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时刘伯承为何拒绝加入中国共产党？

步天涵谷

1923年，已经成为川中名将的刘伯承，毅然退出军阀部队，重新寻找革命道路。他的一个共产党朋友诚恳地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竟然拒绝了，说：“不能一见旗帜就拜倒！”为什么刘伯承先是不愿意，后来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刘伯承是怎样完成其人生最重要转折的？

    仇恨旧社会 向往新生活

    1892年12月4日（清光绪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刘伯承诞生在四川省开县。因祖父是吹鼓手，在旧社会被看做“倡优”，致使父亲刘文炳“出身微贱”，虽饱读诗书，到县城参加秀才考试，却被人举发，遂被逐出考场，丧失了考试入仕的机会，只得弃文务农，成为浦里河畔有名的“泥脚文人”。自己没有了入仕的机会，更希望儿子能够通过考试入仕，实现自己的理想，便把５岁多的刘伯承送到本村私塾念书，随后又把他送到老秀才任贤书私塾中就读。任贤书满腹经纶，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十分愤恨，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十分不满。他的言行对刘伯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从小就萌生了反抗旧社会的念头。

    1904年秋天，刘伯承转到灯草坝“汉西书院”就读。“汉西书院”的主持人刘华英是个廪生，同维新派、洋务派人士有广泛接触，受到西方文化和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他是个“教育救国论”者，设法自筹资金在开县办学。学生主要是他亲房的十多个子弟，但他也招收少数成绩优秀的外姓学生，对同姓的穷苦学生还免费供给膳食、书本和文具。刘伯承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刘华英那里初步了解到国外的一些情况，视野大大开阔了。1905年，在刘华英的资助下，刘伯承以优异成绩考取县高等小学堂，并被编入甲班。该校教师大多数水平较高，教自然科学的傅让、朱璜等人毕业于日本弘文师范学校，思想进步，是同盟会会员。傅让还秘密传播一些进步杂志和革命书籍。这些书刊深刻揭露了英、法、日、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云南、东北，揭露清朝政府卖国残民的罪恶行径，鼓励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争取铁路等项主权。刘伯承对这些进步书刊爱不释手，从中受到了爱国思想的熏陶。刘伯承还读了邹容的《革命军》、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著作，更加痛恨清廷的腐败没落。

    在开县小学堂毕业以后，刘伯承又到夔府（今奉节）官立中学就读。1907年春，刘伯承因父亲病逝，被迫中途辍学，回乡务农。这年，刘伯承仅15岁。家中4男3女，刘伯承身为长子，不得不和母亲一道，承担起生活的重压。年轻的刘伯承，饱尝生活的艰辛，欲借读书入仕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希望也化为泡影。他越来越感到，不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不改变这个社会制度，像他这样的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刘伯承青少年时期，正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断发展的时期。革命党人的武装斗争，使刘伯承看到了改变个人也改变劳动群众命运的希望，而革命者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敢于牺牲个人性命的大无畏精神，又深深激励着他。刘伯承决心投奔同盟会，参加反清武装斗争。

    1910年，刘伯承邀集了上高等小学堂时的两位同窗好友前往同盟会的活动中心地——上海，寻找孙中山和同盟会。可是，茫茫人海，何处寻找革命党？他们费尽周折，不仅没有找到同盟会，连工作都没有找到，只好扫兴地返回故里。1911年，清政府以实行铁道国有政策为名，向帝国主义拍卖粤汉、川汉等铁路的主权，引起广东、四川、湖南、湖北等省各阶层人民的一致反对，首先由四川人民掀起大规模保路运动，迅速波及多个省份。随后，四川人民的保路斗争发展为全省规模的群众性的大起义。不久，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四川革命党人奋起响应，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成立四川军政府。刘伯承在辛亥革命的感召下，不顾家人与亲朋好友的反对，毅然剃掉辫子，参加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学生军。他意气风发，慷慨陈词：“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就这样，青年时代的刘伯承，“怀着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改革的思想，投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这是刘伯承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标志着他的民主革命生涯的开始。

“军神”威名扬 “刘瞎”心中悲

    刘伯承是我国现代军事史上能征惯战、百战百胜的著名将军，然而，初出茅庐的刘伯承，首战吃的却是一个败仗。

    辛亥革命胜利后，刘伯承抱着军事救国的真诚愿望，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弁学堂。他刻苦钻研军事，一丝不苟地操练。他不但学业优秀，军事技能出色，而且以举止端正、操守有持闻名全校。他烟酒不沾，牌赌不视，毫无恶习，被同学们称为军中“菩萨”。每月官饷所得，除了买书之外，全部寄给母亲，补贴家用。1912年底，刘伯承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派到熊克武的部队当见习生，不久升任司务长、排长。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以武力讨伐袁世凯后，四川的国民党人奋起响应，发布讨袁檄文。刘伯承参加了这次战斗。由于缺乏经验，刘伯承率领一个排，在綦江战斗中失利。他认真总结经验，在寒坡场战斗中，对全排士兵作了很好的组织和动员，大获全胜，随即代理该连连长。由于力量悬殊，四川讨袁战争以失败告终。袁世凯及其在四川的帮凶胡景伊等人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和讨袁将士，刘伯承逃亡上海。在上海，刘伯承虽然过着居无定所、食无定时的流亡生活，但并不悲观失望，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当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革命党的消息传到上海时，他立即决定加入该党，追随孙中山先生继续民主革命。1914年秋，在许多国民党人观望、犹豫的时候，刘伯承义无反顾地宣誓参加中华革命党，冒着生命危险，开展秘密革命活动。

    袁世凯复辟帝制后，刘伯承积极响应孙中山号召，毅然返回四川，组织反袁起义。他先后到奉节、万县、涪陵等地联络革命党人、“哥老会”首领和有志之士，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打出“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的旗帜，亲自担任该队军事指挥。川东各地的农民奔走相告，成群结队前来参加刘伯承的部队。这支部队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刘伯承指挥这支部队，神出鬼没，忽东忽西，狠狠打击北洋军队。北洋军队成为惊弓之鸟，龟缩在城里，轻易不敢出来。

    1916年3月，刘伯承率部进攻四川丰都。他一马当先，亲临第一线指挥，不幸头部连中两弹，一弹擦伤颅顶，另一弹从右边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他从此失去了右眼。袁世凯复辟闹剧在人民革命浪潮的打击下草草收场了，袁世凯本人也在全国人民的唾骂中呜呼哀哉了。战功卓著的刘伯承，因伤致残却无人问津了！他只能拖着病残之躯，以教书勉强度日。身体的痛苦是难忍的，更难忍的是精神的折磨。在四川，反袁的，拥袁的，原本不共戴天的两派，又握手言欢，举杯共庆了。大大小小的军阀们，忙着分赃。为反袁斗争付出重大代价的普通老百姓，依旧在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却无人关心。这样的革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他对这场革命，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产生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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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闇公多次在日记中称赞刘伯承，他曾写道：“伯承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出。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心内是很快活的；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的感情来，但我已决意与其长久交好，因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路。10年来的友人，有才识而抱大志者，不过4人而已。今得伯承，又多一良友真是可喜！”“他真是天才，颇有见解，使此人得志，何忧乎四川。”

    刘伯承素以“深思断行”为座右铭，爱独立思考，决不随波逐流，对于政治问题，他格外谨慎。有一次，刘伯承在将校学堂的学友、已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陈紫舆，在与刘伯承交谈时，诚恳地劝说刘伯承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杨闇公也在座，并对此寄予希望。令他们意外的是，刘伯承坦率而又严肃认真地回答说：十几年来的生活经验，使我悟出一条道理，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搞清其中的真谛。我从参加辛亥革命至今，所见所闻已经不少了，川军那里我是决定不回去了。但是，当今的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的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把握，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杨闇公不仅没有责怪刘伯承，反而更加敬佩刘伯承。因为当时四川也如其他地区，各种社会思潮十分复杂，其中打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假马克思主义学派比比皆是，令人眼花缭乱。一些人参加进步组织，并没有经过认真思考，而是随风倒，赶时髦，所以他们的政治立场非常容易动摇，经常改变。刘伯承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自己的政治前途采取慎重的选择，但一旦确立，就很难改变。这也正是他政治风格和性格特征的体现。杨闇公在日记中赞叹说：“这是何等的真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此后拟设法使其从本方向走。若能达目的，又多一臂助。”杨闇公更决心把刘伯承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内来，为党输送一个杰出军事人才。

    为了摆脱外界的干扰，静心养病，刘伯承转到犍为县五通桥张仲铭的家里，一面养伤，一面继续深入地研究新的革命理论。1924年夏末，因熊克武第一军势力被逐出四川后，刘湘、杨森等一手控制了政权，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吴玉章在成都不能立足，也辗转到了犍为。他向刘伯承介绍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革命形势。这些地区的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会和农会组织，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坚决斗争，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精诚合作，广东革命政府日趋巩固，革命形势蒸蒸日上。刘伯承怦然心动，决定与吴玉章一同出川，去实际考察革命形势，考察中国共产党，再决定是否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4年秋末，刘伯承和吴玉章等人取道贵州、湖南去上海。期间，他们看望了老朋友熊克武。熊克武动员刘伯承到自己的部队来，刘伯承断然拒绝，两人大吵一架，从此分道扬镳了。到达上海后，刘伯承很快给杨闇公写了一封信，叙说自己的见闻和感受。杨闇公感受到刘伯承的思想进步，非常高兴，在日记中说：“伯承和熊克武不和了。有今后不作冯妇事之语——他的来信。此公已被玉章收入矣，可喜！”

    1925年2月，刘伯承与吴玉章坐火车到达北京，访问了吴玉章的学生、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赵世炎，以及四川籍中共党员童庸生等人。赵世炎介绍自己的老师吴玉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刘伯承没有立即随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是继续观察、思考。5月，他们带着赵世炎的介绍信，再次返回上海，拜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秘书长王若飞，向他们详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情况，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又有所加深。

    此时，正值“五卅”运动兴起。帝国主义镇压中国工人运动，杀害工人，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上海20多万工人举行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许多商人罢市。全国几十个城市都暴发了声援上海工人的罢工、罢课、罢市。刘伯承被工人阶级的反帝爱国斗争精神所感染，从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力量和中国的希望，主动向陈独秀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6月下旬，刘伯承又随吴玉章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正巧赶上了省港大罢工。刘伯承从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再次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伟大意义。这半年多来，刘伯承从西到东，又从北到南，通过实际考察，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地在救国救民，决心跟共产党走。

    7月，刘伯承随吴玉章返回四川。1926年5月13日，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两人介绍，刘伯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他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达6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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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沃医生的举荐，刘伯承还不知道穷困潦倒到什么时候。担任重庆镇守使兼第五师师长的熊克武，在一次宴会上恰巧遇到沃医生。沃医生向熊克武打听刘伯承的情况，讲述了刘伯承的事迹。熊克武这才关注起刘伯承来，并派人请回刘伯承，任命刘伯承为第九旅参谋长。起初，同僚中有人认为他五官不全，身有残疾，冷眼相看。但一到实际战斗中，刘伯承的智勇往往令他们折服。在用兵上，他精细、严谨、大胆，常常出奇制胜。而他勇敢无畏的精神，更为一般军人所罕有。每到打起仗来，他总是亲临火线，冲在前头，“刘瞎子”英勇善战的名声渐渐传开了，“独眼龙”将军的称号不胫而走。刘伯承成中川中名将，威名远扬。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大元帅府，组织讨贼军，讨伐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这年3月，奉熊克武之命，刘伯承率部参加征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部队。战役前期，刘伯承连续打了好几场胜仗。可是，由于寡不敌众，4月6日，重庆最终失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恶意诽谤和攻击刘伯承，把战争失败的责任推到他身上。有功被压制，无过遭非议，刘伯承多次遭受过这样的情况，他再也抑止不了自己的愤懑，奋笔疾书措辞激烈的辞职报告。然而，督办并没有批准刘伯承的辞职报告，而且给了他进军成都的新任务。刘伯承二话不说，立即起兵向成都进发。经过激战，5月13日夺回成都。随后，刘伯承又指挥部队，相继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在激战中，刘伯承又一次不幸中弹，右大腿负重伤，不得不退出战斗，去成都养伤。刘伯承在川军中转战10年有余，落得“遍体弹痕余只眼”。然而，富国强兵、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未酬，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欺凌的局面日甚一日。在残酷无情的现实中，刘伯承身心交瘁，心灰意冷。

   加入共产党　人生新选择

    朱德在接受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访问时，曾经深情地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人们走着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做了军阀不思悔改；有的人随军阀入泥潭，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也有人看到了新的道路，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而刘伯承与我则是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刘伯承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获得了新生。刘伯承的这一转变，是在他的几位共产党的好朋友帮助下实现的。

    1923年秋冬，刘伯承一直在成都治伤。他承受着双重的折磨。一方面，他在作战中身负重任，身体极度虚弱。大量失血使他脸色苍白，浑身无力，左腿肌肉明显萎缩，很难伸直。然而，他硬是战胜了伤残，站立了起来，甩掉了拐杖，显现了无与伦比的意志与坚强。他的法国主治医生瞠目结舌，说：“我素来以为华人柔弱，想不到中国还有刘团长这样钢铁般坚韧的军人。”另一方面，精神的苦恼始终困扰着刘伯承。刘伯承因伤离开部队后，其部队的战事是每况愈下，由胜转败，先是重庆得而复失，随后成都也遭到敌人的重兵威胁，危在旦夕，四川形势大幅逆转。刘伯承对军阀混战早就心生厌倦，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刘伯承躺在病床上，可是说客络绎不绝。熊克武等人亲自到医院来，敦促刘伯承带伤上阵，以挽救战局。刘伯承以身残为由，婉言拒绝。刘伯承的好朋友王尔常受上司委托，前来传话，说请刘伯承担任师长。刘伯承严肃地回答说：“尔常，你我相处这么多年，难道还不晓得我的志向么？岳武穆云：‘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我从军数年，向来不顾个人性命，家中更无私蓄，遇敌时便可奋不顾身，为的是救国救民。看现在的世道，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官压兵扰，民将不民。我冲锋陷阵十多年，为的是拯民于水火，不是为了博取虚名和显示荣耀。这些当权者总是汲汲于一己之私利，我算是看透他们了。顺利时不肯委以重任，一旦时势危急又想以爵禄相诱，真是有眼无珠！”王尔常表示完全理解与支持。

    刘伯承在最苦闷的时候，他的两个共产党的好朋友，及时给他指明了方向，一个是吴玉章，一个是杨闇公。

    吴玉章1925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刘伯承的交往十分密切。当时，吴玉章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恽代英、杨闇公等人创办《星期日》等刊物，鼓吹新文化、新思想，热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派人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当地具有较大的影响。吴玉章几乎每隔三五日就要到他的住处，一面探视病情，一面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后来，通过吴玉章的介绍，刘伯承结识了杨闇公。杨闇公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四川党团组织主要创建人和大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重庆革命领袖。

    吴玉章、杨闇公对刘伯承的人品、学识以及卓越的军事才能十分敬佩，有意将他发展为中共党员。他们经常探望刘伯承，与刘伯承促膝长谈，并送一些进步书刊。他们评论当前的时局，议论中国的前途，追溯民族的历史，探讨救国的方略，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人生，从外交到军事，一直到社会主义。刘伯承曾经回忆说：“1924年我在成都与闇公同志一起，可以说朝夕不离，论说当时局势。”在吴玉章、杨闇公二人的影响下，刘伯承的思想逐渐发生质的变化。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相近的政治见解，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