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利用日本黑社会推翻清政府是正义的吗？

刘恒宝

2010-07-23
        核心提示：以今天的眼光看，革命本身存在一种悖论。以孙中山号召的革命而言，革命本身带有正义的光环，处于其对立面的清政府当然是非正义的。但是，处在日本利益立场上的黑社会组织黑龙会相对于中国而言，自然也是非正义的一方。这样，革命就成了利用非正义的一方来打倒另一个非正义者，或以非正义的手段反对非正义。

本文摘自《日本改变中国》 作者：王海涛 出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兴起于甲午战争之后的赴日留学运动，竟然酝酿了一支埋葬大清国的革命力量。挽救，从另一个角度讲，却是埋下了颠覆的种子。

近代中国之命运多舛，常常令人扼腕叹息。当这个古老的国度终于认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时，动荡的内外局势却宣告这一切为时已晚。

兴起于甲午战争之后，准确地说是1896年的赴日本留学运动，竟然酝酿了一支埋葬大清国的革命力量。

历史就如此的具有戏剧性。挽救，从另一个角度讲，却是埋下了颠覆的种子。目的是单纯的，过程是复杂的，结果是不可控的。所以，挽救危机，需要在危机暴露之前。缝缝补补式的改革和挽救，往往种瓜得豆，结出“怪胎”。

留学生运动，在清政府眼中或许就是一个未曾预料到的怪胎吧，它已经成为一支革命力量。

这支革命力量的形成背后，站着一群别有用心的日本人。一个旨在“把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的日本组织--黑龙会，与中国的革命党人“交织”在一起。后来开启中国一个新时代的辛亥革命，其策源地就是日本，其背后有日本人。

1896年，在清政府开明官僚张之洞等推动下，首批13名中国学生来到日本，开启了留学东洋的热潮。

日本专门为这13个人办了一所学校。单调乏味的日语课程和“水土不服”，让这些学生灰心失望。几个星期后，其中的4人“离学”。有7人不仅坚持下来，并且在后来成为中国的首批日本问题专家。

1899年，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已经超过100人。

1905年科举制度取消，阻碍了大批学生的前途。而这时候，留学归国与做官挂钩的情况出现了。一个个海归成为政府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赴日留学，以至于学生中有举家赴日的情况。

为应付这一局面，日本设立了许多专门学校。为了培养未来的“现代母亲”，还专门开办了女子学校。

历史上，总是日本学习中国，重视中国向日本输出文化。但这个时候，世道真的变了--中日力量对比一改过去中强日弱的局面。中国人也难得地放下了架子，虚心向日本学习了，从官方到民间，一批批的学生东渡求学。

然后，中国人到海外求学与日本人海外求学不同。明治维新期间，日本人海外学习，总是能够将好的东西为我所用，以建设性的方式改变日本。中国的学生经过一番学习，仿佛经历了启蒙，发现中国事情的需要推倒重建。

教师们努力使中国留学生们相信，中国面临着日本明治初期的类似情况。但是，这种学习没有培养出体制内的改革精英，反而孕育了革命火种。

随着中国各省把大量的学生送到日本，各省学生们纷纷成立同乡会，以便接纳和指导后来的留学生老乡。

在日本的学习过程中，中国学生逐渐明白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同乡会这种组织更加强了大家的中国人意识。于是同乡会渐渐突破“省界”，形成全国性的组织。
学生们民族意识的加强除了教师的作用，还有两种因素。一是当时日本在战胜中国后，“爱国主义”泛滥，日本用大量的诗歌、歌曲、印刷品向人民灌输民族主义，使作为弱国代表的留学生们受到强烈的刺激。另外，作为战败国的一方，留学生在日本难免遭到歧视。拖着辫子的中国留学生常常被嘲讽为“清国佬”。

近代中国的学生群体，历来是民族主义的温床。庞大的留学生群体，面对当时的处境，不可能个个都安于现状，埋头读书。其中的一部分开始倾向于革命，革命的对象首当其冲的就是清政权。

黄兴堪称留学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这个被清政府送到日本深造的青年最终走到了清政府的反面，成为留学生中的革命派风云人物。

黄兴（1874-1916）原名黄轸，后因从事革命活动，改名黄兴，号克强。1893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1896年中秀才。

1898年黄兴由城南书院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开始接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关怀国家民族前途。

1902年夏，黄兴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

1903年与留日学生500多人集会声讨沙俄侵略罪行，不久自认为运动员，回两湖策动反清革命。后在明德学堂任教，利用课堂讲授激发学生爱国思想；物色同志，酝酿成立革命团体。

1904年2月，黄兴组织华兴会，被推为会长。随后积极联络会党，运动新军，计划于阴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生辰，炸死在皇殿行礼的全省官吏，宣布起义。不幸事泄失败，逃亡日本。

1905年7月下旬经宫崎寅藏介绍，与在日本的孙中山会晤，共商建立全国性革命组织。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提议推举孙中山为总理，被孙中山指定为庶务，居协理地位；又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移交同盟会，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当年年底，离开日本，经香港潜入桂林，发展革命组织，策动郭人漳、蔡锷反正。

在这段简历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日本，同时还看到一个日本人--黄兴在日本的革命生涯以及他与孙中山的结识，与日本人宫崎寅藏有关。宫崎寅藏是孙中山的知己，对中国的革命的事业“功莫大焉”。而以客观的眼光看，宫崎寅藏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其实就是日本对中国的另一种谋划--通过对中国输出革命，建立中日友好的“大亚细亚”。

在推行所谓“大亚细亚主义”（与后来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一脉相承）方面，日本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具有黑社会性质的“黑龙会”。中国留日学生中兴起反对清政权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为黑龙会所注意，并有意加以利用。

黑龙会如何利用中国革命者的民族主义情绪？

所谓黑龙会，其名字的来源就是中国东北的黑龙江，意在谋划占领黑龙江区域，是日本扩张主义的右翼组织。

1901年2月，黑龙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其成立宣言声称：“当前之急务，首先在于同俄一战，击退帝俄，使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连成一片，以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

黑龙会成立之际发布了纲领：

1. 发扬开国的宏谋，阐明东方文化的宏大深理，推进东西方文明的亲近交流，使日本成为亚洲民族兴隆的领导者；

2. 用法治主义的形式，一扫那些束缚人民自由、缺乏时事常识、阻碍公私办事效率提高、淹没宪政的本来主旨等的百端宿弊，以此发挥天皇主义的美妙真谛；

3. 改革现行制度、振兴外交、积极向海外发展，并革新内政，增加国民的福利，确立社会政策，解决劳动问题，以巩固皇国的基础；

4. 实现军人勅语，振作尚武风气，实现全民皆兵，以充实国防机关；

5. 仿效欧美进行现代教育的根本改革，建立以国体为渊源的国民教育的基础学，使大和民族的公德良知向上发展。

黑龙会的会长为内田良平，顾问为头山满，他们以阻止俄国势力的东渐，夺取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为日本经营大陆奠定基础为宗旨，把夺取黑龙江地区作为奋斗目标，故以此为名。该会成员复杂，有内阁成员、军官、职业间谍和各种杀手，能左右政府的政策。

显然，革命派“驱除鞑虏”与黑龙会的“夺取黑龙江”具有一致性。也正因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日本的活动与黑龙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孙中山当时的革命理念中，清朝并不代表中国，因此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赶走清朝统治者。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孙中山当时的“国家观念”是有缺陷的。但以此来指摘孙中山先生并不公允。应该说，在当时的中国人中，现代国家观念并未形成。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从来就是一姓一家的天下，所谓“家天下”的传统，是直到共和革命进行了数十年之后才逐渐消除的。

另外，孙中山以排满代替革命，在当时还拥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驱逐鞑虏”这一口号，对于一直追随着寥寥的革命者而言相当重要。

放过这一点不说，孙中山另一点为当代的研究人士所诟病的一点就是其利用日本的黑社会组织进行革命。在如今看来，这种借助心怀叵测的国外组织进行的反对本国政府的行为，显然是“有瑕疵”的。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共和。为了这一崇高的、顺利世界潮流的崇高目标，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借助什么样的力量，在当时来看，都是正义的。

以今天的眼光看，革命本身存在一种悖论。以孙中山号召的革命而言，革命本身带有正义的光环，处于其对立面的清政府当然是非正义的。但是，处在日本利益立场上的黑社会组织黑龙会相对于中国而言，自然也是非正义的一方。这样，革命就成了利用非正义的一方来打倒另一个非正义者，或以非正义的手段反对非正义。

作为一个革命先行者和一代伟人，孙中山自然有他的革命逻辑。

那么，孙中山革命事业如何与日本的秘密组织结下了“不解之缘”？事实上，孙中山的早期在国内的革命生涯便与秘密组织有所牵连。

在革命胜利之前，孙中山长期生活在海外，因此可以说他是一个“边缘化”的中国人。年轻时代的孙中山，周围大多是外国人以及华侨。

基于对欧美、日本的了解，1894年的冬天，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建议清政府推行发展西式教育、促进商业和鼓励科技发展的改革。应该说，与后来的维新派相比，孙中山堪称更早的政治改良者。

如果李鸿章将孙中山纳入麾下，恐怕不会有后来的革命先行者。历史不容假设，李鸿章当然是不可能垂青孙中山的。李鸿章在戊戌变法前，对于维新派是同情的，对于那些年轻人所提出的政治方案，也是认同的。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李鸿章比维新派更清楚清政府的问题所在。

但是作为一个体制内的官僚，他首先要保护自己在体制内的既得利益。他不可能与维新派站在一起，这正是李鸿章善于做官的地方：这世界上的事情，或许是有对与错之分的，但是老佛爷是“不会错”，即使错了，也是不能说和不能反对的，他能做的，至多是对维新派私下同情，对老佛爷的错保持沉默。

李鸿章只是一个演员，他只是尽职尽责地按照导演的要求做自己的事情。1894年的冬天，甲午海战已经结束，他的本钱在这场海战中丧失殆尽。可以想象，他的心情是多么沮丧。

但是，无论多么沮丧，李鸿章都善于把一切问题留给时间。所以，当这名青年孙中山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尽管认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人，他所做的也只是让孙中山走人。

上书受挫或许是孙中山转向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并很快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现代革命团体兴中会。

先行者总是寂寞的。或许是由于其革命理念太过超前，早期的孙中山很少有追随者。没有钱，就没有兵，有几个人能听懂革命的道理？

于是孙中山将眼光投向秘密组织，其最初与中国大陆同胞的联系，就是与秘密会社的往来。

哪里来的秘密组织？

动荡的年代，松散的社会治理，民间总是会孕育秘密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包括失地的农民、流浪的劳工、土匪、游民、小偷等等社会边缘群体--流氓无产者，而那些科场失意的士子、别有用心的商人绅士，往往成为秘密组织的领导者。而这些秘密组织的首领，就成为革命者的朋友。

每一个时代都有被边缘化的人群。至今，人类还建设不出一种让所有人都能过上幸福生活的政治文明。大量的人，因为出身、传统、际遇等原因被主流社会所抛弃，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到了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地步。这些人们的特点是，对现实不满又渴望改变现实。但这些人并没有改变现实的能力，但当他们“革命者”有意识地聚拢在一起，便会成为“最革命”的人。

从现实层面分析，“革命者”是主动与传统社会决裂的一群人，而秘密组织的主要成员是被传统社会所摒弃的一群人。二者都是憎恨当权者的“亡命之徒”，所以，双方走到一起具有必然性。

革命先行者的一个缺憾就是其理念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以下层人民为基础的秘密组织注定不是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实施者。所以，就像二者必然走到一起一样，其决裂也有必然性。辛亥革命的一大特点是，革命者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很少真正深入群众。

缺乏群众基础的革命，其力量是单薄的，即使成功，也是脆弱的。

革命不仅要有人，更要有钱，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在没有国内群众基础的情况下，孙中山革命的物质基础主要来源于海外，更多是来自日本。日本人，什么样的日本人愿意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呢？

这背后是一段辛酸的故事。

因为遭到清政府的打压，孙中山只能流亡海外，并希望在海外中国人中传播革命理想。“海外革命”的最大收获，是让遭受追捕的孙中山在国际上名声大振。

1896年，流落在英国的孙中山走了一步险棋，主动走进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就在他即将被押送回国的时候，两个当过他老师的英国人搭救了他。

孙中山抓住机会，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并向报纸写信：我现在强烈地感到英国宪政政府和一个文明民族意味着什么，这使我以后要更积极地为我自己可爱而备受压迫的国家寻求走上进步、教育和文明的道路。

经过媒体的报道，一时之间，孙中山成为国际名人--一个来自中国的知名的“不同政见者”。尽管英国没有给他更多的帮助，但是成为知名人士后，其言行广受舆论关注所带来的影响，让孙中山开阔了干事业的思路，或者，这让他看到，在国外闹革命是一条可行之路。

再看当时国内的情况。

进入1905年的时候，苟延残喘的清政府出现了活力增强的迹象。列强在欧洲大打出手，侵华行动有所收敛，日俄双方在中国的东北借机争夺利益。百病缠身的清政府，是否迎来了一个发展的小阳春，帝国的大厦，似乎还有了日趋稳固的迹象。

在列强战争的硝烟下，清政府开始了新政试验。

1905年，无论是从国际形势还是国内情况来说，对于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年夏天，日本战胜了俄国，有识之士的评价是宪政战胜了帝制。对此，清政府的反应是打算如法炮制，学习宪政。

大变革的历史节点上，各种力量在各行其是。

清政府的这一套，如果在10年前搞，或许会吸引很多人。那时候的维新人士，会成为它改革的推动者和鼓吹者。但清政府已经把自己可以团结的民间力量得罪了甚至屠杀了，已经把一群热血青年逼成了“革命党”。

就在清政府掀起改革的时候，“潜伏”在日本的革命势力也活跃起来。他们通过在日本的学习和生活，认为日本的团结、尚武精神值得学习。

就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到达了日本。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抵横滨，经宫崎寅藏介绍，与黄兴首次会面。黄兴与张继、宋教仁请孙中山畅谈革命。孙中山建议把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得到黄兴的赞同。

中国革命的历史，在日本开创了崭新的一页。共和，成为革命的目标；组党，成为革命的手段。

7月30日下午，各省留学生中的革命志士聚集到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会所，共同讨论发起新的革命团体。与会者有孙中山、黄兴、陈天华、张继、程家柽、冯自由、胡毅生、吴春阳、宋教仁、田桐、黎勇锡、朱少穆、马君武、邓家彦、但焘、时功玖、何天炯、康宝忠、刘道一、蒋尊簋、朱执信、古应芬、李四光等70余人。

孙中山发表长篇讲话，提议将分散的革命力量组成一个大团体，协力从事反清革命。

已经在海外漂泊许久的孙中山，显然已经锻炼成一个优秀的演说家。事实上，革命领袖，首先必须是一个演说家。孙中山的演说效果一定是很不错的，他的提议获得一致赞成，并被推为会议主席，主持讨论新团体的名称和宗旨。

会上有人提议将新成立的组织定名为“对满同志会”。而孙中山则说，排满并非革命的唯一目的，还要反对君主专制，创建共和，因此叫“中国革命同盟会”为好。但由于担心“革命”二字于活动不利，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

统治者与在野者由于缺乏对话的渠道，他们之间的鸿沟是难以填平的。当维新派要求改革的时候，当权者是屠杀他们。而当当权者认识到改革确实有必要的时候，改革者已经把推翻他们作为目标了。

什么君主立宪，什么君主专制，热血青年们已经不再考虑这些。共和的观念，已经被提出，要的是清政府滚蛋。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

民国者，人民的国家，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也。

随后与会者同举右手宣誓入盟。誓毕，孙中山向会员们祝贺道：“为君等庆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

一个历史细节不容忽视：同盟会成立仪式，就在对中国存在险恶用心的黑龙会会所举行，黑龙会会长内田良平也参加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会上，内田良平也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不久，当时的黑龙会会员、后来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灵魂人物北一辉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这正是埋葬满清政权的“日本因素”之一。

黑龙会如此支持革命党，目的当然是希望在革命胜利后获得相应的权益--分裂中国，建立满蒙政权。事实上，这一目标后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由此可见，日本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而日本右翼扩张组织黑龙会更是输出革命的大本营。此后多年，黑龙会一直出没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幕后。

据后来内田良平所著的《日本之亚细亚》一书透露，孙中山曾对日本朝野人士游说，以中国革命后在长城以南建国，满蒙让给日本，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报酬。

1912年2月，南北议和成功的前夕，孙中山、黄兴通过森恪与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山县有朋等商谈由日本提供给革命党一千万到两千万日元的援助，换取中国以某种形式把东三省让与日本。但是，由于2月12日南北议和成功，这一意向并没有实现。

当然，对于孙中山、同盟会与日本一部分侵华势力能够形成如此密切关系之说，史学界曾有人竭力辩驳。历史纷繁复杂，这里所讲的，并非历史的全部。上述说法，在历史研究中，或许还停留在一家之言或有待考证的层面。但黑龙会这个组织的侵华性质及其试图通过输出革命操控中国的阴谋则是不容否认的。

大致说来，孙中山与黑龙会走到一起有这样几个原因：

在国内因为没有群众基础，站不住脚，被迫流亡海外；虽然在英国暴得大名，但没有得到帮助，于是流亡日本；作为国际名人的孙中山和其排满革命理念与黑龙会的宗旨向契合；孙中山孤立无援突然得到日本人的帮助，自然不会拒绝。

20世纪初期，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已经有了同乡会这样的组织，更有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加上孙中山的革命声誉，于是，在日本人的撮合下，孙中山周围迅速形成了一支革命力量。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由此结束了孤军奋战的革命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