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号称兼容并包 为何才子辜鸿铭最终被逐？

陈浩海

2010-06-28 08:59  来源： 时代周报
      核心提示：按照黄兴涛的解释，罗家伦【编者注：罗系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写作此信的动机，首先是激于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大义”；其次还有他与辜鸿铭之间的个人恩怨：“著名报人张友鸾先生就曾生动地记述辜鸿铭和罗家伦之间互相‘讨厌’的故事。据他说，辜鸿铭这位‘名教授’因反感罗家伦这位‘名学生’好出风头，不好好学英文，故上课时‘十回有八回叫着罗家伦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罗家伦呢，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

本文摘自《时代周报》2009年第29期，作者：张耀杰，原题：《辜鸿铭离开北大之谜》

人大教授黄兴涛去年有篇文章《罗家伦“上书”，辜鸿铭“下课”—一份新见北大档案的介绍与解读》，其中公布了北京大学档案馆的一份案卷号为BD1919031的学生来信，抬头为“教务长英文主任先生”，信中写道：“先生就职以来，对于功课极力整顿，学生是狠（很）佩服的。今学生对于英文门英诗一项功课，有点意见，请先生采纳。学生是英文门二年级的学生，上辜鸿铭先生的课已经一年了。今将一年内辜先生教授的成绩，为先生述之……”

学生要辜鸿铭“下课”

罗家伦列举了辜鸿铭的四项“成绩”：

（一）每次上课，教不到十分钟的书，甚至于一分钟不教，次次总是鼓吹“君师主义”。每次上课都有这番话，为人人所听得的。其余鄙俚骂人的话，更不消说了。请问这是本校所要教学生的吗？这是英诗吗？

（二）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课本钞本具在，可以覆按。因为时间被他骂人骂掉了。这是本校节省学生光阴的办法吗？

（三）西洋诗在近代大放异彩，我们学英国文学的人，自然想知道一点，我们有时问他，他总大骂新诗，以为胡闹。这是本校想我们有健全英文知识的初心吗？

（四）他上课教的时候，只是按字解释，对英诗的精神，一点不说，而且说不出来。总是说：这是“外国大雅”，这是“外国小雅”，这是“外国国风”，这是“外国离骚”，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类话。请问这是教英诗的正道吗？

作为学生代表，罗家伦用真实姓名向校方提出教学方面的书面建议，原本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当年的《北京大学日刊》就经常刊登此类师生建议。然而，到了黄兴涛眼里，在“至于陈大齐和胡适具体商量的处理意见如何，限于资料，暂无法得知”的情况之下，却变成了罗家伦、胡适刻意隐瞒的暗箱阴谋：“同胡适一样，晚年的罗家伦也丝毫没有提到他早年曾‘上书’北大校方、向辜鸿铭暗施‘狠手’之事。要不是档案还在，我们今天恐怕也永远无缘了解此事的真相了。”

过度诠释的“辜胡之争”

按照黄兴涛的解释，罗家伦写作此信的动机，首先是激于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大义”；其次还有他与辜鸿铭之间的个人恩怨：“著名报人张友鸾先生就曾生动地记述辜鸿铭和罗家伦之间互相‘讨厌’的故事。据他说，辜鸿铭这位‘名教授’因反感罗家伦这位‘名学生’好出风头，不好好学英文，故上课时‘十回有八回叫着罗家伦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罗家伦呢，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

在黄兴涛看来，除了“激于‘大义’与‘私愤’的双重冲动”之外，罗家伦“上书”校方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两名教授之间的同行“竞争”：“在北大英文门内，胡适与辜鸿铭不仅是思想上的对头，也是教学上的竞争对手。他们都教英语文学，特别是英诗……从北大英文系的有关课程档案来看，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辜鸿铭二、三年级的英诗课仍得以保留。不过同时我们也看到，胡适的‘近代英美诗选’课此时却被正式列入到本学年两个年级的选修课程当中，这无疑满足了罗家伦信中的部分要求。而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辜鸿铭的英诗课便不复存在。所有英国文学的‘诗歌’部分，都改由胡适来上。……目前，辜鸿铭究竟何时最终离开北京大学英文系，由于没有找到相关资料，还难以确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自1920年下半年之后，北大英文系的课程表上，就已经不再有辜鸿铭的名字了。”

罗家伦1918年与胡适联名发表轰动一时的易卜生戏剧《娜拉》，1919年5月杜威来华讲学时又是胡适指定的笔录人之一，充分证明他在北大学生中的成绩优异。张友鸾所说的罗家伦“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显然是歪曲事实。假如辜鸿铭的离开北大确实是罗家伦及胡适“暗施‘狠手’”的结果，在事发后不久的1921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胡适更应该提到的是他所参与的“暗施‘狠手’”，而不是在私密性质的日记里面替辜鸿铭说公道话：“他虽然顽固，可不远胜徐世昌吗？”假如“不仅是思想上的对头，也是教学上的竞争对手”的胡适与辜鸿铭之间，只有“暗施‘狠手’”之类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胡适更不需要在1928年5月1日的私密日记中，称赞刚刚去世的辜鸿铭是“对我虽表示反对，然相见时却总是很客气”的“君子”。

罗家伦的持平之论

1919年3月，蔡元培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中，强调北京大学的办学方针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此同时，他还专门为辜鸿铭一类人划定了一个政教分离的职业底线：“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罗家伦所描绘的辜鸿铭的课堂教学，恰恰突破了这样的职业底线。这样的大学教授无论拥有多么高深的学问，都是不合格和不称职的。

王森然在《辜鸿铭先生评传》中，已经为辜鸿铭的离开北大提供过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辜氏既放浪形骸又十分守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学生男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