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刊：“中国发展模式”价值内核——集中高效

maria0203

2009年08月20日

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今年9月号以《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为题，刊登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日裔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接受该刊专访的文章。福山在谈话中重点谈及西方，特别是日本应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文章摘要如下。

　　更多国家钟情“中国模式”

　　福山在专访中说，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管理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或门第操纵；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强调当政者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而非西方那样在特权阶层内部进行权力分配。

　　上述政治传统不仅使中国在历史上保持长期统一、稳定与先进，而且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各个阶段均体现出积极意义。二战后东亚“四小龙”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其中有着明显的中华文明痕迹，执行了一条由权威型政府主导的发展路线。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在印度“民主”模式与中国“权威”模式之间，更多国家钟情中国，前者代表分散和拖沓，后者代表集中和高效。

　　近年来，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人们往往把民主法制等同于普选，但其实质应是政府受托于人民的责任制度化、法律化。去年以来，围绕“汶川地震”和“毒奶粉”事件，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上升，市民社会开始萌动，而中国政府也在正面回应民众的诉求，履行信息公开及对民众解释说明的公共责任。考察中国国情可以预见，中国今后的民主法制建设不太可能全盘引进西方理念，而更可能采取立足民生、务实渐进的方式，围绕环境污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基层官员腐败等具体议题，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频繁互动、磨合，逐步实现制度的进步和升级。

　　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中国亦需在自身发展进程中实践民主法制的理念。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

　　应将中国纳入多边框架

　　中国崛起是一个国际权力再分配的过程，权力将从西方向中国分流。任何国家都有自利性，新兴大国亦不例外。约束新兴大国权力欲望的最好办法就是构筑多边秩序，规范权力转移的进程，因此需要将中国纳入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多边框架中，尤其美日应积极参与多边框架的制度化建构。

　　现在世界上流传“G2”说法，认为中美双边框架比多边框架更有效。这种说法脱离了全球化时代各国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基本现实，因而是荒谬的。比如要改变中美经济关系不平衡、促使中国扩大内需，单靠中美双边磋商而不借助“G20”、IMF等多边机制，是不可能产生建设性成果的。又如中美讨论安全问题，但两国之间没有任何制度化的安全条约关系，美国不可能离开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与中国达成安全协议。中美关系确实重要，但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依靠多边机制的支撑。

　　亚洲多边机制建设尤其是地区合作方兴未艾，美国扮演何种角色备受关注。亚洲与多边秩序应由亚洲人来建立，这样会更有效。美国应通过与亚洲国家的同盟关系为多边机制提供外部保障。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日本越融入亚洲，日美同盟就越重要，就越有发挥作用的广阔空间。

　　亚洲的重心在东北亚，中日韩合作应成为亚洲多边机制的核心。中日韩合作已迈开步伐，今后应进一步机制化，三国领导人应更加频繁地见面并解决实质问题。中日韩合作的经济动力巨大，政治障碍不小，尤其民族主义和历史纠葛影响彼此互信。三国应认真面对这些课题，避免让20世纪的问题影响21世纪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