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不确定的时代中变革

步天涵谷

在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之中，日本首相早已以任期短、道歉多而著称于世，但6月2日鸠山由纪夫的闪电辞职仍然让许多观察者感到意外。尽管政治家与职业官僚相互独立的体制让领袖更换对日常政务的冲击非常有限，但多数人认为这“并不正常”。日本媒体为其领导人更换过于频繁可能导致外国政要无法记住现任日本首相名讳而“忧心忡忡”；一些西方媒体也奉劝日本民众不要再把生活中的“洁癖”移植到政治场上。与此同时，各方对新晋首相菅直人的职业前景也存在不同看法。有人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的“草根”背景有助于摆脱“短命首相”的宿命，另一些则提醒日本人民必须要习惯更多辞职和更多新首相。凡此种种，归结起来需要分析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日本到底怎么了？二是，菅直人需要以及能够做些什么？

关于前一个问题，虽然可以大而化之的说，是日本经济形势长期不尽人意降低了民众的容忍度，而政治结构和政治习俗对首相稳定性并无其他国家一样强力的保护。但若继续追问日本经济不景气的原因，或者政治体制的成因，则不同学派可以提供各色答案。以经济乏力之原因为例，凯恩斯主义认为是少子化以及老龄化应对失措等因素导致的需求不足；美国SSA学派（社会积累结构学派）认为是因为日本旧有的产业扶植政策、经连体制、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教育及家庭制度等构成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崩溃；泡沫经济论者认为是产业资金过度金融化造成实体经济被“虚化”。此外，宏观经济政策失误论、国际政策协调失败论都不乏支持者。按照美国流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处理，上述各派强调的因素与日本经济不况之间的“因果关系”，几乎都可以通过精巧的假设、代理变量及相关统计数字，或一系列经过选择的富有内在联系的确凿事件，从经验的层面上加以“证实”或“印验”。

然而问题亦随之而至，既然衮衮诸公均言之凿凿，为何20年中日本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竟未能从谏如流、闻过而改？如果以“英国学派”的风格来处理问题就“简单”多了。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天下大势”或者“真正的大问题”，至于日本过去和现在“怎么了”的“问题”则是无关宏旨的，只要有了一个指向应然的规范标准作为参照，剩下的就是如何将日本的状况向着规范标准调整的形而下的技术问题了。不过，英式方案也有其内生的风险。一旦对“天下大势”的判断有误，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一蹶不振的全局性灾难。

无论是穷治细节还是怀握大势，揆诸现实总有曲高和寡、中看不中用之嫌。有人以为，这并非英式或美式方法本身的瑕疵，而是英语世界或更广泛的西方世界所习惯的思维模式已成窠臼，应予补充或超越。库珀·雷默就是提出这种反思者之一。其新书《不可思议的年代》指出，在以往的西方思维模式之下，世界展现出的是一幅有待认识的图景，即便目前存在大量的未知领域，但人们坚信其中有精确的因果关系可以期待。从细节来看，人类的了解会越来越精细，例如，从卫星上拍下的基地照片清晰度会越来越高；从大势看，人类也存在自信满满的预期，认为一定有那样一种方向或趋势等待人们去把握，例如，有人笃定地宣称“历史的终结”。但雷默指出，世界的真相可能并非如此，人们可能面临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和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人类可能穷治一个细节以获得越来越“精确”的了解，但无法穷尽所有细节，更不可能最终所有细节与各类“意外”事件之间都有直接关系；人类可能就“天下大势”做出预判，但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之中，不变的唯有变化本身。

为此，雷默的建议是，无论机构还是国家，应当首先承认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然后用增强自身的灵活性来应对各种变化，消解不确定性的破坏性，甚至将不确定性引到有利、向善、积极、创新等正面意义的路途之上。

显然，日本也面临着一个“不可思议”的复杂局面。日本也曾经按照美国的方法试图清理出国家失败及其治理的脉络，按照“立足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所谓“第二条道路”来加以“诊治”，但诚如菅直人所言，从某一个具体的（如从企业的）细节来看，这些政策或有提升效率之功，但就全局而论，“企业可以通过裁减雇员来恢复效率，但国家不可能通过裁减公民来恢复经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诊疗方式甚至可能造成病情的进一步恶化。

从“关系导向”而非“事件导向”的思维方式来分析日本局势，日本国家的未来系于其社会与民众能否运用好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重建一个能够应对变化和危机、甚至 “化危为机”的灵活体系或机制。这个过程中，日本领导人的政治决断力尤其重要。坦率的说，菅直人个人的职业生涯虽然不能笃定地下判语，但他的求变应变的风格，确实是符合应对不可思议时代之所需。至于时机，应当说他的机会不错。

首先，鸠山内阁的昙花一现并不意味着民众寄希望于民主党的求变应变之心有根本动摇。世界由确定变得更加不确定，这个环境已经改变，而日本人习惯的游戏规则并未改变，此时一些不那么符合旧规则的人事容易遭到强大惯例的猛然反扑，首当其冲者必然承担巨大的成本。鸠山内阁取代自民党内阁，正如秦灭六国、隋统南北。秦隋两朝国祚虽短，但其开创之功及其典章制度却由汉承秦制、唐袭隋规而得以发扬光大。归根结底，旧制度拗不过新环境。

其次，菅直人的“敌我观”让他可能会有能力推进变革来实现更灵活性的治理。已有的资料显示，与日本任何其他的政治家不同，菅直人一直领导着城市消费者和市民的民主运动，反对强大的官僚机构，后者与统治日本数十年之久的自民党的旧农村政治势力结成了联盟。这个联盟一度创造了 “日本奇迹”，但最终还是扼杀了国家的潜力并让国家陷于停滞，因为它未能适应自己创造出来的繁荣的合适条件，未能适应全球化所改变的世界。菅直人曾经直言，“日本政策中80%是由官僚制定，只有20%是由民选政治家制订。在我们现行的体制中，一个大臣，包括首相，也没有最终的权力。甚至都不能称之为一个政府”。从他长期的立场判断，菅直人可能会促成政治家与普通民众的同盟，来反对和改造日本那个可以脱离政治家而自运行的日益僵化的官僚体制。如果菅直人真能打开与对社会生活细节感知最为敏感的民众之间的渠道，可以预见，日本体制中决策与动员的灵活性将大为增加。

第三，菅直人有变革的决心，也有利用“损益关系”引导变革的意愿和手腕。在许多场合，菅直人都强调，20年来政府一直借钱开销，希望重振停滞的经济，致使债务占GDP比率不断高垒，现已居发达国家之冠。他还多次以希腊债务危机做类比，警告说日本也面临欧洲类似的债务问题，如果不进行财政重建，一旦债务市场的信心瓦解，国家财政有崩溃之虞。事实上，菅直人夸大了日本债务问题与希腊债务危机的相似性。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表态，主要是为了营造变革的氛围，为大刀阔斧的改革增加合法性。实际上，菅直人表态之后，无论是日元、日经指数还是日本政府债券都稳若磐石，这说明专业人士对日本经济形势的估计并不像菅直人所言那么危险。但对普通民众而言，菅直人对或有经济损失的渲染可能会令他们对改革持更配合的态度。

第四，菅直人的施政纲领显示了他有“化危为机”的政策准备。菅直人提出以“第三条道路”作为政策，而这一政策的目标是，将困扰经济和社会的问题转变为创造新的需求和就业的机会，并由此实现新的经济增速方式。为此，菅直人认为，新内阁应发挥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以系统和完整的方式实现 “强劲的经济”、“稳健的公共财政”和“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最能体现以灵活性实现对复杂体系之适应的行政思路是菅直人对“个人支持”网络的设想。

菅直人坦承，仅靠政府机构和公共雇员不可能负责提供人们过去享有过的社会服务，因此应当广泛动员当地民众参与到具有互助精神的活动中去，例如教育、抚养儿童、社区建设、犯罪与灾害预防、医疗护理以及消费者保护。这背后体现的施政意图是，用正确的政策激活地方或社区的自组织功能，使其能灵活应对当地的各种危机并产生更大社会效益。

最后，菅直人的个人经历也让略知中国史的人会很自然想起那些出身卑微但最终建功立业的领导者。与范增口中“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的刘邦相似，出身草根的菅直人不仅人送外号“师奶杀手”，被传“一夜情”，后来还因被揭发未缴纳年金而不得不辞去党首职务。据说，辞职后菅直人削去头发，一身苦行僧装束，遍游南部四国岛的寺庙为自己的错误赎罪，这又让人不禁想起具有类似工作经历的朱元璋。不但如此，菅直人的太太伸子也很有吕后或马皇后精明干练的 “范儿”。这位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性格刚毅，辩才无碍。菅直人一向有“雄辩家”之誉，但据说在妻子面前常常低头倾听，无所置词。

总而言之，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有利于菅直人职业生涯的机缘或 “征兆”，但日本旧体制和惯例对“政变者”的排异反应之强也不容小视，无法确知他能够避免之前数任首相 “短命内阁”的命运。不过，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不管菅直人首相个体的命运如何，如果日本能够走出二十年来的困境，那一定是因为菅直人或其后来者终于顺利走上了拥有更强体制灵活性的“革命”道路。（转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