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6月26日
赫晓鲁夫上台之初,由于党内竞争对手很多,他的地位不稳,需要中国支持。他对中国做了一些好事,纠正了斯大林时期某些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并增加了对中国建设事业的援助。中共中央对苏共新领导多次表示支持,并对苏联给予中国的经济援助一再表示感谢。但是,赫鲁晓夫私下却表露出他对中国抱有戒心,不怀善意。
1955年9月14日,苏联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应赫鲁晓夫的邀请访问莫斯科。在同阿登纳会谈时,赫鲁晓夫说:中国非常危险,中国人是黄祸。他问阿登纳,能不能帮我们想个办法。阿登纳这位老练的西方政治家并未同意赫鲁晓夫的观点,而是劝苏联同中国搞好关系。事后西方媒体披露了赫鲁晓夫的这番谈话。
1971年乔冠华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有的美国朋友和德国朋友也提醒我们:赫鲁晓夫在同阿登纳会谈中曾把中国人说成是黄祸。[笔者按:在1960年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答复书》和1963年“四评公开信”的文章中,我们曾指责苏共领导宣扬“黄祸论”。
赫鲁晓夫并未反驳这一指责,但在他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却像煞有介事地“想起一件轶事”,说什么他在访法期间遇见法国战前总理达拉第,是达拉第提起中国这个话题,说“你们不担心黄祸吗?你们难道没有感到威胁?”
接着赫鲁晓夫用自己的口气写道:达拉第的话使我吃了一惊,我严厉地斥责他说:“我们不按肤色看人,对我们惟一的区别是阶级区别,中国人是我们的阶级兄弟。”
但,他接着又做了一段文章:“不久前,我听说达拉第死了。假若他活得长些,看到我们同中国关系的变化,他一定会放声大笑,说他对两个共产党人——毛泽东和我本人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分析,是正确的。”(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第十三章)赫鲁晓夫“想起”这件“轶事”之蹊跷及其用心所在,不言自明。
在《回忆录》中,赫鲁晓夫还讲,他在1954年第一次会见毛泽东时就判定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因为毛泽东绝不会容忍听从别人。赫鲁晓夫甚至说,关于毛泽东,有一点我是能够肯定的,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爆发出一种急不可待地要统治世界的愿望,他的计划首先是统治中国,然后统治亚洲,然后又是哪里呢?中国有七亿人……。”(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第673页)赫鲁晓夫所“肯定”的这种“中国扩张论”同他所宣扬的“黄祸论”,可以互相印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