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第六次东渡成功

文卓

近日，海南海洋文化研究会成立，征集相关论文，在所列举的论题中，多方涉及，却忽略对海盗现象的考究。在海南的海洋文化中，海盗故事和他们所埋藏的宝藏一样，被时光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沉淀到了历史的角落。其实，在唐朝天宝年间，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之际，曾因受海南崖州大海盗冯若芳等人相助，东渡才得以成功，双方结下一段不浅的缘份，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成为历史烟尘中值得玩味的一段往事。

     
首次东渡 鉴真“被海盗”

    大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4月），受日本留学僧人荣睿、普照的邀请，鉴真及其弟子等21人准备从扬州出发，东渡日本。然而，唐朝政府并没有批准鉴真东渡。当时推崇道教的唐玄宗对佛教则采取了“抑而不毁”的政策。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一万二千多僧尼被还俗，并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禁止官员和僧尼交往。鉴真要去日本，也惟有采取“偷渡”的办法。

    当时东南沿海海盗横行，倭寇也不少，台州(今浙江临海、黄岩、温岭、仙居、天台、宁海、象山等县地)、温州(今浙江温州市及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文成、泰顺等县地)、明州(今浙江甬江流域及慈溪、舟山群岛等地)海边都遭受其害，海路阻塞，公私断行。在此形势下，鉴真一行的动向，格外引人注目。

    东渡准备工作在顺利地进行着，岂料却发生了内耗。

    鉴真大弟子道航认为：如海和尚只是少学晚辈，不适合跟随鉴真东渡。如海和尚大为不满，就秘密向淮南采访厅采访使诬告：长安和尚道航和日本和尚荣睿、普照等人造舟入海，与海盗勾结。有若干人，已备好干粮，分布在既济、开元、大明寺，不久要带领五百海盗洗劫扬州城……

    采访使听后，极为震惊，当即扣留了如海，并派兵到各寺院搜寻中日僧人，道航、荣睿、普照等都被捕，船只和物资也被查封。后查明是诬告，人（僧）放了，所造的船只却被没收归公。鉴真第一次东渡胎死腹中。

    ……

    鉴真与海南海盗结缘

    天宝七载（748年）春天，荣睿、普照又绕道潜来扬州，来到鉴真大师当时居住的崇福寺。他们小心地问鉴真大师，是否还有东渡的打算。

    鉴真大师坚持初衷，毫不犹豫再次着手准备。就在这一年的六月二十七日，鉴真大师居然又率领弟子们，从崇福寺出发，到扬州新河上船起航了。更想不到的是，这第五次东渡竟然会是“一生辛苦，何剧于此”！（《唐大和上东征传》）

    船行到狼山，又遇见大风，辗转到了定海的小洋山。一个月后，风向不错，船行到了舟山附近。停留一段时间等风后，又向着今天普陀山南出发。而就是这一段航程，让鉴真大师一行备经苦难。同年十月十三日，在海上漂流了14天后，他们竟然航行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县。

    当地头人冯若芳隆重接待了鉴真一行，并把他们安排到自己家里，虔心供养。

    张家港博物馆的一位考古专家曾经谈到，“按唐代法律，非国家派遣不得出国，而东渡的鉴真在当时不是国家派遣，只是一位私自出国的'偷渡客'。”

    为何鉴真在海南成为座上客，并得到厚重资助？

    《东征传》说到的冯崇债、冯若芳是亲戚。官府与海盗相互依托的实录告诉我们，隋唐时，海南存在一个豪强割据现象。据此，可知盛唐时冯氏在海南还是很大的豪族。他们是高凉冯氏的后裔，豪族之间相互兼并，至梁前期以高凉冼氏为最大。自冼夫人嫁冯宝而冯氏取代冼氏为最大豪门，其子孙散落在海北、海南。海北盛于隋季唐初，至武周后式微，其在海南者则盛唐时仍为大豪族。

    冯崇债这个大首领仅为振州之别驾，乃州刺史之佐贰。可见，海南诸冯与唐朝廷之间的关系必不如海南之北，所以，地处南端的振州对唐朝的法规不甚“敏感”，对鉴真这样的大和尚，振州别驾冯崇债明里暗里都知道鉴真私自东渡，他们不仅没有处理他，还亲自带领官员僧俗相迎，乃至亲自掌勺做饭，供养鉴真等人。

文卓

盘踞万安州的大海盗

    古崖州（振州）在中国史书上占有一席之地，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水南村的大港。大港作为通商口岸，在海南古代海上交通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唐代，我国的对外贸易已十分发达，往返于广州、扬州、泉州和波斯等国的中外商船，为了避风和取水，经常停泊于大港。大港成为南方海外交通的中转站。当时海南的金银、珍珠、玳瑁、香料、槟榔等土特产也从这里远销国内外各地。偏僻的海岛，物产如此丰富，还有繁忙的物流中转中心，物产一周转，自然激起一些豪强的贪婪之欲。冯若芳不过是豪强中的“成功人士”。

    当时在冯崇债治下，海南有两个大海盗，一个叫陈武振，一个叫冯若芳。两人均以劫掠外国特别是波斯商船为业。

    关于唐代海南的海盗，《太平广记》记载：唐振州民陈武振者，家累万金，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有数百个。先是西域商船，飘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人精通诅咒的法术……凡商船经过海路，不幸风漂迷路，到了振州境内，振民就登上山头，披头散发地诅咒，诅咒过后果然起风扬波，兴风作浪，商船也就开不动了，肯定会漂到所咒之地便停下了---武振就因此而发了大财……

    如此记述像是有些夸张，但陈武振肯定是唐朝振州（三亚）的一个重要海盗，他的万金家财都是靠抢劫西域商船所得。不过陈武振的劫掠够不上冯若芳，也不如冯若芳富有。据说是恰恰因为陈武振“善咒术”，念咒念得“船不得行，由是劫掠”，被人上告，就获了罪，巨额家财充了公，当时因为钱财认他为兄的官吏韦公干也就跟着栽了。

    据史料记载，据载，冯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此焉”，甚至形成了一个“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的波斯奴婢村。 以此推测，冯若芳乃唐玄宗天宝年间，盘踞海南岛万安州（今万宁市）的大海盗。

    从史料看，冯若芳的家财恐怕富可敌州。他会客时焚烧价值昂贵的“乳头香”，而且一烧即百斤。乳头香极其名贵，是外商赖以与中国贸易的奇货，冯若芳却用以当火烛。

    据记载，鉴真一行羁留海南的近一年半时间中，所接触到的海南崖州（振州）的头面人物中，主要为冯若芳、冯崇债等等。

    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带十二种香，约六百余斤。那些香是用海南特产香木制成的，都可能是大海盗冯若芳相赠。

    唐代海南岛上奴隶主的势力还很强大一说，并非臆断，确有实据。尽管中土已不存在这方面的记载，幸而在日本还保存着很说明具体情况的有关文献。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日本著名文人真人元开在鉴真圆寂后十六年，受随鉴真东渡弟子思托的请托，根据思托记录，将鉴真一行东渡的始末经过，撰成《唐大和上东征传》一卷。此书有幸流传了下来，书中载有天宝时海南岛冯氏的情况，摘录如下：

    天宝七载，鉴真一行第五次东渡，约在舟山附近，遇大风，漂流十余日，“乃到振州江口泊舟”。州“别驾冯崇债遣兵四百余人来迎”，至州城，迎入宅内，住一年。“冯崇债自备甲兵八百余人送，经四十余日，至万安州”。“州大首领冯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是焉”。

    “行到崖州界，无贼，别驾乃回”。至崖州，游奕大使张云（张云实际上也是大海盗，笔者注）出迎。“……彼州遭火，寺并被烧。和上受大使请造寺。振州别驾闻和上造寺，即遣诸奴，各令进一椽，三日内一时将来”。自崖州至澄迈上船，三日三夜达雷州。

    第六次东渡成功 冯若芳功不可没

    冯崇债供养鉴真一行达一年，又亲自率领甲兵八百余人远送至崖州。若无海盗冯若芳的帮助，几无可能。

    何况，鉴真要在崖州造寺，冯崇债又命令“诸奴”三日内奋进一椽，营建成佛殿、讲堂、砖塔、释迦丈六佛像，其财力之雄厚可想。可想而知的是，当时冯崇债官职只是振州别驾，他若单纯动用公家财力是难于给鉴真如此巨大的财力支持，还得仰仗冯若芳的资助。而这些资助，冯若芳心甘情愿。

    海盗冯若芳的财货奴婢多得自劫掠波斯船舶，与《通典》论岭南风俗“浮掠不忌”之语正相符合。岭南风俗未必都是如此。海南岛地处僻远，社会发展阶段落后于大陆，又有掌控海上交通线路之便，天高皇帝远，从而形成“俘掠不忌”的风俗则是不足为怪的。

    鉴真六次东渡中，这一次的行程最长、遭受艰险最大。鉴真一行在海南休整近一年半后，返回扬州，开始为他的第六次东渡日本做准备。

    三天后，冯崇债继续护送鉴真一行抵达崖州(今琼山)。这里已比较安全，冯崇债便拜别鉴真，领着八百余兵卒依依惜别，返回振州。

    在眼睛失明的情况下，已入花甲之年的鉴真因有了冯崇债、冯若芳等人的帮助，第六次东渡日本，终于成功。

    到达日本后，鉴真传授戒律，度人济世，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山始祖，深受日本人的尊崇，日本人尊称他为“过海大师”。为中日友好往来和交流立下了汗马功劳。

    让人颇感兴趣的是，大海盗对佛门高僧鉴真如此恭敬，给以极高的礼遇。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是为了给官府面子？还是想迁善成佛？

    大海盗也罢，无欲无求的圣人也罢，一切已成过眼烟云。惟一让人回味无穷的，是海南岛与佛教高僧在不经意间结下的那段缘。三亚的大海盗为何对鉴真如此友善？依然是历史之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