朱德生前的最后诗作，也是他和毛泽东最后一次诗词酬唱。

    邓颖超曾建议《人民日报》转载朱德的这两首诗，然而却遭到了姚文元的蛮横拒绝。在“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以后，《人民日报》为纪念毛主席诞辰83周年，于1976年12月26日特地转载了朱德的这两首诗。这是雨过天晴、乌云散尽时对与世长辞的毛主席的深沉悼念，也是驱除四害、朝晖映照后对永眠九泉的朱德的亲切告慰，更是在战旗翻飞、吼声如雷中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有力批判和讨伐。

  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

    朱德与毛泽东这两位中国革命的巨人，在风风雨雨中共同作战了40多年。然而，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却是那么的耐人寻味。

    1966年，已80高龄的朱德，也未能避免 “文化大革命”炮火的攻击。由于朱德功勋卓著，德高望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不肯放过他，尽管他已耄耋之年，仍将他视为篡党夺权的障碍。他们唆使“造反派”对朱德贴造谣、诬陷的大字报，喊“打倒、炮轰”的口号。面对接踵而来的诬陷和迫害，朱德始终像红军时期毛泽东对他的评价那样“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铁”。他镇定自如地对夫人康克清说：“第一，历史是公正的；第二，主席和恩来最了解我，有他们在我担心什么？”朱德不仅意志坚定，而且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

    1966年12月15日，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直率地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把你打成反革命，把他也打成反革命。我看，只要不是真反革命，错误再严重，还是可以改正的。一打成反革命就没有路可走了，这个问题要解决。”

    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一些人猛烈攻击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朱德却反其道而行之，仗义执言：“一切问题都要弄清，怎么处理，主席有一整套政策，批评从严，处理按主席路线。谭震林，还有这些老帅，是否真正反毛主席？”

    1971年9月13 日，林彪因篡党夺权阴谋暴露，仓皇出逃，机毁人亡。得知这一消息后，朱德万分高兴，马上提笔给党中央、毛主席写道：“……林彪这颗埋藏在毛主席身边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使我们党更加纯洁，更加伟大了。”

    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老前辈进一步加深了革命友情。

    1973年12月21日，朱德参加了中央军委会议，毛泽东在他的住所会见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当毛泽东见到朱德这位许久未见面的老战友时，要站起身来迎接。穿着一身深色中山装的朱德见状，赶紧加快步伐走到他的面前……

    两位巨人又见面了，又像井冈山会师时那样，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毛泽东拍着身边的沙发，请朱德紧挨着自己坐下。这时，毛泽东满怀深情地向朱德问候道：“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德仍用他惯用的四川话，兴奋地回答：“主席，我很好。”

    毛泽东拿起一支烟，划火柴时似乎思考了一下，深深吸了一口之后，高声对朱德说：“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毛泽东意味深长而诙谐幽默的话，惹得在场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点起了头。接着，毛泽东又风趣地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当时的气氛十分融洽。可是，谁也未曾想到，这竟然成了朱德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

    1976年当朱德的病情稍有缓解的时候，突然传来毛泽东病危正在紧急抢救的消息。朱德为此十分不安，他嘱咐身边的医生立即到毛泽东那里去。医生告诉他，已经派人去了，他这才放下心来。

    1976年7月6日，朱德因病逝世。这一天，华国锋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报告了朱德逝世的消息。

    刚刚从生命垂危中抢救过来的毛泽东，静卧在病床上，听完华国锋的报告，用哀痛而微弱的声音问道：“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华国锋扼要地向毛泽东报告了朱德的病情，并且报告了朱德治丧委员会的工作日程。

    毛泽东听罢，黯然神伤。他嘱咐华国锋一定要妥善料理朱德的后事。

文卓

最后一次访友

    1976年5月19日，年近90高龄的朱德收到知名学者成仿吾送来的《共产党宣言》新译本，一辈子治学严谨的成仿吾恳请朱德审读一番并提出意见，做必要的把关。这是成仿吾根据1848年的德文原本，对自己1938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重新校订后出版的。

    第二天，朱德拿起新版《共产党宣言》送审本，对照旧译本逐字逐句认真仔细地通读起来，并不时地提笔做着眉批。书一读完，感慨万千的朱德便动了即刻去看望译者的念头。他告诉秘书说：“你准备一下，我要马上去看望成仿吾同志。”秘书听后感到为难，朱老总毕竟是已近90岁、年老体弱的身子骨了，能经受得住驱车访友的劳顿吗？但看朱德决心已定，只好给成仿吾拨通了电话。比朱德小10岁的成仿吾得知这一消息后，在电话中声音激动地嘱咐道：“请转告老总，让他不要来，我马上去看望他。”

    但朱德仍然坚持要亲自登门拜访。下午3点左右，朱德兴致勃勃地坐车去看望成仿吾老教授。朱德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刚刚跨出车门，早已等候在楼门前的成仿吾便迎上前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许久都没有松开，并且兴奋不已地问道：“老总，你好呀？”然后挽着朱德的胳膊缓缓地朝屋内走去。

    从1974年中央党校组建“成仿吾小组”拉开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序幕，到印制出《共产党宣言》送审本，历时整整两年。出乎成仿吾意料之外的是，送审本报送朱德仅仅3天，这位年高九秩的革命家就坐在对面与自己促膝而谈了。

    朱德欣慰地对成仿吾说：“你们重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我一口气看完了，很好懂，主要问题都抓住了。看完后，不用讨论就明白了。阶级斗争问题、民族问题、家庭问题、妇女问题都讲了，讲得很清楚。”

    朱德询问成仿吾：“你们这个班子有多少人？花了多长时间？”成仿吾一一作了回答。

    朱德嘱咐成仿吾：“还应该多培养几个接班人。马克思主义弄通了，很重要。”

    接着，朱德再次强调并鼓励成仿吾说：“弄通马克思主义很重要，为了弄通，要有好译本。”

    朱德称赞成仿吾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并且郑重地说：“这个新译本很好，通俗易懂，没有倒装句，可以一口气读下来。有了好的译本，才便于弄懂马克思主义。这对于学习、普及马克思主义很重要。这个工作是根本工作，很有价值啊。”略作停顿，朱德又深有感慨地说道：“现在有些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总是要请教马克思、恩格斯，总得看《宣言》是如何讲的。你们的工作做好了，对世界都有影响，有世界意义。我要把你们这里当个点，以后经常来。”

    朱德语重心长地关照成仿吾：“你要很好地保重。党内像你这样的老同志不多了。”

    最后，朱德告诉成仿吾：“中央对我管得很严。我的身体还好，现在一天吃三两粮食，吃多了不消化。游泳要坚持，不要停下来。我现在还常用游泳圈在水里泡一泡。”

    两位老人推心置腹地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朱德起身告辞。望着渐渐远去的汽车，成仿吾深情地对夫人说：“他还是那么谦逊，还是那么真诚！”

    孰料，45天后朱德溘然辞世。这是成仿吾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他闻知噩耗，泪水涟涟，久坐不语。突然，他叫服务员：“拿黑纱来！”他颤巍巍地把黑纱套在了左臂上……从延安时期算起，他结识朱老总已经近40年了。他不仅敬佩朱老总的军事指挥才能，更敬佩朱老总为人师表的高尚品德。

    巧的是，朱德一生中接触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共产党宣言》，他临终前最后读的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是《共产党宣言》！朱德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毕生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把生产抓好! ”

    在朱德病重住院的日子里，叶剑英特别关注他的病情，几乎每天都要让他的女儿打电话到医院，询问治疗情况。邓颖超、聂荣臻等一些老同志也纷纷来到医院探视朱德。

    在医院里，朱德仍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7月初，朱德已报病危，但神志还比较清醒。

    一天，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来看他，朱德本来是闭着眼睛的，听说是李先念来了，立即睁开，两人紧紧地握手，朱德轻声缓缓地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他喘口气接着鼓励说：“要抓好！”

    7月5日这天，李先念、聂荣臻、王震、邓颖超、蔡畅等来医院看望朱德，他吃力地睁开双眼，看着这些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同志，嘴唇翕动着，想和他们说话，但没有发出声音，想和他们握手，但胳膊微微动了一下，却没有抬起来……

    看着当年驰骋疆场、威震敌胆的总司令被病魔折磨得如此虚弱，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

    此后，朱德一直处于昏迷状态……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那颗为真理、为国家独立、为民族解放、为社会主义事业跳动了90年的心，永远地停止了跳动……

    开完追悼会后，康克清召集全家开了一个家庭会。会上，康克清说，朱德他老人家生前曾说，他还有两万多块钱存款，想把这笔钱当作他的最后一次党费，全部交给组织。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朱德的孙子协助康克清整理了朱德的遗物，并按照康克清的意见，以她的名义起草了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汪(东兴)主任：

    朱德同志逝世已经七个月了，承蒙组织照顾由他身边工作人员清理了他的文件和遗物。这一工作现已告一段落，那几位同志也已相继离开了这里。此外还有几件事向您汇报一下。

    一、遵照朱德同志生前嘱咐，现将他自发工资以来存放于中办特别会计室的存款(20306.16)全部上交党组织，另外他一件比较珍贵的白虎皮大衣也一并交上。

    二、组织上为了照顾朱德同志为他特制的一张新床和一辆手推车，现均退还给组织。原来朱德同志坐的红旗轿车，仍存放在六所，如何处理请组织安排。

    三、朱德同志生前所发的文件资料等曾由尹庆民秘书整理，其中重要的文件和讲话、报告等资料均已上交中办。另外文字材料中，尚有朱德同志自39年至76年所作诗词除六十五首出版过，还有六百余首尚未出版。这些底稿现均存放在我这里。诗刊编辑部和一些老同志对朱德同志的诗词汇集表示关心。我考虑这部分遗物尚需找位比较熟悉情况的同志协助整理一下。如果中央决定出版，即可提供。据我了解，朱德同志的大部分诗词是经原秘书沈毓珂同志经手的，他比较了解，是否可请沈毓珂同志协助整理朱德同志的这部分诗词。

文卓

与周总理最后一次相见、最后一个军礼敬给老战友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已是89岁高龄的朱德主持了开幕式。周恩来带着重病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

    朱德在这次会上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在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说：“在庄严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职权，责任重大，任务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1975年7月11日，朱德正准备到北戴河休养，身体稍稍恢复的周恩来一边在病房内做“八段锦”运动，一边让卫士高振普打电话，请朱老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

    几天前，朱德曾经想去看总理，但因为总理当时的身体不太好，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样子，就没有去请他。当时，朱德也不想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当得知朱德去北戴河需两个多月才能回来，周恩来担心到那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不会比现在好，于是热情地向朱德发出了邀请。

    这天下午5时50分，朱德走进总理的会客厅时，看见周恩来已经换下了病号服，并且远远地迎了过来。

    朱德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声音有些颤抖：“你好吗？”

    周恩来回答说：“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

    朱德的动作有些迟缓，当卫士走过来扶他坐到沙发上时，周恩来关切地问：“要不要换一个高一点的椅子？”

    朱德说：“这个可以。”

    朱德同周恩来交谈了20多分钟。周恩来知道患有糖尿病的朱德有按时吃饭的习惯，为了不耽误朱德吃饭，6时15分，两位老人依依不舍地握手告别了。警卫员搀扶朱德上车后，周恩来一直深情地目送汽车远去。

    朱德同周恩来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1922年，朱德在德国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入党。50多年来，他们曾经一起度过了无数个生死与共的日日夜夜。朱德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竟是他同总理之间的最后相见。

    1976年1月8日，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的周总理病逝了。

    当时，朱德的身体也不好，才出院不久。组织上怕朱德悲伤过度，没有立即告诉他总理病逝的消息。

    当天下午，朱德还接见外宾，接受比利时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舒马克递交国书。回来后，康克清想让他对总理逝世有个思想准备，便慢慢地对他说：“总理病情最近又有恶化。”朱德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会吧，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怎么会这么快就恶化了呢？”

    到了晚上8点，收音机里播出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朱德惊呆了。尽管他已经知道周恩来病情恶化了，但还是无法接受总理逝世的事实。听着收音机里不断传出的哀乐，看到家人个个泪流满面的样子，他才肯定这一切是真的了。眼泪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下来，滴落在衣襟上。他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

    工作人员告诉朱德，总理临终遗言是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这时，朱德说：“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材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大家说：“知道一点，看了一些别人的回忆。”“你们应该了解总理的革命历史！”说着，朱德就开始讲周恩来革命的一生。当时，家人怕他过分伤心，身体受不了，没有让他说很多，但他仍不时自言自语：“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他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1月11日上午，年迈的朱德拄着手杖站在周恩来的灵床前，老泪横流，低声呼唤：“恩来！恩来！”

    朱德鞠罢躬，又挺直身躯，缓缓地抬起颤抖的右臂，庄严地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然后被人搀扶着蹒跚离去。

    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朱德一路上都在掉泪。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子。回来后，他一句话不说，也不思茶饭。

    周恩来的追悼会就要举行，秘书见朱德悲痛过度，连续几天彻夜不眠，身体特别虚弱，怕他撑不住，就征求他的意见：“去不去参加？”他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马上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可是，就在要上车出发的时候，朱德却两腿软得厉害，怎么也站不起来了。这使他非常不安，坐在沙发上难过地叹气：“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猛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连忙吩咐说：“快把电视机打开！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电视机打开了，朱德怀着对老战友的哀思，随着低回的哀乐，眼含泪花，送走了那系着黑纱的灵车……

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有一段时间，广播里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黑后台”，朱德对此不屑一顾，他问康克清：“你知道小平同志住在哪里吗？”康克清摇摇头。朱德说：“现在，他连自由都没有，他出得来吗？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碰到鬼了！”

    有一次朱德同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谈话，针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愤慨地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借机大肆镇压革命群众，使国家局势变得很复杂，国民经济遭到更严重的破坏。朱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不顾身体虚弱，带病坚持工作。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劳累，他的肺炎复发了。但他毫不在意，照样工作，照样会见外宾。

    这年6月21日上午，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朱德要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1975年11月在竞选中获胜的弗雷泽，在担任总理后便选择了中国作为重要的访问对象。

    这天早晨，朱德起床后，感到身体不太舒服。家人劝他立刻休息，不要再工作了。朱德听后摇了摇头：“这是党安排的工作，我怎么能因为身体不好而随便不去了呢？”

    吃了药后，朱德上午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当他踏进大会堂，来到迎宾厅时，却没见往日那种迎宾的气氛。会见的时间到了，不知什么原因，仍未见到外宾。朱德只好在休息室等候。后来才被告知，会见的时间推迟了。因为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把会见的时间推迟了。外交部竟然没有把这事事先告知委员长！

    不知不觉，将近1个小时过去了，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的车队才缓缓向大会堂驶来……

    朱德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会见弗雷泽总理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外事活动。由于在开放冷气的休息室里等候了太长时间，回到家中他便感到身体不舒服，有些咳嗽，伴有低烧。后经医生诊断，是患了感冒。到了25日晚饭后，他又出现了腹泻。医生建议他立即住院治疗。朱德想到次日要会见外宾，坚持说：“不要紧，等明天我会见了外宾，再去住院也不晚。”他执意要参加了外事活动后再去看病。但是，因为身体十分不适，经康克清和保健医生极力劝说，朱德只好住进了北京医院。从此他没有再接见外宾，外事部门对会见的有关安排都作了调整。

    尽管会见的时间比较短暂，但是，朱德在弗雷泽总理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朱德逝世后致电中国领导人的唁文中提到：“对于他的逝世，我个人感到格外难过，因为仅仅两周以前，在我访华期间，他热情地接见了我。由于朱德对建设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为人们长久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