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早年生活逸事：北大遇名师 办刊多蹉跎

步天涵谷

1930年6月，19岁的何兹全从山东菏泽六中毕业，来到北京读书。这一年，大学取消了和四年制中学衔接的预科，改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三年初中毕业的何兹全此前自修完成了四年级的课程，不甘心从高一读起，来北京之前，何兹全就决定要考高二插班。他们趁教务长不在屋，翻窗子进去偷了几张空白临时毕业证明，填上旧制四年毕业证明。到北京后，他考上了辅仁大学附中高二插班。

读了一学期，学校一直催何兹全等人交正式毕业证书。辅仁高中待不下去了，何兹全只好转学。当时，北京有几个私立中学招收高三插班生，一学期毕业可以有真文凭考大学。这类学校的校长和教务长多和教育局的官员有关系。何兹全插到文治中学高三，何兹全根本不上课，等学校放暑假，他才去参加毕业考试，混了一个真正的高中毕业文凭。他报考了北大、清华和山东大学。北大放榜那一天，他还没敢出去看，他的朋友赵体裁刚出去又匆忙跑回来，进门就大喊，兹全，北大你考上了！此时，和他同宗的大哥何思源是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他承担了何兹全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用。寒假回家时，何思源为他写信给傅斯年，请他做何兹全的保证人。回北京后他去看傅斯年，后者高兴而热情地接待了他，并鼓励他学好外语和古汉语。

这时的北大可以随意选系，文理科都不分。何兹全入学时选了政治系，听了一段时间后转入了史学系。此时，系主任朱希祖刚走，陈寿颐接替了他。傅斯年告诉何兹全，陈先生很有学问。但是，他不怎么会讲课，课堂教学不大吸引人。而胡适、傅斯年、钱穆和陶希圣等教授讲课生动，析理清晰、深刻，引人入胜，处处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傅斯年讲课引用古书，要找出出处，常常整篇整篇的背诵。背了半天，又背另一篇。何兹全很佩服他惊人的记忆力。而钱穆讲课到得意处，却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从这头走到那头，那头又走到这头。

北大四年，在何兹全心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数十年之后他仍然认为，“在北大读书的四年，是过去生活最幸福、最愉快、最有意义的，生活得最像个人样的时期。”

一段波折的办杂志经历

北大毕业后，傅斯年邀请他去中研院史语所工作。但是，他的同宗大哥何思源此前已经对他表示，送他到日本留学。于是，他谢绝了傅斯年的好意。

在日本，何兹全在1935年12月亲历了日本少壮派军人杀害首相，发动的政变。此时已是日本侵华战争前夕，蒋介石还在剿共。而何兹全认为，共产党人是爱国的，剿共就是屠杀爱国者，这是不能容忍的。何兹全极端苦闷，开始出现神经衰弱，无法读书。于是，在1936年4月回国。后应《教育短波》社长朱启贤之邀加入《教育短波》，对于这一选择，何兹全后来认为是一大错，当时就应该向傅斯年申请到史语所。

此时的《教育短波》办得很有生气，主要发行地区是河北、察哈尔、山东以及河南，这和四省教育厅有人帮忙有很大关系。由于何兹全的哥哥何思源的帮忙，《教育短波》在山东的发行量就有两三万份，总发行量已经有四五万份，最高时曾发行到五万多份。从刊物的发行量来说，《教育短波》的发行量可以说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上海的《申报》只有四万多份，而《大公报》、《国闻周刊》只有一万多份。

此时，《教育短波》内部也出现了矛盾。有一天，朱启贤对何兹全提出把社长让给他，一番长谈后，何兹全接受了朱启贤的意见。不料，朱启贤没过多久又反悔了。此事给何兹全心上留下了一道伤疤。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教育短波》迁往南京，不久又迁往武汉。在武汉，《教育短波》内部矛盾再度爆发。朱启贤再次提出让何兹全当社长撑门面。有了上次的教训，何兹全坚决不干。但是，朱启贤不听，何兹全只好就任。没干多久，朱启贤又说他不能辞去社长，非他干不可。这一回，由于何兹全受人嘲笑是朱启贤的傀儡，他坚决不让步。他去更换了《教育短波》的登记，把法定负责人朱启贤换成了自己的名字。后来，《教育短波》迁到重庆，订户所剩无几了。何兹全把社长让给了曹日昌。他想以此表明，自己并非和朱启贤争权夺利，而是争的一口气。1939年，《教育短波》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