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私下谈“大跃进”

步天涵谷

7月的庐山，万木葱郁，百花盛开，景色宜人。奇峰、峭壁、清泉、飞瀑，掩映在松柏绿荫中的一座座造型精美的别墅、疗养院、文化宫，以及数不清的亭、台、楼、榭，把这座屹立在大江和鄱阳湖之滨的青山，装点成了一个超脱于尘世的桃源仙境。特别是那变幻莫测的庐山云雾，忽而像轻纱从翠绿的峰顶飘过，忽而似不尽波涛在峡谷中奔腾倾泻。这云雾就像一个法力无边的魔术师，为本来就千姿百态的庐山不断地改变着容颜，给她涂上一层又一层神秘虚幻的色彩。

　　不知毛泽东是为庐山的秀丽景色所陶醉，还是从手头那厚厚的线装书中受到了某种启示，他把第一阶段的庐山会议称作“神仙会”。

　　这次会议原来决定在别处召开，因天气酷热才把会址改到庐山来的。上山之前，与会人员得悉会议的议题主要是继续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传达毛泽东提出的13个问题。上山以后，毛泽东在接见一些负责同志时，也明确说过：“这次会议主要是纠‘左’，要搞一个文件。”

　　1959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先后在庐山举行。在此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错误的批判。图为庐山会议旧址。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中央和各省的领导为了纠正经济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克服由于失误造成的种种困难，夜以继日地奋斗，废寝忘食，度过了十分紧张而艰辛的几个月。这次到庐山开会，一可以避避暑，远离尘嚣，让紧张的精神放松一下；二可以坐下来好好想一想，议一议，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以便把某些被搞乱的东西理顺，今后更好地干下去。

　　7月2日开了一次中央常委会，会上确定的庐山会议正式议程是分组讨论毛泽东先后提出的19个问题。这些问题是：

　　一、读书。

　　二、形势。

　　三、今年的任务。

　　四、明年的任务。

　　五、四年的任务。

　　六、宣传问题。

　　七、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

　　八、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

　　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极大的问题，立即抓起，一年完成，某些两年完成。

　　十、体制问题，即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问题。四大下放权力现要收回，由中央、省市区党委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

　　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

　　十二、公社食堂问题。

　　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立于不败之地。

　　十四、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

　　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即要它负担一部分发工资的任务。允许生产小队之间，由于生产和经营的好坏，可以在工资、口粮、肉食上有差别。)

　　十七、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

　　十八、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

　　十九、国际问题。

　　19个问题是毛泽东在全国各地视察过程中，经过反复思索逐渐定下来的，都是现实生活中需要重视加以解决的问题。它体现了毛泽东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对形势高瞻远瞩的气概。尽管人们一时还琢磨不透毛泽东所提那些问题的主旨所在，出于对领袖的绝对信赖，没有人怀疑毛泽东所提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谈到形势，毛泽东说湖南省委的同志说得很好，他把湖南省委对国内形势的分析加以精练，概括为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特别是他对国内形势的精辟概括，言简意赅，符合实际，使初上庐山的彭德怀深受鼓舞。他对会议满怀希望，以极大热情参加了小组会的讨论。

　　会议初期，气氛轻松、融洽，正如毛泽东说的“有点神仙会的味道”。白天开会，晚上看戏、看电影、跳舞。每天会外时间，可以看到松林里、凉亭上，人们三三两两地自由交谈。一些诗兴正浓的“秀才”们，聚在一起填词赋诗。夜幕降临之后，灯火辉煌的河对岸小礼堂里舞曲悠扬，人们三五成群地向舞影翩跹的小礼堂走去。

　但是，这“神仙”般的生活只继续了不长的时间。随着讨论的深入，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逐渐显露出来。会议气氛开始发生变化，由轻松、融洽变得紧张、压抑。这种变化虽然是缓慢的，但却是明显的。

　　认识上的分歧是从对毛泽东那三句话中间四个字的不同解释开始的。对毛泽东所说的“问题不少”究竟应该怎么看?

　　一部分同志认为，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伟大成就要充分肯定，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或“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一系列的会议采取措施后，缺点错误已经纠正，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热情、最积极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们大多是些“实力派”，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封疆大吏”。他们不喜欢听别人谈“大跃进”中的问题和缺点，认为那样就会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是“给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泼冷水”。在华东组的会议上就有人说：不能认为“大跃进”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认为指标越低越落实，实际上是以落实掩盖保守思想。

　　另外一部分同志则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有些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值得重视。中央虽然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定了一些措施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如批评“共产风”、“浮夸风”，生产上的比例失调，干部作风中的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等等，但至今收效甚微，有的地方上述现象还在发展，需要继续下大力才能解决。持这种看法的同志，有的是原来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疑虑，有不同程度的保留；有的开始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烈拥护、积极支持者，但经过一段实践，改变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同志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好好总结，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不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这样做不但不会否定已经取得的成就，相反，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彭德怀是属于持后面这种观点的人中的一个。

　　会议是按照当时的行政大区编组的，共分为六个组，彭德怀参加的是西北组。从7月3日至7月10日的8天中，他先后作了七次发言和插话。因为是党的会议，讨论的问题又是关系着党和国家命运，关系着亿万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所以彭德怀仍保持他一贯的风格——知无不言，直言不讳，每次发言他都是开门见山，从不拐弯抹角，有的发言直接涉及毛泽东，他也完全不加以回避：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

　　“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这句可以称为朴素真理的话，现在看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很平常。但在50年代后期的中国，在毛泽东的权威至高无上，个人迷信正进入巅峰的情况下，敢于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坦诚地说出这种话的，也只有彭德怀一个。

　　这句话如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块巨石，在与会者的心上激起巨大波涛。善良正直的人为彭德怀的直言捏一把汗，受“左”的影响较大，个别心术不正的人暗中认为：“这老兄要闯祸了!”

　　彭德怀发言从来都是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从不看别人的脸色，别人怎么想那是别人的事，他该怎么讲还是怎么讲。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载再搞，就好了。”

　　“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13%。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主席去过这公社，我曾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的!”

　　彭德怀的有些发言虽然不是批评毛泽东，而是批评别的人，却也联系到毛泽东。例如：

　　“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人们知道，“算账派”、“观潮派”都是出自毛泽东之口)

　　彭德怀的发言，无论是直接批评毛泽东或间接联系到毛泽东的，都会引起毛泽东本人和一些“左”派人物的极大不快，这是可以想象的。

步天涵谷

　美国作家斯诺在他的著作中曾说过：“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在延安时期，在战争年代，在革命队伍里，特别是在党内，人与人都是赤诚相待、肝胆相照的。说话开门见山，不转弯抹角，曾经是我们革命队伍所共有的品质，是我们的优良作风。但解放后，我们党成了执政的党，有人官做大了，地位高了，也沾染上了旧官僚的习气，对下冷若冰霜，对上唯唯诺诺，阿谀奉承，工作不负责，办事不认真，高高在上，生活奢侈，中国人那种“不可多得的品质”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了。

　　而彭德怀却依然故我，仍然保持着他的本色，所以就越显得可贵。

　　彭德怀在会上指名道姓地对毛泽东提出批评时，没有任何个人的得失考虑，目的只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使全国人民免受灾难和痛苦，也是为了爱护毛泽东本人。

　　彭德怀不仅在小组会上直言不讳，即使当着毛泽东的面他也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常委会上，有人说到1958年全国土法炼铁，地方已补贴20余亿元，国家还要补贴20余亿元，共约50个亿以上，彭德怀插话说：“这个数字好大，比一年的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去买消费物资，把它堆起来，恐怕会有庐山这样高。”

　　毛泽东面带不悦地看了彭德怀一眼说：“呃，不会有这样高。”彭德怀接上说：“那就矮一点吧，总而言之不少!”

　　毫无疑问，彭德怀的那些发言和在常委会上类似上面那样的插话，都会使毛泽东感到不快。

　　其实，对1958年“大跃进”有意见的何止一个彭德怀!刘少奇，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7月4日他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请听听他当时的发言：

　　“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预支了今年的储备。看来凡事不可轻信。要有办法让人不说假话。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日子不好混。”

　　“1958年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都要充分估计。有些同志怕把错误说多了影响积极性。要讲清楚，吹点冷空气，就是说你右倾也不要怕。”

　　“去年11月12月大吃大喝，当时老农已经提出了警告。今年不可乐观。像武汉，大家挨饿，还要给你们调粮。”

　　朱德，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戎马一生，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7月6日他也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请听听他当时的发言：

　　“现阶段，我国农民还有私有性的一面。供给制，共产风，损害了农民私有性，目前是行不通的。”

　　“实行供给制实际上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要自负盈亏。食堂可以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

　　“农民欲富，要使他们富起来，不会成为富农路线的。这关系到5亿人口的稳定问题。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还是回家好。多年来，陈云同志对粮食抓得很紧，不能说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北戴河会议高兴起来了，各项指标和对形势的估计，全从粮食多得不得了出发，结果搞乱了。”

　　且记住，主张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和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的，在中央不是别人，首先是毛泽东。

　　刘少奇、朱德的发言谈的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和问题，意见中肯、实在，基本精神和彭德怀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他们发言口气缓和，没有公开提到毛泽东。

　　凭心而论，彭德怀虽然尖锐地提到了毛泽东，但他内心对毛泽东毫无恶意，仍像以往一样，从心底尊敬他。他那样尖锐地提出意见，只不过是为了引起毛泽东对问题的重视，以便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就在7月5日小组会后，傍晚散步的时候，彭德怀还和警卫参谋景希珍谈到毛泽东。他说他很赞成毛主席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五不怕”，说能有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他当时深信他的意见会被毛泽东采纳，彭德怀的自信和乐观情绪曾深深地感染了景希珍。

　　7月7日晚上，彭德怀散步时遇到张闻天(他们两个人的住所相隔只有一条甬道)，两人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谈到小组会上的发言，张闻天说：

　　“现在所搞的小高炉炼铁是得不偿失。”

　　“我看是有得有失。”彭德怀说。

　　“你的估计是比较高的，比我乐观……咱们都要很好学习历史，否则，什么也搞不清楚。毛主席就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

　　“是啊，我们党内真正懂得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停了一下，彭德怀又深有感触地说，“还要好好学习政治经济学。斯大林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法则问题，但没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犯了错误的。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就这一点讲，是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平生最佩服两个人：主席是一个，总理是一个。”

　　彭德怀在会上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和会下对他的热情赞扬，都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在庐山，经常和彭德怀见面的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外，还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湖南省委副书记周惠，水电部副部长李锐，中央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胡乔木，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等。他们几个除周惠以外，都在不同时期当过毛泽东的秘书，是被毛泽东称为“秀才”的人。他们对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是和彭德怀相同或相近的。特别是周小舟，曾向彭德怀反映了许多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情况和问题。7月12日，他曾到176号去看望他们所尊敬的彭老总，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说：

　　“彭总，去年粮食产量造了假!”

　　“为什么呢?”彭德怀问。

　　“是压出来的。一次上报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上报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清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

　　“乱弹琴!只能有多少报多少，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怎么能这样胡来!”彭德怀愤怒起来。

　　“做不到，上面压力太大。”周小舟为难地摇摇头。过一会儿他又对彭德怀说：“现在农民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禾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点热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

　　“这些问题，你应当如实地向毛主席反映一下。”

　　“我昨天向毛主席谈了一些。”

　　7月11日晚上，毛泽东确实曾把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召到他住的“美庐”去作了一次长谈。经过是这样的：毛泽东先找了周小舟、周惠到他住的“美庐”去谈话，当他们谈到会上不能畅所欲言，并举例说，李锐发言刚谈到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问题，就被人顶回去了。毛泽东一听，马上让秘书打电话给李锐，让他立刻到“美庐”来。李锐一进门，毛泽东就笑着说：“我们来开个同乡会。”周小舟、周惠听了都笑起来，气氛轻松而融洽。

　　周小舟和李锐都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他们在毛泽东面前谈话也比较随便，别人不便说的话他们也敢说。毛泽东对他们仿佛也很喜欢。李锐在沙发上坐好后，毛泽东说今天是找“秀才”们来聊聊，听听他们的“高见”。可是一扯起来，还是毛泽东谈得最多。他说：“19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是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各部门。否则的话，人家就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

　　几句话把大家说得哈哈大笑起来，气氛变得非常轻松。“秀才”们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毛泽东说：“我也是受了人家的影响。有人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度增产，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接着他又讲到大炼钢铁要翻番，“不料搞了个‘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事情全忘记了，本末倒置!”

　　毛泽东由此讲到人的认识过程是对立统一的过程，正确的认识同错误的认识是在不断的斗争之中。他说：“要有对立面。我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有的时候上半夜与下半夜就互相打架。”

　　毛泽东始终保持着他特有的风格，谈话高屋建瓴，思路敏捷开阔，能把细琐的小事与深刻的哲理很自然地结合起来，加以发挥。毛泽东对自己思想的坦诚解剖，使“秀才”们深受感动。趁着毛泽东兴致正浓，周小舟大胆进言说：“主席，高指标是上面压出来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对于如此尖锐的批评，毛泽东不但能听进去，而且还微微点头表示同意。

　　“秀才”们呼吁请陈云同志出来主管经济，说他搞经济工作很稳重。毛泽东说：“陈云这个人，有长处，也有短处。”他所说的“短处”可能是指1956年陈云和周恩来二人搞的“反冒进”。对于那次的“反冒进”，毛泽东一直是很不满意的。

　　不过，毛泽东仍明确表示：“同意陈云当总指挥。”

　　毛泽东还赞扬了陈云，讲了三国时曹兵大败于袁绍，曹操思念郭嘉的故事。“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秀才”又趁机向毛泽东反映说，会议还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有的同志不喜欢听别人谈“大跃进”中的问题和缺点，一谈就扣帽子。所以，许多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揭出来。毛泽东说：“转告大家，不要那么沉重。”“秀才”们又斗胆进言：“1958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粮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不科学。”毛泽东当即表示：“以后可以不再提这些口号了。”交谈中周惠说，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周小舟、李锐立即建议说，最好将大区组打烂，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免得一个地区总是唱一个调子。这个建议毛泽东当时就欣然接受。 这次谈话持续到深夜，气氛一直是轻松、活跃的。从交谈中，“秀才”们感到主席对纠“左”问题的许多看法，跟他们是一致或接近的。毛泽东乐观的心境和通情达理的豁达态度，也使“秀才”们深受鼓舞。周小舟把他们在毛泽东那里谈话的情况，向彭德怀详细谈了，并建议说：“彭总，主席对我们的意见是能听得进去的，你也找机会同主席当面谈谈吧。”“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当面谈容易谈崩。”彭德怀以非常诚恳的口吻说，“军队方面也常反映一些社会情况，我都送给主席看了。”“他能看到吗?”周小舟问。“能看到。”彭德怀说。彭德怀虽然暂时不想去找毛泽东谈话，但周小舟介绍的与主席长谈的情况，还是使他很受鼓舞。他相信毛主席会非常重视他的意见和他上送的那些材料的。会议一定能顺利地开下去，并取得预期的效果。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是彭德怀还是“秀才”们，都把世界上的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