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为何愿娶日本女人

刘恒宝

2010年04月01日
   　许多中国名人都娶了日本爱人，老一辈不说，如当过体育部长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等，这是为什么呢？中国名人为何娶日本爱人？我看还是源于那句话：世界上啥最好？哪里是天堂？“天堂就是——美国的薪，中国的菜，英国的房，日本的妻。”


　　确实，日本女子的魅力，举世闻名。她们樱花般的艳丽、温顺、妩媚、典雅，蝴蝶夫人式的情意缠绵、生死相从，已经有许多艺术作品描绘过。20世纪以来，中国的许多文化名人，不仅曾在文字上表达对于日本女子的观感，而且在实际生活里，拥有日本爱人。

　　徐志摩以《沙扬娜拉》一诗，将日本女子歌成极品：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

　　另一位风流人物郁达夫的见识就丰富多了，他在《雪夜》里写道：“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爱的；她们历代所受的，自开国到如今，都是顺从男子的教育。并且因为向来人口不繁，衣饰起居简陋的结果，一般女子对于守身的观念，也没有像我们中国那么固执。又加以缠足深居等习惯毫无，操劳工作，出入巷里，行动和男子无差；所以身体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决没有临风柳弱，瘦似黄花等的病貌。更兼岛上火山矿泉独多，水分富含异质，因而关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像磁体，至如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娇娘，就是日本也有雪美人的名称，她们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说了。所以谙熟了日本的言语风习，谋得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揖别了血族相连的亲戚弟兄，独自一人在东京定住以后，于旅舍寒灯的底下，或街头漫步的时候，恼乱我的心灵的，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悲哀。”

　　郁达夫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沉沦》的主题，则是他对于日本女子的爱憎交织的复杂情绪。在他的小说里，日本女子若非“可望不可及”的良家尤物，就是玩弄中国学子感情的荡妇。而日本男人几乎都是中国学子的情敌，夺他所爱，给他伤害。主人公对他们充满敌意，同时又陷入自卑感。郁达夫除了曾在日本嫖歌舞伎以外，从未享受过异国爱人的艳福。

　　中国名人娶日本妻子的例子很多，举不胜举。

　　-“名将之花”蒋百里迎娶日本妻子。军事学家、前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方震(百里)的爱妻左梅(佐藤氏)，原是日本驻华公使馆的看护长，也是日本女子。在奉派看护蒋百里时，两人相互由敬慕生爱而结合。他们的女儿、钢琴家蒋英留学德国，后来成了钱学森的妻子。所以人们开玩笑说：钱学森是半个日本女婿呢。

　　蒋百里被誉为中国最有才的军事学家，抗战期间因劳累过度在睡梦中猝死。当时，冯玉祥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一口咬定，说蒋是被妻子打毒针致死的。女儿蒋华知道后，立即打电报坚决否认。左梅追随丈夫终生，跟从他抗日，早就断绝了与日本娘家亲人的一切来往，也不教孩子们说日本话。蒋百里死后，她一直留在中国为蒋家守寡，1978年在京去世。

　　-日本郡主嫁给前清皇弟溥杰。嫁给前清皇弟溥杰的日本郡主嵯峨浩，是才貌双全的贵族。在溥杰出狱后仍回到婆家团聚，最后死在中国。她回娘家在日本的时期，坚决要求大女儿嫁一个中国丈夫：“你父亲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的女儿！应该按照中国人的礼节，遵父命嫁给中国人！”结果竟造成大女儿和日本男友双双殉情。周恩来得知后，还曾过问此事。

　　-郭沫若与陶晶孙的连襟情谊。1892年，郭沫若出生在四川乐山。1914年7月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预科毕业后转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攻读医学。安娜原名佐藤富子，1895年出生在日本仙台，父亲佐藤右卫门是基督教牧师。安娜21岁那年，母亲佐藤初没跟女儿商量便给她订了亲，安娜离家出走，来到了位于京桥区的东京圣路加病院，做了一名护士。在这所教会医院里相识后，浪漫才子郭沫若与佐藤富子相爱同居。这段姻缘，中日两国人民耳熟能详。

　　而陶晶孙作为郭沫若的连襟兄弟，他的异国情缘，则鲜为人知。陶晶孙在日本帝国大学跟郭沫若一起学医，娶了佐藤富子的妹妹佐藤操。陶晶孙是无锡北塘人，生于1897年，不到10岁就随父亲去了日本。28岁毕业后担任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助理，后来回国做了上海东南医学院教授。1930年父亲要他回乡开设医院，谨遵父命，陶晶孙创立“厚生医院”。

　　陶晶孙多才多艺。他是中国现代预防医学与寄生虫研究的先驱；他在小说、音乐、美术等方面都有一定造诣，1927年出版小说集《音乐会小曲》；他精通日文和德文，翻译过一些文学作品。佐藤操受过良好的教育，喜爱文艺，她与陶晶孙相识的时候，在仙台一所女子学校当英语教师，他们的浪漫交游由钢琴开始。

　　郭沫若娶的姐姐佐藤富子，改称中国姓名为郭安娜；陶晶孙娶的妹妹佐藤操，改称中国姓名为陶弥丽。无论命运如何坎坷多难，她们一直成为家庭的支柱，忠于中国丈夫，并把中日联姻的结晶——混血儿子女全都抚养成人，受毕高等教育。佐藤姐妹俩都是典型的日本式贤妻良母，可敬可佩。

　　-辜鸿铭与康有为的日本情缘。辜鸿铭认为：日本女子，即使是贫苦的下层女子身上，也有某种名贵的气质，她们柔弱、温顺、纯洁、敏感、真诚、高雅、甜蜜、勇敢、女人味十足；这种气质，本为古代(特别是汉唐)中国女子所有；可惜宋代以后，由于理学变得越来越庸俗，越来越小气，逐渐阉杀了这种可贵的气质。因此，若想找回能够体现中华文明的理想女子，只有到日本去寻求了。辜鸿铭对日本女子的赞扬并非纸上谈兵，而有实践体验：他娶日本女子吉田贞为小妾，甚至到了没有她调理就不能入睡的程度。

　　康有为晚年娶了日本少女市冈鹤子为小妾。1911年6月7日，康有为应梁启超之邀，从新加坡移居日本，次年春，搬至须磨“奋豫园”，适逢妻子何旃理怀孕，儿女又年幼，便雇了16岁的神户少女市冈鹤子作女佣。1913年康有为回国不久，市冈鹤子也来到了上海。在辛家花园的游存庐，鹤子正式成了康有为的第四妾。1925初，28岁的鹤子怀了身孕，这年康有为68岁。秋，鹤子回日本生下一女，取名凌子。有人传言康凌子并非康有为的骨肉。鹤子甚至但求一死以表清白。坚贞壮烈不下于蝴蝶夫人。

　　回顾历史，梁启超、蒋介石、汪精卫等留学日本的革命家都找过日本爱人，且许多人与日本女人结过婚，所以，“中日应子子孙孙友好下去”，此话意味深长呀。

　　(来源:日本新华侨报网；作者:孔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