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期刊成“软肋” 院士不遗余力捧“两刊”

顾汉现

科技期刊成“软肋” 院士不遗余力捧“两刊”


发布时间：2010-6-9 16:09:02


科技期刊成“软肋” 院士不遗余力捧“两刊”
官方首次以报告形式对我国学术期刊状况表示忧虑


“科技期刊办刊中暴露出的问题，使科技期刊成为我国目前科技体系中越来越明显的一根‘软肋’！”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在中国科学院学部科普和出版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中表示。这是官方首次以报告的形式对中国学术期刊的状况表示忧虑。

一个国家一段时期内科技期刊的数量和质量被认为可以较为客观地反映其科技创新水平，换言之，科技期刊之于科学研究发展就如同股市之于经济发展。

“科技期刊是展示科技成果的窗口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园地，是凝集科学共同体的纽带与工具，更是引导科研方向的航标。”朱作言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学术期刊！着重交流基础研究的新发现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在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成果，并引导科学研究的选题取向。”

朱作言院士的报告中显示，我国科技论文的数量已由10年前占世界总量的0.2%上升至10%，现有科技期刊约4800余种，数量已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尽管数量可观，但大部分中国科技期刊却难掩文章质量不高、功利性强、国际影响力低等的无奈现状。

中国学术期刊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已经成为中国科学研究体系中的一根“软肋”。

不仅仅因为科技评价体系导向

在朱作言院士的报告中，对我国科技期刊现状也进行了一些分析，“我国科技期刊的状况一方面是起步晚，缺乏国际学术影响力；另一方面是现行的科技评价体系却鼓励优秀的国内科技论文流向国外期刊，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被置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科研评价体系导向问题是中国科技期刊发展陷入窘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将有价值的科研论文先送到国外优秀期刊发表，水平一般才送国内杂志，这几乎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潜规则”，这样的“潜规则”使得国内高质量学术文章的大量外流，成为导致国内科技期刊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而期刊质量不高，权威性和影响力差，反过来又影响到高质量稿件的投递。

然而，中国科技期刊自身的问题更值得深思。中国科协在2009年的调查显示，我国科技工作者对国内学术刊物的水平评价并不高，67.5%的人认为存在各种问题，主要问题集中在版面费过高、文章质量差、发稿靠关系以及文章评审不透明。从这样的评价中也可以看出，解决中国科技期刊自身的问题可能更加迫切。

中科院院士提携“两刊”或可打破僵局

改变科技期刊发展的被动状况，是院士们的强烈愿望，也引起了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的高度重视。

《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两刊是中科院1950年创办的学术刊物，曾发表众多反映我国高水平科技成果的论文，是我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高水平科技期刊。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两刊逐步陷入缺少优秀稿源的尴尬境地。

为了提高办刊质量，中科院从管理体系、办刊模式、体制机制、办刊队伍和建立新型学术管理体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院士们不仅亲自投稿，还向“两刊”推荐了不少优秀稿件，有的院士还利用学术会议上做报告的机会，宣传和介绍“两刊”。

这样的努力也换来了成绩：2009年“两刊”总收稿量首次突破万篇，达到10195篇；稿件平均录用率为24%；海外稿件数量有了明显增加，国际作者发文数（含合作者)）240篇，占9.6%。《中国科学》发表的论文在施普林格（SpringerLink）网络平台上的下载总数连续三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由2006年的89720次上升至2009年的471806次，增长了5倍多。国际（网络版）订户各辑均有增长；根据2008年的SCI数据，“两刊”的影响因子（IF）有6个专辑上升，最高的上升了86.8%。“两刊”总被引频次全部上升，最高的上升了121.2%。

朱作言院士报告中对今后两年“两刊”发展提了三方面具体建议：一是呼吁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建立有利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科研评价体系；二是倡导在中国科技期刊首发国家重大科技投入的研究成果，展示“973”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专项、重大和重点自然科学基金以及重要科技人才计划等的重要成果；三是加大办刊投入，积极探索我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模式，加快期刊编辑、发布、利用、评价的网络平台的建设。

朱作言院士表示：“我国的期刊要做大做强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以改革促进发展，同时也需要各方面的支持，以形成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良好环境和格局，努力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国际发展趋势和高水平学术期刊办刊规律的办刊道路。”国际科学大刊的创建需要时间和坚持，中科院的努力正在为中国科技期刊的未来带来一些希望。

顾汉现

杨乐：“两刊”代表我国科学水平


发布时间：2009-7-7 0:41:40


杨乐：“两刊”代表我国科学水平
好文章应该拿到自己期刊发表，让国际感受中国科学的发展与进步


“当时，即使水平很高的学者，要想在《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上发表论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只有十分优秀、创新性很强的文章才能在这两份中国顶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在科学家的眼中，‘两刊’代表着我国的科学水平。”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乐对《科学时报》记者说。

从一名普通的研究生，到现在《中国科学A辑：数学》的主编，杨乐与“两刊”一起走过了几十年，也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发表文章不容易

作为同学，杨乐和张广厚1962年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著名数学家熊庆来，从事函数值分布论的研究。

在上世纪60年代，杨乐在熊庆来的指导下，较快地走向研究前沿，经过努力钻研与刻苦攻关，获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他自己以及与张广厚等合作，于研究生期间就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4篇论文。

那个时期中国与国外几乎没有什么学术交流。“当时，中国科学家的文章是不拿到国外的期刊上发表的，包括最著名的科学家也是如此。”杨乐回忆说，“有很高声誉的数学家华罗庚，他在1950年回国之后，所撰写的论文也是在国内的刊物上发表。”

当时，最好的学术刊物就是《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杨乐表示:“那个时候，如果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一篇文章，作者所在领域的同行学者就会对他非常关注，认为这个作者是中国很不错的学者。”

其实不只是华罗庚，像陈景润、熊庆来、吴文俊、王元、陆启铿等一批数学家，当时也是把最突出的研究成果拿到“两刊”上发表。

“一些高水平的学者有可能三四年才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一篇文章。因为当时想在上面发表文章确实不太容易。”杨乐说。

杨乐回忆说，《科学通报》是发表短篇摘要的，也就是所谓的快讯，而《中国科学》发表完整的论文。作为综合性的学术刊物，《中国科学》通常一个月出一本，数理化天地生各大学科全部包括。也正因为容量有限，数学领域的论文一期常常发两篇左右。

“算一下就知道，一年也就是20多篇左右的数学论文，当时一个数学家即使在‘两刊’上只发表一篇文章，也能说明其研究水平相当不错。”杨乐说。

10年求解与国际学术会议的推荐

1964年，杨乐和张广厚一起做一个课题。

“1965年1月，我们向《中国科学》投稿，文章在1965年9月发表。但是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杨乐告诉记者。

令杨乐和张广厚没想到的是，这篇文章所带来的影响在10年之后他们才得以完全了解。

“当时中国的学术环境完全是封闭的，我们能够看到的材料只有国外学者正式发表的论文，而且还很慢。比如说人家写了论文，预印本我们得不到，差不多一年之后才能正式发表。”杨乐说。

这样的期刊进口到国内来，还要经过光华出版社的影印，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最后看到的就是影印版本。

杨乐说：“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才知道，在我们正进行那项研究工作时，1964年9月，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函数论会议上，国际函数论的权威学者W.K.Hayman作了一个学术报告，他收集了函数论领域的一些课题，同时他自己也提出了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供同行参考和研究。”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阻碍，直到1971年年底，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工作刚刚有一点恢复，杨乐在图书馆看到了这篇文章。1969年，美国数学家D.Drasin在国际顶级数学杂志Acta Math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引用了他和张广厚1965年发表在《中国科学》上的文章，并称《中国科学》的这篇论文解决了Hayman提出的一个问题。

“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Hayman提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杨乐说，“后来才得知，Hayman在1967年又把自己的报告进行了补充，增加了很多内容，编成一个小册子印刷出版，但国内根本没有这本书。一直到1975年秋天，才辗转托人从美国复印寄给我。”

时隔10年之后，杨乐终于了解到当初在《中国科学》上发表的文章给数学这个领域带来的影响。

“这也证明，那篇论文在国际函数值分布论领域是很先进的，它是用法文撰写的，当时的《中国科学》只用外文发表文章，国际上可以看到发表在《中国科学》上的论文。”杨乐说。

1973年，《中国科学》开始复刊，是综合性的季刊，一期发表两篇左右的数学文章。

杨乐回忆说，1974年“英中了解协会”主席A.C.Offord应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来我国进行访问。“他是我们这个领域的专家，也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他在《中国科学》上看到我和张广厚的文章，所以来中国之前，他就提出会见我们。1974年的10月下旬，我们在数学所见面了。我当时作了一个报告，介绍了我们的研究工作，其中有些成果还没有发表。最后他说，这是非常惊人的成果，回伦敦之后，要在伦敦地区的函数论研讨班上报告。”杨乐说。

1979年秋天，杨乐和张广厚应邀去美国访问，在康奈尔大学与普渡大学分别访问了一个学期。

“当时，函数论专家D.Drasin和A.Weitsman希望申请经费举办一个大型的国际函数论会议。他们认为我们在北京有一个很好的研究集体，非常活跃，恰逢我们赴美访问，就举办函数论会议进行了交流。”杨乐说。

1980年春天，这个会议举办了，欧洲很多同行也来参加会议。

“我作演讲之前，Drasin介绍时说，他们的研究工作发表在《中国科学》上，可能在座的有些学者不知道这份期刊，但《中国科学》上常常会有杨和张这样高水平的函数论学者的论文。对于函数论研究领域，《中国科学》是非常值得订阅的。”杨乐回忆道。

走国际化道路

“过去‘两刊’的水平相当高，代表着中国的国家水平。”在采访中，杨乐反复强调这句话。

后来，一些学者提倡青年学者要把论文拿到国际上竞争。“初衷是好的，有很多积极的方面。但不断发展的结果，逐步走向极端，盲目推崇SCI论文与影响因子高的期刊，使得论文发表过于绝对化，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这些指标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作为决定因素。”杨乐说。

杨乐也强调，现在这种将国内发表的文章一律视为质量低一等的观念，是十分错误的：“一个国家最好的学术期刊代表着国家的科学水平，好文章就应该拿到自己的期刊上发表，这样才能让国际感受到中国科学的发展与进步。”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提出了建立创新型国家体系的要求。这就需要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工作引导高新技术发展，从而培养高水平人才。为此，需要我们自己的学术期刊首先发展，为科研工作提供平台。”杨乐说。

杨乐认为，我国在每一个大的学科方面，都应该有一两种甚至更多的在国际上有影响、有水平的学术期刊。

杨乐认为，目前“两刊”仍然可以代表我国的科学研究水平，但“凡是好文章都要拿到国外去发表的观念应该改变了”。

科学期刊展示着一个国家科学的总体发展水平，是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杨乐认为，“两刊”应十分重视国际化。近年来，我国的很多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希望提高“两刊”的水平，继续使我国的优秀科研成果在“两刊”上有所体现。

目前，我国的学术交流活动很多，这也为“两刊”的国际化提供了有效的平台。众多早年留学在外的学者与国内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一些学者还回到祖国，补充了我国的科研力量。

“一方面继续吸引国内的优秀文章，另一方面面向国际，吸引早年留学在外又想报效祖国的科学家以及国际上的优秀学者在‘两刊’上发表文章，争取几年后使之成为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学术刊物。”杨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