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融合

步天涵谷

近日，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华文明、中国模式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座谈会。与会者就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中国模式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论中国模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道路》进行了热烈讨论。
   
    该报告是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丁耘领衔的7人课题组历时一年完成的。在当今关于“中国模式”的各种讨论中，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课题组力图以中国解释中国，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论述“中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道路的关键词，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作为“中国模式”论述的主线。该报告从文明史的高度，证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解释中国建设、发展与崛起的关键，将“中国模式”看作是中华文明传统的现代表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中国历史的特征概括为学习-创新型文明、大一统国家和先进性团体；该报告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发展进行了完整而统一的阐述，分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内在一致性及其前后发展，前瞻性地提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三期的四大战略任务：社会建设、长期执政、大国崛起和文明复兴。该报告全文发表于《文化纵横》2010年第5期，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报》2010年第19期也刊载了报告的主要内容。
   
    在座谈会上，丁耘就这个报告的缘起做了简略说明。他认为这个报告有以下特点：第一，不割裂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第二，不割裂革命和改革的关系，即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给合起来；第三，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观点，即：在总结历史道路之外，还从前瞻的角度审视已经走过的历史道路，指出未来的发展方向。
   
    与会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该报告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他们认为，正如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现在可能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经过60多年不断努力，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从“发展就是硬道理”过渡到以重建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发展轨迹之上，这篇报告是在这个方向上一次有益的尝试。他们各抒己见，就与“中国模式”相关的系列问题做了深入研讨。
   
    一、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模式”的关系。肖巍教授认为，学界之前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一种是关于中国体制的模式。而思想史研究中心这个报告则提供了第三种分析视角：即从文明和文化的角度来讨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模式”的问题，这在理论上是一种突破。陈卫平教授则指出，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态”：一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种则是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思想史研究中心的这个报告则试图打通两者。汪堂家教授认为，现在讲“中国模式”其实寓含着人们一种唤回中国理想的期待，但现实中我们是否已经形成了可以普遍推广的“中国模式”却是可疑的。谢遐龄教授则认为，中国现在的发展可能还谈不上什么模式，但关键是在对“中国模式”这个词的塑造上，要看它的使用价值在哪里。张庆熊教授认为，如果从一种“生态学”角度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来了以后，和中国文化的互补、共生关系。王德峰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其实是在指现代化的不同方式，从这意义上说，所谓“中国模式”就是现在中国人所进行的现代化。陈学明教授坚持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问是中国现在最大的学问，因为只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是指导当代中国的理论基础，而且我们在研究“中国模式”的时候，主要应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因为这个研究是要针对现实问题，为中国今后的发展开辟一条道路。童世骏教授也指出，现在很多非常赞成中国模式的外国学者，都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承认有某种“中国模式”的话，那马克思主义一定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他认为，我们对待“中国模式”的态度，不应该下简单的是与否的判断，而应该看这种讨论是否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充满自信和自省。
   
    二、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和传统的关系。如何看待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这个问题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陈卫平认为，我们在六十年内走过了西方国家三百年的道路，所以很多问题全部都集中在一起了，我们要把目标和眼光集中研究西方三百年要解决的矛盾是如何化解的，这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命力之所在。谢遐龄认为，对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认识，关键点在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变化，即，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新中国建设如何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而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又是如何摧毁了前三十年建立的社会结构。这就要求我们用一种“党组织与社会一体化”的方式来重新组织中国社会。赵修义教授指出，关于后三十年的变化是如何一步步演进而来的，应该注意其中的社会心理的基础，并且我们要在关注这种演进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重视其带来的问题，而这个正是现在最令中国人困惑的问题所在。陈学明则认为，从建国前三十年到后三十年的转变，其实包括了三方面转折：一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个转折是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第三个转折则是打开国门以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三次转折，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断深化同步的。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潘世伟教授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是一个通过以制造业为主导，以出口为导向，同全世界进行资源交换而完成资本积累和技术更新的过程。这其中既有主观决策者的决断，也有其客观原因。而问题的关键则是要看到我们所采取的这种非资本主义方式的合理性、必然性和优越性，看我们是不是更快更好地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赵修义一见针血地指出，思想史研究中心的这个报告试图从大一统、先进性团体和学习型政党这三方面来论证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是中国现在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秘密，即：经济的变化不是纯经济的，而这就要求我们将历史的基本脉络梳理清楚，看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陈学明强调，中国现在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碰到了三种矛盾：第一种矛盾是两极分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日益积累；第二种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即：中国的发展是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第三种矛盾则是人内在功能之间的冲突。而要解决这三对冲突，马克思主义学说就一定要发挥重大作用。王德峰教指出，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合理化过程，但合理化过程最后的结果却是这个理性的运用使目的理性变成了工具理性。而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程，也可以从这两条线索出发。童世骏则认为，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中国在民族复兴道路上所寻找的手段。而改革开放则是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三者汇合起来的地方。经过这么多年实践，我们不但已经比较成功地用社会主义现代化手段实现了民族复兴，也已经用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重新界定了民族复兴的含义。但今天，这三方面似乎产生了矛盾，童世骏将其概括为：从中国国内来讲，是资本和劳动的矛盾；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来讲，是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关系。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陈卫平主张，要研究儒家文明，更重要的是要去研究儒家在中国古代讲了那么多好的东西，为什么实现不了，而且，我们今天如果要实现这些，需要克服那些障碍，这样才能同时把儒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共同推进一步。陈学明则强调，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西方的文化、传统文化，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这三大文化都应该成为为“中国模式”提供基础理论的思想资源。但我们不能当“全盘西化者”，也不能当完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处理这三大资源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导。赵修义认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要把事实梳理清楚。比如以前总结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是反对儒家的，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管理国家重要的一本参考书就是《资治通鉴》。因此，在我们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就要直面这个问题。无论怎样，历史本身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只有先把这个事实整理清楚了，才有可能去做价值评判。童世骏则指出了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汇通的三个可能点：理性主义、内在超越、对立统一。王德峰则从存在论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儒家传统之间的契合。他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最急迫问题就是以中国文化作为主体的现代化过程是否能够避免西方社会价值理性的空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回答，我们在怎样的一个价值基础上来发展、重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居于何种位置，是否能够和中国儒家贯通，而这个问题，已经深入到存在论层面，而不是一般的政治实际或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