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啥一定要处决刘青山张子善？

文卓

1952年，刚刚在废墟中崛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阻止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2月10日在保定东关大教场，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面对2万多与会群众宣布：“奉中央人民政府法院令准，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两个昔日屡建战功的“红小鬼”，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却因贪污倒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枪口下。

    “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新中国反腐第一案两声枪响，举世震惊，举国震撼，广大人民群众无不为之拍手称快！

    在刘青山、张子善伏法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等均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在头版报道了公审大会的消息。《河北日报》还用二版整版篇幅，刊登了12幅照片，真实地记录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几乎与此同时，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电台也都对此迅速作了报道。世界舆论亦为之反响热烈。一家西方通讯社写道：“在中共建立北平大陆政权第16个月的今天，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不得不面对着这样一个现实：他们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正面临着一场法律的考验……。”更强烈的震撼还是人们的心灵——惊讶，欢呼，赞叹，感慨，自省，惋惜，忧虑，恐惧……汇织成空前的社会交响曲。

    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为啥一定要杀刘青山、张子善？因为不杀就不能正党风，不杀就不能正国法，不杀就不能抚民心，不杀就不能解民怨，不杀就不能保社稷，不杀他们腐败就会蔓延开来危及党的生死存亡。

    刘青山、张子善分别于1931年、1933年入党，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革命。解放后，刘青山先后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先后担任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但是他们未能严于律己，很快蜕化变质。据查，刘、张主要犯罪事实有：一是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克扣地方粮、干部家属救济粮、民工供应粮等公款总计达171.6亿多元（旧币，1万元折合现行人民币值1元，下同），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二是勾结奸商，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活动，以49亿元巨款倒卖钢材，使国家财产损失达21亿元；为从东北套购木材，他们不顾灾民疾苦，占用4亿元救灾款，还派人冒充军官倒买倒卖。三是刘、张二人生活腐化堕落，拒不悔改，他们从盗取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共达3.78亿多元。刘青山还吸毒成瘾；张子善为隐瞒罪证，一次销毁单据300余张。四是破坏国家政策。他们以高薪诱聘国营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五是盘剥民工，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从中渔利达22亿元。“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无疑毛泽东不能容忍的，也是党和人民不能容忍的。

    然而，对于处决刘青山、张子善，对怎样量刑，当时党内意见并不一致。据薄一波回忆，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的大会召开之前，曾有党内的老同志找到薄一波，要薄一波向毛泽东再说说，是否可以不枪毙刘、张。当时主持全国“三反”工作的薄一波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建议。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事实证明，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犹如两声惊雷，向全党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老百姓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廉政。在随后的整个50年代，新中国出现了一派令人称颂至今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姜太公《六韬》说:“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乐者,赏之”。求生是人的本能，新中国反腐第一案两声枪响不知让多少官员远离腐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不审势度时，宽严皆误。”反腐败措施贵在管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不可不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愿各级领导从新中国反腐第一案两声枪响中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