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如何看“娶妓为妻”：开明而现代的贞操观

文卓

1923年5月29日，正在南方休假的胡适，接到安徽老乡，也是协助他编辑《努力周报》的朋友章洛声的一封信。在信中，章告诉胡适，也是协办编辑工作的朋友高一涵，娶了一个妓女“来家做老婆”。当然，章洛声对此是不满意的。在信中，他表现出了自己的“不以为然”。

  当天因为腹病，正吃药并请医生检查，到了第二天，胡适才有了时间回应这件事。因为高一涵就与自己毗邻而居，胡适担心自己不识字的妻子因此不乐意搭理高一涵夫妇，便首先给妻子江冬秀写了一封表达自己对此事看法的信。在信中，胡适希望她千万不要看不起“一涵所娶的女子”，还劝妻子应善待她：“他（她）也是一个女同胞，也是一个人。他不幸堕落做妓女，我们应该可怜他，决不可因此就看不起他。天下事全靠机会。比如我的机会好，能出洋留学，我决不敢因此就看不起那些没有机会出洋的男女同胞……”

    胡适与高一涵，是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结识的朋友。1917年9月，胡适到北京大学报到，“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所同居高君亦好学之士。所居甚僻静，可以无外扰，故欲移出同居也。彼处房钱不过六元，每人仅出三元耳。”胡适在当时给母亲信中提到的这位高君，就是高一涵。因为感觉还合拍，胡适考虑“俟拿到钱，将移出校外居住，拟与友人高一涵君。”不仅开始，之后数次迁居，胡适都与高一涵搭伴，或同居一院，或毗邻而居，不曾分开。这应当是他们友谊的一种见证。

    不仅因脾性相投，居安无事，胡适与高一涵还在学术和事业的发展等方面，结成了相互可靠帮助的朋友。1918年，著名的《新青年》杂志改为责任编辑制，高一涵与胡适、陈独秀等一并轮流主持该杂志的编务；1922年，胡适主编《努力周报》，高一涵亦参与编务。在胡适提出著名的“好政府计划”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文章后面，高一涵也与蔡元培、李大钊、梁漱溟、丁文江等一同签名，成为提议人之一。由于同住或毗邻，胡适到外地去时，一些信件也多由高一涵帮忙料理。高一涵曾去日本一趟，他的教职等问题，又由胡适来处理。这些在他们的往来书信中能看得很清楚。

    在收到告知高一涵情况的书信时，胡适已经与高在一起同住有六年之久了。不仅朋友，即使邻居，在一个院子里，也可说是极为熟悉了。因此，胡适才赶紧给夫人写信，希望她能够以较恰当的态度对待高一涵夫妇。对于高一涵本人，胡适也希望能尽到一个朋友的作为。在给夫人写信之后，他又给高一涵写去一信，力劝高一涵在娶到新妇人之后，应该戒绝赌博，多读书，继续学问的事业。这些话，即使对朋友，也是很言重的，所以胡适又十分恳挚地补充：“我常常想着怡荪。自从怡荪死后，我从不曾得着一个朋友的诤言。……如果我有话在肚里，不肯老实向你说，我如何对住你，如何对得住怡荪？……”

    信中涉及的怡荪，是胡适及高一涵的共同朋友许怡荪。他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时，与高一涵同学。他与胡适是老乡，安徽绩溪人。1919年在南京河海工程学校任国文教授时，因患流行性感冒后转为肺炎逝世。大约许怡荪较为直言，所以胡适感叹他死后“不曾得着一个朋友的诤言”，并以此来申说自己对高一涵如此言重的理由。

    接到胡适这封语重心长的信，高一涵内心非常感动。他立即给胡适回函，对自己娶妓女为妻以及赌博等情况，向真诚朋友吐露心迹：“适之兄：来信使我感激到十二分！我生平已经过三个垂危的时期：（一）辛亥后在安庆教育厅就事，再无读书的志向；后来刘希平迫我到日本去，所以又走进求学的大门。（二）我在日本拟学习日文，把英文完全放弃；后来遇着章行严（即章士钊）一谈，使我闭门读了半年英文，至今才能勉强的看英文书。（三）到北京后治政治学很有趣味，所以又稍稍的读点政治书；这几年又因为放荡的结果，差不多又把以前的读书兴趣不知不觉的隔开了。今又遇着你的良言，或者又可以起死回生了。”

    看来在人生中，有时是难于抵御社会世俗影响的。良好的读书习惯，有时甚至还需要他人的强力进言追迫。对于自己这些作为，高一涵分析：“我这几年得无家庭的好处背后得到许多无家庭的坏处--打牌和逛胡同。又从你的生活里头，看出读书的兴趣，可是又感得求学的难处。我因为我的天分不及你，我的求学的基础不及你，我的身体不及你，所以前几年虽然敢编《欧洲政治思想史》，近来简直又不敢执笔了。因困难而气馁，因气馁而放荡；我也知道这是宣布自己的死刑！”

    由于胡适真诚态度的帮助，高一涵对自己思想的解剖，也来得格外深切，甚至直接说到自己因为没有建立家庭而去参与打牌、逛窑子的不良行径。当然，他也在为自己迎娶妓女为妻，建立家庭，作一点解说铺垫：

    “我这一件事所以不敢告诉你，也有种种原因。她是读过书的人，只因受夫家虐待，中途离婚（离婚书我已看见过）。她因此无家可居，只得到北京来依她的表妹过生活。我看见她气质还好，所以作成此事。如果能相聚长久，或者可以终止我的放荡行为。因为没有经过长期的试验，不知结果如何，所以不曾告诉你。”

    对于胡适对此事的开明看法，高一涵当然铭感于心：“谁知你竟能超脱一切俗见，竟于宽恕之外，来勉励我前进，真使我感愧无地！此话暂且终止，待你回京后再谈罢。”

    说起来，胡适在当时的这种开明而进步的看法，是与他在国外留学，汲取新思想，形成健全的人生道德观念有莫大关系。1918年9月，胡适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发表演讲，题目就用《美国的妇人》，对美国妇女自立的精神和态度，赞美不已，并希望以此唤起我国女子的自主意识。当年7月，胡适还写出一篇关于《贞操问题》的文章。此文对于民国时期还宣传的“烈女”、“贞妇”观念，对于颁布一种所谓妇女“节烈贞操”的《褒扬条例》等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我绝对的反对褒扬贞操的法律。我的理由是：（一）贞操既是个人男女双方对待的一种态度，诚意的贞操是完全自动的道德，不容有外部的干涉，不须有法律的提倡。（二）若用法律的褒扬为提倡贞操的方法，势必至造成许多沽名钓誉，不诚实，无意识的贞操举动。（三）在现代社会，许多贞操问题，如寡妇再嫁、处女守贞等等问题的是非得失，却都还有讨论余地，法律不当以武断的态度制定褒贬的规条。（四）法律既不奖励男子的贞操，又不惩男子的不贞操，便不该单独提倡女子的贞操。（五）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

   最能表现胡适对此种事件看法的，当属1920年他接到一位学生信，问及女子遭到强暴后如何认识的回答。当年，一位姓萧的学生给胡适写信，说是自己一个亲密朋友的姐姐，在几年前曾被土匪掳去，后来虽被送回家，可家人却视此事为“奇耻大辱”。这位学生问胡适：“（1）一个女子被污辱，不是他（她）自愿的，这女子是不是应当自杀？（2）若这样的女子不自杀，他的贞操是不是算有缺欠？他的人格的尊严是不是被减杀？他应当受人的轻看不？（3）一个男子若娶一个曾被污辱的女子，他的人格是不是被减杀？应否受轻看？”

    面对这样直接并没有余地的问题，胡适的回答也一点不含糊：“（1）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我们男子夜行，遇有强盗，他用手枪指着你，叫你把银钱戒指拿下来送给他。你手无寸铁，只好依着他吩咐。这算不得懦怯。女子被污，平心想来，与此无异。都只是一种'害之中取小'。不过世人不肯平心着想，故妄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谬说。（2）这个失身的女子的贞操并没有损失。平心而论，他（她）损失了什么？不过是生理上，肢体上一点变态罢了。正如我们无意中砍伤了一只手指，或是被毒蛇咬了一口，或是被汽车撞伤了一根骨根。社会上的人应该怜惜他，不应该轻视他。（3）娶一个被污了的女子，与娶一个'处女'，究竟有什么分别？若有人敢打破这种'处女迷信'，我们应该敬重他。”胡适的这种直面回答，实在开明而现代，应该是道德观念上的大进步。在论述中，不仅说理恰当，而且比譬富有说服力，就在今天，胡适的论述仍颇有参考价值。仅就高一涵此事而言，胡适是在面对自己朋友的作为时，表达并实践自己的学说。从实际效果看去，确实给人以新思想的启迪和新道德的尊严。

    后来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当校长，高一涵也去该校任教，协助其工作。胡适离去后，高一涵没有回北京，而选择了在南方从政。这段时间，他先后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两湖监察使、甘宁青监察使、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后，他曾任职于南京大学，担任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等，还先后任南京市监察委员，江苏省司法厅厅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除任各种职务之外，高一涵还以《新青年》时期的前辈身份，写出一些回忆文章。当然，与胡适的关系，此时已经非常敏感了，所以高一涵主要写李大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