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唐仕敏30年来坚守标本室

步天涵谷

三月的午后阳光，斜照进复旦大学生物楼，走廊上暖洋洋的。但打开二楼尽头标本室的大铁门，却有一股凉意扑面而来。500平方米空间里，满满都是逼真的“动物”：俏立枝头的翠鸟，昂首挺胸的锦鸡，龇牙怒吼的雄狮……唯一的共同点是无声。58岁的唐仕敏，在这儿已经干了整整30年，早已习惯了冷清。学生们不来的时候，这里就是他一个人的“无声动物园”。

    父子两代共同完成

    曾经，这间标本室是学校的“胜地”，每有外宾来校访问，老校长陈望道必邀其前去参观。

    3000多种动物标本，种类令人惊叹，做工更是精美：那边，小猴蹲上枝丫，似正要借力蹿出；这头，青鼬背部微弓，眼睛灵动；及胸高的小象温顺低头，背上汗毛根根分明；一条蛇嘴巴大张，口中还衔着一只青蛙；一只鸟儿刚刚展开翅膀，呈现出向下俯冲的姿态……

    每个标本上都有一枚专属标签，记录着中英文名称、采集地，日期跨度达半个多世纪———这些宝贝，几乎全由唐仕敏和他的父亲采集制作。

    在中国标本界，历来有“南唐北刘”之称。1861年，唐仕敏的祖辈、还是福建沿海渔民的唐春营狩猎时捕到一批珍稀野鸟，就把鸟儿的翎羽卖到了当时的义和洋行。有位英国人恰巧看到，想方设法找到唐春营，邀他一起打猎，还将标本制作技术倾囊相授。就此，唐家开始走进了标本制作的世界。

    五四运动后，唐家子弟扩散到北京、广州、武汉、上海各地高校生物系，负责标本采集、制作、整理和养护。自唐春营学习标本制作至今一百多年，几乎半个中国的科研机构、自然博物馆或大学校园，都有唐氏家族子孙的身影。

    上世纪50年代，唐仕敏的父亲来到复旦标本室。1982年父亲面临退休，唐士敏从学校后勤部门调过来接班。“这里大大小小的标本，父亲完成了80％，剩下的两成是我做的，只能算是守成。”

    做标本，先做“动物专家”

    “天上飞过就知道是什么，听见叫声也知道是什么。”在生科院学生王昊口中，唐老师就是个“动物专家”。标本室里，随便指一件，唐仕敏都能随口说出种类、习性和来源，但他自己一点不觉得有多厉害，“做标本，不认识动物怎么行”。

    上世纪80年代，五角场地区还是一片农田，调皮的男生下课后最喜欢跟在唐老师身后，看他一把猎枪在手，打鸟百发百中。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野生动物保护日益严格，猎枪上交了，花鸟市场、动物园淘汰的动物成了标本新来源。

    标本室外的一角，有一个类似厨房格局的“L”型空间———右边是煤气灶和自来水斗，中间是一长条的料理台，手边的抽屉里，老虎钳、榔头、凿子一样不缺，跟木匠师傅的家什没两样。这里是老唐做标本的地方。

    动物采集回来后，要剥皮、剔肉，用支架撑起，再用稻草、棉花、纸屑等充填，制作起来相当不易。例如，制作一人半高的骆驼标本起码要用上一个星期，还要八个人不停赶工。手脚稍微慢点，皮就硬了，肚子缝起来特别困难。最后收口时，单靠手已经扎不进，要借来冲击钻，一阵“突突突”才能钻出针眼。还有一件豪猪标本也是“难啃的骨头”，背上尺把长的利刺剑拔弩张，制作时稍有不慎，手上就被划开好几道口子。为了剔净容易腐烂的血肉，只能一边挨扎一边处理，唐仕敏对此记忆犹新。

    希望标本室重新热闹起来

    近几年，标本室越来越冷清了。以前，常有学生来标本室看看摸摸，问紫貂为啥不是紫色的，棕头歌鸥唱得有多动听。有时遇上招生宣传，高中生们排队走进来，惊叹声此起彼伏。学生毕业后，不少人还会再带着自己的学生来看“唐师公”，趁机来个“动物园一日游”。但现在，走进标本室的学生越来越少，有时一个月也来不了几个。

    唐仕敏有些疑惑，有些黯然，“念生物的学生是不是并不真正爱动物？多媒体发达了，网上的动物照片、视频随手可得，大家觉得标本没有意思了？”在他心里，真实的形态、触感是怎么也代替不了的，几百年后，有些动物或许已经消失，这些标本就是难以复制的财富。

    每年新的标本补充进来，原本宽敞的标本室已逼仄不堪，鲸、白鳍豚等大型标本只能在柜顶上叠放，一口半个立方的柜子里，挤着三十几只“鸟”，柜子的框架都被压得有些变形。

    老唐更担心的，是后继乏人。还有两年，唐仕敏就要退休，女儿毕业进了银行，看样子没兴趣接班。除了唐家，其他高校和机构的标本制作员也退休的退休，去世的去世。“待遇不高，制作过程又比较麻烦，年纪轻的人不愿意干。”

    明年，复旦江湾校区的标本馆将建成，面积有2000平方米。“那里有恒温系统，展示柜也更新了，一定能重现一个更加完整、逼真的动物世界。”但唐仕敏更希望的是，孩子们来得多些，让标本室重新热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