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虚荣:过分自负 官员投其所好猛拍马屁

文卓

乾隆四十九年(1784)正月，已经七十四岁的乾隆开始了第六次南巡之旅，他从直隶进入山东，又经江苏抵达浙江，历时三个多月，行程达数千公里。和以往一样，乾隆所经的地方，官员要在三十里外迎接，他离开的时候，也要送到三十里以外。而与以往不同的是，为了昭示自己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思想，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乾隆这一次南巡的宽免和恩赦力度特别大。他所经之处，地方当年应该征缴的地丁钱粮，可以免除其中的三成；犯有小错的地方官员，被处以住俸、罚俸、降级的处罚，全部取消，没有犯错的官员，则全部官加一级。

  
    为了显示自己对于文化和吏治的重视，乾隆还摆出了一副尊孔崇儒、景仰忠臣烈士的面孔。在山东境内，他巡礼了晏子祠，又到曲阜参拜了孔子庙，并派遣礼部官员到颜回、曾子、子思、孟子等人的祠庙进行祭祀。进入江苏，他又拜谒了宋代名臣范仲淹、韩世忠的祠庙，沿途还祭祀了已故清代理学名臣汤斌，被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以及大学士蒋溥、河道总督陈鹏年的墓。抵达浙江以后，他颇为得意地作了《南巡记》一文，回顾六次南巡所取得的成就，为自己对江南的水利建设、文化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进行鼓吹，把劳民伤财、有害无益的南巡美化为布德施仁的惠政。

    南巡返程的途中，从京城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乾隆的玄孙降生，他升格成为了高祖父。五世同堂，无疑是一件值得称颂和庆贺的事情，乾隆当即下令扈从的文臣，从《四库全书》里查找自古以来，能够五代同堂、亲眼见到玄孙的有几个人。

    领受了任务的文臣很快就把查找结果呈送上来，清代以前，有文献记载的五代同堂者，只有六人，分别为：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记载的唐代光禄大夫、南昌人钱朗；南宋周必大《平园续稿》记载的北宋参知政事、饶州人张寿；明人宋濂《潜溪集》记载的元代绍兴人吴宗元；《文衡》记载的明代国子监博士、吉安人罗恢；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高祖父；明代“吴门四家”之一的文征明。隋代以前因缺乏文献资料，没有找到五代同堂的人。至于帝王五世同堂者，更是闻所未闻。

    乾隆看到这一结果，非常高兴，认为自己不仅福高德厚，也是身为帝王的他仁心仁政施于天下的体现。因为根据之前各地官员的奏报，全国的五世同堂家庭共有一百九十四户，直隶人张璧、湖北人李进也、贵州人孙月英，都有玄孙八人至六人不等。与生齿伶仃、人口蕃衍不旺的古代相比起来，这无疑是国力强盛、民众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的具体展现。因此，乾隆认为是自己一手打造出来的太平盛世，才会有如此上下祥和融洽、百姓殷昌富庶的局面。

    然而，乾隆不知是真的胡涂还是故意回避了一个问题--即之前见于史载的人，大都是各个时代的士大夫阶层，能够史上留名的普通百姓，凤毛麟角。换言之，能够见于史载的只是非常小的一个群体，而乾隆却是以治下的亿万百姓与之相比，用这种不对称的对比方法，才得出了一个海内升平、百姓富庶、人寿延长的“盛世”结果。而且，乾隆手头上的数据也很有问题。清人陈康祺的《郎潜纪闻》载，乾隆为了庆贺自己即位五十年，曾下令让各地督抚代为查找当地的高寿者，一共邀请了三千九百多位高寿者到干清宫开“千叟宴”。

    在此之前，根据直隶、江西、山东、四川、广西的督抚奏报，共查到百岁以上的寿民、五世同堂者六户。乾隆亲自为其中的三对百岁夫妻作了御制诗。看到皇帝注重虚名，喜欢铺张浮夸，地方官员也投其所好，几年后再次上报的名单，五世同堂的家庭就增加到了一百九十四户。即使排除之前地方官员的漏查，这个一百九十四户的名单，也含有很大的水分，很有可能是地方官员为了迎合上意、故意夸大虚报的结果。

    乾隆自幼聪慧，深得祖父和父亲的喜爱，执政期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使得他异常自负，这一点从他晚年自称“十全老人”，就可略窥一斑。实际上，在乾隆中期的时候，掩盖在“盛世”光环下的清王朝就已经严重滞后于世界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衰败征兆，只是师心自是、自许甚高的乾隆没有察觉罢了。《新唐书》里有一句话：“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也可以说是乾隆一生的最佳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