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是去是留 武汉知识分子面对新政权的选择

步天涵谷

1949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迅速完成了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使命，但解放一个城市容易，重建并振兴一个城市却是难题。在解放武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雷厉风行、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不但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尊重，也使他们热情地参与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

1947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回国前，刘绪贻（著名社会学家）和一位犹太学生成了朋友。这位犹太同学去过中国解放区，他告诉了刘绪贻很多关于延安的故事。解放后，刘绪贻才知道这一切并非偶然——这位同学是受组织委派，帮助他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武汉解放前夕，刘绪贻已成为武汉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成员。

发生在刘绪贻身上的故事，只是当时背景下武汉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1949年还没过去一半，中国共产党就已经以它惊人的影响力感召、集聚了一大批进步人才，他们很快转化成一种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使每一个从腐朽中诞生的城市都充满了活力。

让更多的人了解新政权

1949年5月，在武汉大学，像刘绪贻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选择：离开还是留下。周围人的选择会影响到刘绪贻的判断，他的邻居吴宓在4月份已经动身去了重庆。

刘绪贻有一些自己的顾虑。他在上世纪40年代初加入了国民党，他不知道新政权将来是否会放过他这个“历史污点”。同时，他对自己的阶层定位也没有把握。刘绪贻1947年回国后任武汉大学教授，享受了国民政府给予高级知识分子的丰厚待遇，其年薪足以支付这个家庭所有的生活费用，包括雇佣保姆和司机的开支。刘绪贻很清楚，共产党政权的基础是工人、农民，而他显然不属于后者。

在许多知识分子决定去留的时候，共产党加大了对解放区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新政权。曾任中共武汉地下党总支书记的吴仲炎说：“湖北的知名士绅张难先、李书诚等，在解放前后都被周恩来总理邀请到东北解放区参观访问过，回武汉后向各界人士汇报东北之行的见闻，这影响了一批知识界同行。”

其实在解放前的武汉，共产党有好几个组织在做像刘绪贻这类知识分子的工作。事后人们知道，它们都属于武汉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刘绪贻回忆说，有一回（武大）校长周鲠生找到他半试探半打听地问：“白崇禧说我们这儿有一百来个共产党，我不信，我觉得有二三十个共产党了不得了。”其实，解放前夕，武汉地下党员已发展到500多人，外围组织成员超过2000人，调动了5000多名各行业进步市民，从各个角度迅速开展工作。

后来，刘绪贻终于放下思想包袱，参加了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教师协会（以下简称“新教协”）。这个组织的作用，主要是将来能争取把学校完整保存下来，防止被强行搬迁和破坏。“要做好调查研究。调查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校财产和设备状况；一是学校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情况，特别是教职人员的思想状况，以及核心成员的历史和其派系关系。”刘绪贻回忆说，当时他们要把各自搜集的材料写出来，汇总后上交给武汉地下党负责人。后来，刘绪贻意外地看到了这些资料，“几乎武汉大学每个教师和职员的思想状况都有记录，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后面的备注是‘有点进步，有点怕’。”

信任和民主是主旋律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许多大中城市陆续解放。中共中央决定城市管理一律采用军事管制制度，并设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但武汉的军管会只工作了不到半年时间就撤出了，这个时间比之前几大城市接管的过渡期都短，地下市委到新市委能顺利过渡，是因为各行各业交接工作都完成得很顺利。“他们雷厉风行和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给这个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新市委班子树立了榜样。”时任武汉军管会秘书的李彬回忆说。

军管会离开武汉时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晚宴，一些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都在被邀请之列。据武大文学院教授朱君允的女儿熊性淑回忆：1949年夏天，母亲接到了一张来自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请柬，晚宴设在德明饭店。母亲回来跟我们讲，她们吃的是西餐，长条桌，接待人员全是解放军，饭桌上的气氛极为轻松。一名武汉银行家私下对母亲说，这么好的军队和政府，到哪儿去找？

武汉军管会对于知识分子的开明作风集中体现在武汉大学被接管后对于武大校务委员会领导的任命上。军管会代表朱凡到武汉大学的第一天，就登门拜访学校的知名教授，广泛征求人事安排意见。“听取了很多教授的意见后，军管会拿出了一个名单，让我们讨论。”据刘绪贻回忆，“这份名单确实拟得比较实事求是，看得出军管会考虑到了学术、威望、政治倾向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总出发点是教授治校。最初的方案是校务委员会主任仍由原校长周鲠生担任……我是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代秘书长。”

让人意外的是，校务委员会主任人选当时遭到了很多人反对，包括刘绪贻本人。“大家一致认为，周鲠生曾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不适合在新政权下继续保留行政职务。大家新提名了知名化学家邬保良坐这个位置，邬是无党派，但过去是学校里鲜明的反国民党人士。军管会同意了这一提议。”刘绪贻说。

被教师们否决的周鲠生并没有被共产党弃用。“1950年周鲠生被周恩来邀请担任外交部顾问，担任外交部法律和政治咨询工作。”周鲠生的女婿周镜回忆说，“新中国当时在外交方面的确缺少一个有国际法专业背景的专家。周鲠生后来参加了上世纪50年代初重要的外交谈判，中国领海问题上的外交难题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准确表述都听取了周鲠生先生的意见。”

总之，信任和民主的氛围是当时的主旋律，知识分子处在乐观的环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