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养伤时林彪是否曾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

步天涵谷

由于林彪的伤势实际上是很重的，虽然经过治疗，有所缓和，但并没有彻底治好。随着工作的劳累，枪伤复发。尽管医务工作者尽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但是仍然不能有效地控制病情发展。由于伤痛折磨，林彪的身体越来越差。看到自己的爱将不断受到病痛的折磨，毛泽东十分难过。于是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商量，决定马上送林彪去苏联治疗，同时致电苏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务必使林彪康复。林彪去苏联治伤事，应该是在1938年5月已经基本决定了。但因为赴苏联的飞机只能等机会，所以拖下来，直到这年冬，林彪才动身离开延安，到达莫斯科。林彪受到莫洛托夫等苏共中央领导的隆重欢迎。热情的主人安排林彪夫妇住进了风景优美的库契诺庄园，一边疗养，一边接受治疗。这座庄园位于莫斯科近郊区，十月革命前是全俄有名的大地主罗斯潘罗夫的私人别墅。整个庄园占地数百公顷，有成片的山林、猎场和湖泊，风景秀丽，设备豪华，闻名遐迩。林彪到达时，正值隆冬，湖泊已经结冰，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皑皑白雪覆盖了山林，林中不时飞出小鸟;周围宁静优美的环境与延安的战争状态，简直两重世界。

  由于手术治疗并不理想，子弹伤及背脊神经，恢复缓慢，还留下后遗症，对此林彪很苦恼。而夫妻性格的不和，使林彪在苏联的日子并不愉快。据当时与林彪夫妇住在一起的蹇先任回忆：“林彪来这里以后，表面很平静，但在自己房子里经常发脾气。”

    林彪在苏联生活了3年，这3年正是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年代，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的3年。

    林彪在苏联的情况，至今仍很少见到史实性的文字记载，可信的材料也凤毛麟角。流传的是大量以讹传讹的故事。曾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的赵研极的回忆算是比较可信的材料之一。他这样回忆说：

    我第一次见到林彪，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平型关获得第一场大胜仗的一两年后，时间是1940年，地点在莫斯科。我陪苏俄友人去看我这位中国同胞。这位年轻将领早在长征和抗日战争期间就名声大噪，我得尽力压抑我的兴奋不安的感觉。

    他苍白而脆弱，一副学者般不禁风的身材。身穿灰色法兰绒制服，脸上绽放谦逊的笑容，要不是他那副又黑又浓的眉毛和沉着果断的眼神，根本难以相信这个在俄式壁炉前伸手欢迎我的年轻人，就是中共赫赫有名的将领林彪。

    那次见面以后，我和林彪在莫斯科建立了关系。由于他负责中共和俄共之间的联络，也成了我的上司。

    斯大林对林彪礼遇有加是显而易见的。他享受的是最高特权生活。他在努力研究“作战要领”时，可以经常会见苏俄一流理论家。

    另据林彪黄埔的二期同学徐介藩对师哲谈到：林彪在苏联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他根本不愿与林接触。林彪并没有什么病，却一直住在苏联休养，而国内的抗日战争又那么紧张、激烈，所以斯大林对此是有些看法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红卫兵小报发表了许多关于林彪在苏联时的各种传说，绝大多数无稽可征，无案可查。基本是吹嘘“副统帅”的英雄事迹。

    比如说，斯大林曾征询林彪对法国马其诺防线作用的看法，当时大多数苏联元帅和将军都坚信马其诺防线坚不可摧，但林彪却不以为然地说，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用的时候，它是钢铁长城，无坚不摧;没用的时候，它是一堆垃圾，不值半文。只有正面攻打马其诺防线，防线才会起作用，如果德军绕过马其诺防线，从侧翼作大规模迂回，马其诺防线就会毫无用处。在中国苏区的反“围剿”作战中，我们红军经常使用这样的战术。据说当时斯大林和苏军领导人都认为这种想法过于离奇和不合常规，但几个月后当德军的坦克突击集团绕过马其诺防线，以闪电式的攻势直插法国腹地时，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才大吃一惊，服膺林彪的判断和预测。

    又比如传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开始时，斯大林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听取军事将领的意见。林彪也被邀参加会议。林彪在会上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一边听一边说“好”，林彪说完后，斯大林高兴地说：“这次战役你指挥好了。”林彪说：“我不行，我当个参谋行了。”斯大林硬要林彪指挥，林彪推辞说：“我指挥可以，但是我是中国人，没有军权。”斯大林指示把一切军权交给林彪。林彪指挥各军一下子就在斯大林格勒歼灭德军一二百个团。随后又指挥一路大军进行大反攻，一直把德军赶出苏联国土才回到莫斯科。这当然是天方夜谭。斯大林再愚蠢，也不会把一个国家的军队交给别人去指挥。何况林彪未必比斯大林手下的军事家们高明多少。这当然是编来骗那些不谙史事、世事的“红卫兵”小将们的。

    这些传说的产生都是在“副统帅”吃香的时期。“九·一三”事件后，看谁还敢这样编?

    和林彪同去苏联的还有他当时的妻子、有陕北“一枝花”之称的张梅(刘新民)。在苏联期间，林彪和张梅的感情一开始还挺好的。由于林彪是抗日名将，知名度很高，社交礼仪活动甚多。苏方有时邀请林彪夫妇出席一些宴会、舞会，林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不善交际，因此不胜其烦，宁愿家中枯坐。而张梅则比较活跃，性格开朗，因此乐在其中，经常独自参加这类活动。这样一来，时间久了，两人的矛盾就出来了，以至发展到激烈的争吵。当时正在苏联学习的烈士遗孤、周恩来的义女孙维世正是豆蔻年华，她和其他留学生一样对大名鼎鼎的英雄林彪十分崇拜。孙维世和其他同学有时来看林彪，处于夫妻感情危机的林彪看孙维世举止大方高雅，顿生爱慕之情。1941年临回国前夕的一天，不善言辞的林彪抓住机会向孙表达了感情，但孙说自己年轻，还要学习而婉拒了。这样一来林彪就一个人黯然于1941年12月回国。这段不为人知的恋情被披露后，有人猜测：“如果孙维世当时在莫斯科许诺且回国和林彪结合，林彪的下半生或许会重新改写?”历史当然不能假设。而“文革”中，孙维世就被迫害致死，不知与此是否有关?

“伤愈”回国，受到国共两党的热情欢迎

    1941年12月29日，林彪乘机抵达迪化，新疆督办盛世才第一时间电告蒋介石。在该年初国共两党关系因为皖南事变，一直极为紧张。蒋介石想借机缓和国共关系，所以他对林彪回国颇感兴趣。他当即命令西安和兰州等地的党政军一律不得为难，要热情款待，并极力加以影响。有了蒋介石的这一通命令，林彪从迪化到延安一路非常顺利。

    1942年1月5日，林彪飞抵兰州，立即受到国民党党政军方面的热情款待。16日，林彪到达西安，更是备受重视。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分别宴请林彪，西北王、黄埔一期同学胡宗南还专程从前方赶回西安与林彪晤谈。

    1月31日，林彪与胡宗南进行了一次长谈。林彪对这个比他高几期的黄埔校友相当尊重，这使胡宗南颇为高兴。谈话中，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谈了国共合作、共同建国的必要性。

    关于两党间的分歧，林彪归纳为两点，即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和如何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军令政令之统一。他表示共产党绝非怀疑三民主义，并愿意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军令政令之统一。林彪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令胡宗南大为感动。善于装腔作势的胡宗南这会儿也频频表示同情，称林彪的这番话为“新言论”。当场表示愿意重新调整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可以考虑为八路军补充作战武器，让八路军干部到战区医院治病。后又专门派军医处长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为共产党干部看病。胡宗南还亲自押车给林彪送来大批军事书籍，以示诚意。

    这种很好的气氛使毛泽东觉得，林彪在改善两党关系方面是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这也是他后来派林彪为代表到重庆去见蒋介石的一个原因。2月20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彭德怀的电报中专门赞扬了林彪的统战工作：“林彪返延身体好了许多，惟尚需休养。他在兰州西安统战工作做得很好，与胡宗南诸人曾有过深谈。据林说，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很可开展，要我告诉你注意。”

    2月中旬，林彪乘坐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汽车回到延安。毛泽东听说林彪回来，非常高兴，很少亲自出面迎接人的他，一改往日习惯前去迎接。这在中共军队内是很少人能够享受到的殊荣。延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在他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中对毛泽东迎接林彪一事作了非常详细的叙述：

    这天一早我从窑洞出来，和主席不期而遇，他正向山下走，边走边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

    我听后心里一震，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恩来、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这样迎接。恩来1940年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他通电话。第二天八九点钟他仍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前去迎接，而且主要还是接他的夫人蔡畅。过了几天才在杨家岭山下的河滩上开了个欢迎会，还是由中组部主持的。而今天他竟亲自迎接比朱德、恩来、弼时地位低得多的青年林彪。

    我们在院子里等了一会儿。林彪一下车，主席迎上去和他握手。林彪转身看见我，把另一只手伸过来，握着我的手。主席很奇怪：“怎么，你们也相识?”主席拉着林的手回到窑洞去，这等于斯大林拉着一位将军的手一样了不起。主席亲自吩咐伙房为林彪搞饭吃，让林住在杨家岭，靠近他。

    林彪之所以急忙赶回延安，是因为得知堂兄的口信。已患重病的林育英(张浩)得知堂弟林彪已从苏联回到西安，心里非常高兴。张浩与堂弟林彪自小感情就很好，因此他非常希望能与林彪及早见上一面。于是他托一位去西安的老部下给林彪带口信，希望他尽快返回延安。得到口信后，一向对堂兄十分敬重的林彪得知张浩的病情很重，便提前离开西安。2月14日，林彪一回到延安，就去看望张浩。当林彪走进窑洞，见躺在床上的堂兄由于病痛折磨，已经瘦得不成样子时，哽咽着喊了一句“八哥”，泪水便夺眶而出。张浩望着伤心的堂弟，也不知说什么好。沉默一阵后，林彪仔细询问了张浩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张浩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的病情很关心，而且尽了最大的努力。只是我的病太重……”“八哥，”林彪轻声地说，“你要坚强些，也许你的病会好的。”张浩艰难地摇头，表示好不了。兄弟俩谈了一阵，医生来检查病情。张浩见天色不早了，就对林彪说：“育容啊，今天见到你，我有几句话要说，也算是我的嘱咐，你要好好记住。”林彪看着哥哥说：“你讲吧。”张浩说：“我们林家三兄弟参加革命最早的是育南，最早去世的也是育南，他实际是受王明迫害而死的。他蒙冤而逝，死得太可惜，我总惦记着这件事。近来，我与关向应同志多次谈过这件事，也向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反映过，希望党中央对他和何孟雄、李求实等同志的问题重新作个结论。党中央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你回来了，要把这件事与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再谈谈。育南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才华横溢，能文能武，很了不起。

    在那非常时期，发现并勇敢地站出来反对王明路线，没有非凡的胆略和智慧，是做不到的。而且他反对王明路线，既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争权夺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他还是我和你的革命引路人。他的冤屈，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关系到党的路线和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如不为他说句公道话，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他。”对于张浩的嘱咐，林彪答道：“这件事我记住了。”张浩又说：“我活不了多久，尽管革命的路还很长，相信胜利终归我们共产党人，遗憾的是，我看不到那一天。我们林家三兄弟能看到革命胜利的只有你了。你还很年轻，有很好的前途。但是，任何人的前途，既要靠党的培养，又要靠自己努力。毛主席多次与我谈到过你，说你很有军事才干，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希望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革命信念，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想不到，这些话竟然成了张浩的临终遗言。

    在延安的这段时间，对林彪来讲，一个重要的转折是结识了叶群，并与之结婚。叶群(1917-1971)原名叶宜静，福建闽侯人，比林彪小十岁。曾在北平师大附中学习，期间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后在南京国民党青训班受过训，在国民党电台当过一段时间的播音员。抗战爆发后到达延安，与林彪相识并结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担任了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副组长，林彪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1969年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她在文革期间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1971年9月13日，她随林彪等逃离，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的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她与林彪育有两个孩子：女儿林立衡，儿子林立果。从叶群的简历来看，她热衷于政治和权利。她与林彪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林彪向反面的转变，导致了六七十年代中国政坛上怪异一幕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