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如何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

步天涵谷

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

    革命离不开钱，没有钱，革命寸步难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也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亲身体会到钱对革命，特别是对独立自主的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青年，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而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有影响力的政党，缺乏经费是万万不能的。在建党初期，主要经费来源仅仅是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稿费和其他一些人的捐献来维持，这显然绝非长久之计。因此，经费问题成为建党中的一个大问题，最后只能依靠共产国际的援助，才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各项工作。

    最初，陈独秀，一介书生，意气十足，坚持中共要独立自主，不能受制于人，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而听命于人。他多次拒绝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表示，以致“一大”以后，中共中央每月两三百元的经费都难以筹措。

    1921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面临七八年的牢狱之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很多钱，费尽周折，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请了著名的法国律师出庭辩护，才顺利地将陈独秀营救出狱。回想连从监狱里自救的钱都拿不出，还怎么独立于人，陈独秀感慨地说：“现在的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地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完全同意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附庸，他仅仅同意党的各部门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共产国际申请经费。这样，党的工作才得以迅速开展。

    陈独秀之后，另一个想独立自主、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全力配合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他们要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即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现在，突然间跳出个李立三，一口一个“暴动”，“指手划脚”地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苏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

    最后，深刻理解当时中国社会情况的毛泽东，找到独立自主解决财源的方法，才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的思路就是建立“红色割据”。1928年，他提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他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出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才获得了成功。

    依靠红色根据地，共产党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赢得了广大农民对红色政权的支持和拥护，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为根据地的经济独立奠定了基础。

    巴黎公社的教训和俄国苏维埃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和其他根据地创始人清醒地认识到，革命要想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伊始，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决定创立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创建苏维埃共和国自己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国家银行最重要的工作有三项：第一，统一货币；第二，统一财政和税收；第三，支持苏区的生产与贸易。

    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不可能建立可靠的财政税收；没有财政税收，苏区政权就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取得长期战争的胜利。同样，统一的货币将有力地促进生产与贸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活跃苏区经济，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巩固新生的苏区政权。

  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以下是国家银行的5位创始人：

    毛泽民，国家银行行长。出身农民，4年私塾。工作经历：小学庶务(管理日常经费和伙食)，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经济股长，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中共中央(上海)出版发行部经理，《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

    曹菊如，国家银行会计科科长。出身店员家庭，小学文化。工作经历：在南洋当店员，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科长。

    赖永烈，国家银行业务科科长。工作经？历：店员，红军战士，永定县农民银行创始人。

    莫均涛，国家银行总务科科长。出身店员，12岁辍学做童工。工作经历：汉口铸造厂砂工，英资银行信件传递员，红军战士。

    钱希均，国家银行会计。出身农民，上海平民女校学习。工作经历：中共中央出版部发行科科长、交通员。

    这些人就是苏区千挑万选出来的跟银行“沾过边”的人，其中曹菊如和银行的来往，仅仅是替老板存款取款，而莫均涛在汉口的银行当过蓝领工人，甚至从来没有点过钱。如果这5份简历摆在罗斯柴尔德或摩根面前，告诉他们这些人能管理好中央银行，他们最好的反应也只能是嗤之以鼻。这5个人既没有“常春藤”大学的学历，也没有华尔街的工作经历，甚至连当时上海外滩银行的保安都不一定当得上。

    如果说他们能办好农村合作社，有人或许相信。办中央银行，跟罗斯柴尔德或摩根平起平坐？那是天大的笑话！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和一般人想象的中央银行都相差十万八千里！

    而当时摆在这5位面前的任务，是要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这简直比登天还难！

    想想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有多少吧：

    银行的启动资本如何获得？

    货币以什么为本位？

    纸币发行的准备金是多少？

    如何建立货币信用？

    如何在苏区统一货币？

    银行的金库建在哪里，如何保密？

    金库账目如何记录？

    纸币如何发行？来设计图案？印刷纸张和油墨从哪里来？ 纸币如何防伪？

    银元如何发行？是独立设计还是仿制？

    如何开展贷款、汇票贴现等业务？

    无穷无尽的问题铺天盖地而来，想想都发愁！

    但正是这“五虎上将”，在瑞金城外6里叶坪村一幢普通的农家小屋里，几张桌子、几把算盘一摆，开始了国家银行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奠定了今天中国银行系统的基础！

    建行之初，国家银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启动资金，其财政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缴获的物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

    1932年，毛泽东指挥的漳州战役大捷后，毛泽民也随军来到漳州。他走街串铺，找商人们谈话，宣传红军的政策，希望商人们与红军保持经常的贸易联系，互通有无。同时，国家银行在漳州城颁布了有关没收和征集的布告，红军不没收商店，但可以接受商店老板捐款。这一政策受到漳州大小商户的拥护，纷纷捐款。这次出征，红军不仅得到大批军用物资，还筹得105万大洋，国家银行的资金有着落了！

    为了将在漳州筹集来的部分资金储存起来，国家银行决定建立一个秘密金库，他们在临近瑞金的石城县烂泥垄村找到了一个靠山的房子，紧靠房后的山坡上开有一个地窖，这个地窖空间不太大，但是十分干燥。而且在地窖前的这座房子，既可以掩护，又可以派人看守。国家银行将秘密金库选在此处。

    为了保密，存库那天没有使用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要放入秘密金库的黄金(金条、金器、金饰等)由部队的战士提前用麻布包裹好，放在5个挑担里。另有20担的银元和银元宝也提前包裹好。还有3个担子的珠宝和2个担子的纸币(外币和国民党的法币)。这30担“宝贝”由一个排的战士轮流挑到离那间房子还有一里路的山下停住，然后放出警戒。到了晚上，再由另一个排的战士将这30个担子趁着夜色挑进房子内，再存到房后的地窖里。为了防火，这30个担子都用事前准备好的石板盖起来。当这些“宝贝”清点打包时，毛泽民都亲自过目。放置到地窖后，毛泽民也亲自视察。他们将30个担子的东西造好清册，一共两份，一份由毛泽民亲自保管。为了保密，清册上写的是黄酒若干，白酒若干。黄酒代表黄金，白酒代表白银。那些担子放好后，由战士们用石块将地窖口堵死，外面做好伪装。第二天，参与贮存的红军战士全部撤离，另外换了一些战士在地窖前的房内守卫。

    在保密工作中，毛泽民首先不让国家银行的人沾边，然后又组织了4批战士来运送，每一批人只掌握一部分信息。包裹金银的不知道储藏何处，负责运输的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储藏包裹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最后警卫的更是毫无线索。不仅如此，毛泽民在清册上还以黄酒白酒来掩饰，真可谓思虑周详。“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决策十分高明。在后来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时，当初储备的这部分资金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在启动银行代理金库业务时，大家不知如何着手记账。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仔细查阅后，毛泽民和曹菊如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他们对四联单认真分析、研究，从中得到启发，对金库的制度和流程进行改进，终于制定出了银行金库管理方法。这样，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有效地杜绝了各级政府和军队中的贪污浪费。

    从四联单得到启发，国家银行立刻发出通知，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供给部，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等管理知识方面的书籍、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以作参考，哪怕是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丢掉。

    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国家银行逐步运转起来。

红色货币的诞生

    接下来是筹备国家银行的特权业务，发行中央苏区统一的货币。

    中央革命根据地处于经济落后的农村，尚无工业，只有分散的个体农业和少数的小手工业。频繁的战争，加上国民党日益强化的经？济封锁，要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极其困难。根据地建立之初，各式各样的杂钞劣币充斥市场。劣币驱逐良币，使得银元甚少流通。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根据地流通的货币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还有光洋和国民党的纸币，甚至有清朝时期的铜？板。人们购买物品，抓一把各式各样的票子出来，有时连账也算不清。不仅老百姓头疼，商家也是不胜其烦。

    有些红军战士思想单纯，认为革命战士不用国民党的钞票，有时在战场上缴获了国民党现钞，就放火焚烧，甚至不知道这些钞票在国民党统治区可以买到许多苏区奇缺的物资，比如食盐、大米等。当时，国民党的法币、军阀和土豪劣绅发行的杂币，同时在苏区流通，无疑给国民党提供了破坏苏区金融市场的机会。

    国家银行成立后，统一苏区的货币就成为了头等大事。

    要发行货币，第一个难题就是，找来设计和绘制纸币的图案呢？

    有人推荐了黄亚光。他曾留学日本，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会。一番打听后喜忧参半，喜的是黄亚光确实有绘才能，忧的是他在席卷闽西的“肃社党”的运动中，被定为社会民主党分子关进监狱。毛泽民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冒着犯错误的风险刀下救人，亲自批准让黄亚光戴罪立功。

    当时苏区正受到国民党严厉的经济封锁，工作条件很差，黄亚光连绘图用的笔和圆规都没有，加上自己又无设计货币的经验，可谓困难重重。毛泽民从上海秘密买来绘图笔、圆规、油墨和铜板等，黄亚光仅凭着对所用过的一些钞票的记忆，开始了货币图案的设计工作。

    在设计货币图案过程中，毛泽东要求苏维埃政府货币的设计，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因此黄亚光在设计货币时，都绘有刀、锤子、地图、五角星等图案，并把这些图案有机地组合起来，给人以既美观大方，又突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货币的特点。他原想在纸币上绘制毛泽东头像，被毛泽东拒绝，后来改为列宁头像。黄亚光临摹红色书刊上的列宁头像，代表苏区人民在马克思列宁思想指导下改天换地的新气象。

    纸币的发行，还要解决纸张和油墨的问题。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印制原料稀缺。在去上海、香港影制钞版、购置印制材料未果之后，国家银行只能暂时一边用白布印刷，一边自己动手造纸。没有造纸原料，大家捡些烂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剥树皮，收集鞋底、绳头。于是，人们常常在村头街口看到这支国家银行的“捡破烂”队伍。捡回来的东西全部砸碎后，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后捣成纸浆用于造纸。

    后来听老乡说，用附近山上一种老树皮造出来的茶叶包装纸，既耐磨又坚韧，国家银行的人马立刻上山采集。最初造出来的纸不甚理想，韧性不好，又厚又黄，后来加入胶水和细棉花来增加韧性和洁白度，才终于造出了适合印刷钞票的纸。

    从白区购买油墨也是历尽艰辛。从赣州购买的油墨在回来的路上被国民党没收。一位钱庄老板建议用传统的松烟法造墨，把松树的松膏烧成烟油，然后掺些桐油即可。一试之下，果然效果不错，这样油墨的问题迎刃而解了。

    在克服了资金、设计、印刷钞票等种种问题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1932年7月7日，即国家银行成立仅5个月后，印制出第一批苏区纸币。货币是以银元为本位，纸币为银币券，1元银币券兑换1银元，银币券为国币。有了统一的货币，国家银行会同苏区财政部门宣布，一切交易和纳税均按国币计算，国民党的纸币禁止流通，原苏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按比例限期收回，不再使用。

    国家银行除了发行纸币外，还发行了银币和铜币。当时国家银行中央造币厂还铸造了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外流通的“袁大头”、“孙小头”及墨西哥“鹰洋”等3种银币。国家银行货币的发行与流通，逐步回收了各种杂币，使中央苏区的货币实现了统一。

    为了控制纸币的发行量，苏维埃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第十条规定：“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为保证准备。”这样就保证了货币有足够的现金作抵押，又能充分实现货币的有效扩张。

    国家银行发行第一套纸币时，由于条件限制，在制造技术与防伪技术上都是空白，为了能够做到最大限度的防伪，毛泽民采用在纸币上加签他同财政部长邓子恢的俄文签名的办法。但这个方法非常容易被模仿。随着货币的流通，国民党与军阀开始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输入了大量的假币，对苏区金融秩序进行破坏。

    为了解决防伪问题，毛泽民苦思冥想，始终找不到解决的好办法。一天晚上，他闻到妻子织毛衣时，用火烧毛线头所发出的臭味，于是突发奇想，在造纸时将一定量的毛线放到纸张中，这样既可以透视纸币鉴别，又可以撕开或火烧纸币，通过嗅一种羊毛的臭味，来辨别出真正的苏区货币，这样就解决了防伪问题，保证了苏区货币的正常流通。

    到1932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银币券65万元，而准备金达到39万元，准备金占发行总额的60%，是章程所规定比率的2倍。

    纸币在苏区顺利流通，一举肃清了昔日货币市场的混乱。

    就这样，国家银行的创建者经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牢牢地抓住了钱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