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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1月09日
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中国总是将日本的侵略归咎于军国主义,似乎普通的日本民众只是“误上贼船”而已。然而,在当年一位日本老人写给身在前线的儿子的家书中,作者却清楚地看到了整个日本民族对战争的狂热。
用汉文文言写就的家信
一位日本老父亲,给身在前线的儿子写信,勉励他为国家鞠躬尽瘁,字里行间丝毫没有受到“军国主义”胁迫的无奈,反倒洋溢着浓烈的“家国情怀”。
这封信显然符合日本政府的舆论导向,因此被半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所转载。
这位父亲名叫森鸥村,信是写给他儿子森贞吉的。显然,作者有相当厚实的汉学修养,全信均用汉文文言写就,用典用词也比较讲究。他在这封家书中,首先把战争全貌描述了一番,随后谈到明治初期的内战,认为那是“同胞相杀,有中心难忍者”,接着笔锋一转,说这场对华战争就不一样了:“……伐异域,戮异类,以声我义,扬我威,实千载一时不可失者。故苟有义气者,所在蹶起请从军,皆不允,欲率汝辈以终局,其幸荣果如何哉。”
内战、外战,于国民情绪当然是不同的。史学界比较认同的一点是,日本当时国内矛盾尖锐,经济发展停滞,发动甲午战争的直接目的之一的确是转移国内矛盾。
劝导儿子“为国建功”
这位父亲深情地为远在中国的儿子担心:“虽然自犯兵家忌,方冬北伐,驱数万兵马,转战于层冰积雪间,防寒之具虽备,恐不能免冻死。或免,不婴疾病者殆稀。”显然,他对这场战争的残酷有着相当的认知,后面就提到了拿破仑征俄故事。“往年莫斯科之战,佛人(法兰西)冻死者十余万。我台湾役,毙瘴毒者亦伙。”
他接着写道:“殷鉴不远,可不寒心乎?……人非木石,少不惯水土,往往酿疾,况淹万里客土,日夜冒冰雪。虽强健者不能免,况汝蒲柳之质,一朝伤寒,不死敌而死病,使余失嗣子,以永绝先祀。不幸孰大焉?”亲情流露,思绪复杂。
情已诉毕,理就上来了。森鸥村劝导儿子,此战“实开国未曾有大事,国家危急存亡之所隶,而吾人之荣辱休戚亦系焉……虽连战连胜……决不可安栖。”他说:“苟为军人者,宜慷慨赴难,鞠躬尽瘁”,命都能舍,“何惶区区忆亲思家乎?”
他甚至连儿子的功名心都要敲打敲打:“汝切莫介怀,一意专心,衔龙尾,攀凤翼,以建功勋”,男子汉大丈夫,志向应当是“家国民人,而不在功名富贵”!读信至此,即便身为仇敌,也不禁肃然。
甲午战争让“日本人民”获战争红利
在《日清战争实记》所收录的用汉文写作的诗文中,这封家书是最令笔者唏嘘的。这样的一封信,它所激励出来的,会是怎样的军人呢?中国人总是将日本的兽性笼统地归咎到某种“主义”上,似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都只是误上贼船而已。这作为一种公关、统战工具未尝不可,但若真以为是,则有可能陷入一种危险的自欺。
“主义”固然在塑造着人,但“主义”本身也是人所创造,更是由人在实践的。日本百年祸华,与其说是军国主义毒害了国民,不如说是其国民性格和利益诉求制造了军国主义。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人民”并不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发动战争本身,也是为了让这些“人民”能提高生活水平。
而就结果论之,甲午战争确实令“日本人民”获得了巨大的战争红利,从而洋溢着无比的骄傲和自得。从此以后,由武装平民组成的“满蒙开拓团”等民兵组织,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前都在中国扮演着积极的殖民者的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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