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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抗战生命线：苏联军援的西北国际通道
2009-6-19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会发现：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或者说鼎盛时期，大西北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汉唐盛世”的形成，固然有很多历史的原因，但绵延于大西北广袤地域上的“丝绸之路”，则是最直接的推动力量之一。古罗马的制造业、波斯的手工艺品，以及西域各国的歌舞文化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并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发展功不可没。汉朝以后的2000多年里，大西北和“丝绸之路”成了我们国家和民族兴衰的一个“晴雨表”。
公元1931年9月18日后，在日军启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一些决意担负起救国救民重任的领袖和集团，又一次将目光投向大西北和“丝绸之路”。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无疑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不动声色的转移到甘北、宁夏，背靠外蒙，打通苏联援助的通道，看蒋介石拿我们有什么办法。”懋功两河口会议，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开始将目光转向有着共同理想信念的遥远北方邻国苏联
1935年6月26日，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第13天。川西北夹金山下的两河口（也叫抚边），毛泽东的临时寓所内，中国工农红军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张国焘、刘伯承，在这里举行了红军会师后的第一次会议。
早晨7点刚过，遵义会议上被指定为军委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就赶来了。也许是两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的缘故，这几天，疲惫而略显兴奋的他，一双红肿的眼睛下难以自制地笑容，总是给人一种祥和而又亲切的样子。
“主席，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了，是不是应该确定一下我们今后的总体战略和红军下一步的落脚点。”
“是呀，听说部队官兵对我们这次战略大转移的议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同四方面军会师后，大家对今后何去何从比较茫然，是该解决红军的出路问题了，也应该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交待了。”
看着周恩来还要讲什么，毛泽东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哦，对了，恩来，听说在江西时，共产国际曾经有一个电报，要我们不得已时，可以向甘肃、宁夏一带运动，打通苏联援助的大通道，建立背倚蒙古的苏区，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知道，确有这样一个电报。不过，时间已经过去快一年了，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态度有无变化。”毛泽东还要说什么，这时，张闻天、博古进来了。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当大家发言结束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说：“我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是富庶的区域，防守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共产国际既然有过这样的指示，相信会从蒙古方向策应我们。”中共和红军领导人在这次会议上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必须尽快在西北寻求新的落脚点，打通国际通道，取得苏联的策应和支持。
30年后的1965年，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他的外国朋友安德烈·马尔罗斯时还指出：“当时向西北去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可能与苏联接上联系，打通苏联援助的通道，没有别的选择。”此时已经定居加拿大多伦多的张国焘也颇有感触的回应：“不是张学良、杨虎城救了共产党，是苏联援华的西北国际大通道壮大了共产党，没有西安事变，西路军也会占领宁夏或者进入新疆，共产党也会在西北立足，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
“要打小鼻子（日本），没有大鼻子（苏联）支持怎么能行?北伐战争、冯玉祥五原誓师、新疆盛世才平定内乱，哪一个没有苏联人的帮助？！”武昌城内马占山力劝张学良同新疆盛世才结盟“联苏联共”。
当中共高层领导人聚会懋功两河口，确定立足西北，接通苏联援助的国际大通道的时候，时任国民党“西北地区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也加快了业已开始的“打通西北通道，争取苏联援助”的步伐。
1935年4月的武昌城，虽说不上热浪滚滚，可也不像东北那样依旧春意绵绵。在马占山下榻的公寓内，张学良和马占山畅谈了好几个昼夜。期间马占山曾经不止一次半开玩笑、半认真的问到：“我的张副总司令，这么大热的天气，你让官兵们怎么'剿匪'？他们可都是打咱们东北来的呀！”
马占山没有就“义勇军战败”之事责难张学良，而是坦诚的指出了在他看来张不该犯的三个错误：一是不该在对蒋介石缺乏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就匆忙“易帜”，拥护南京政府。二是不该在“九·一八”事变后，绝对服从蒋介石的命令，放弃东北三省。“这一点就是张大帅（张作霖）活着的话也不会允许的”，“蒋介石的势力不在东北，他当然无所谓，咱们可就不同”。三是不该回国后宣扬法西斯主义，听从蒋的调遣“剿匪”、“剿共”。“共产党有什么不好，苏联不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吗？这次官兵们（指义勇军）战败，蒋介石不管，国民政府连个屁都不敢放，最后还不是人家苏联人帮了忙，让官兵们过去避难”。马占山讲到第三点时，张学良显得有点激动，他时而问马：“义勇军到底还有多少人活着？听说撤退中不少人被冻死了，是不是真的？”并感叹：“我这一辈子恐怕是再也没有脸回去见东北民众了。”得知义勇军绝大部分官兵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已安全回到了新疆时，张学良再次流露出对苏联的感激之情：“苏联人帮了我们东北军的忙啊！”
马占山没有坚持要张学良完全脱离蒋介石，“能够在南京政府中占据要职，对东北军今后的发展也许还有好处”。但马占山针对张学良在拥蒋的旗帜下又想单独在抗日战场上有所作为的想法，尖锐的指出：要抗日就得联苏、联共，现在惟一能够给我们抗日帮上忙的只有苏联，而（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又是紧密联系的。没有苏联帮助，抗日不会有好的结果，没有共产党的支持配合，很难取得苏联的真心帮助。马占山还风趣地对张学良说：“要打小鼻子（日本），没有大鼻子（苏联）支持怎么能行？北伐战争、冯玉祥五原誓师、新疆盛世才平定内乱，哪一个没有苏联人的帮助？！”
张学良与马占山武昌会谈后，中国的时局仍在扑朔迷离的变化着。此前，即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蒋介石重点围剿的中共“中央红军”先后突破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开始向川西北的方向发展。6月，几乎在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一部到达陕甘交界区域同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也翻越了川西北的夹金山，同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至此，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后蒋介石不断调整的“围歼红军军事计划”已事实上破产。而最让张学良忧心的是，突破重围的红军全都来到了他的防区，不论是否情愿，他都处在了与红军作战的最前沿。
这年12月，再次被“剿共”搞得晕头转向的张学良，在参加完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后旋即乘机来到上海，同他的故旧因宣传抗日而被国民党囚禁的杜重远商榷东北军今后发展的大计，杜重远力主张学良开通苏联援华抗日西北大通道。
同杜重远会晤后，张学良紧接着又会见了滞留上海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李也表示：在目前情况下，争取苏联援助抗日是很重要的，苏联援助抗日最佳路线选择只能是西北而不是东北，也不是华北。他的看法是：通过华北援华抗日必须经过蒙古，而蒙方是否愿意还是个未知数。另外，华北靠近前线，苏方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不大会愿意接受，即便开通了也不利于保持运输线的畅通。东北就更不用说，在日军完全占领的情况下，透过这里援助那不就是等于对日公开宣战？苏联说什么也不会冒这个代价。西北就不同，远离前线，日军鞭长莫及。
李杜和杜重远近乎完全一致的看法，更加坚定了张学良经甘肃和新疆取得苏联援助的信心，加之李非常热心地为张学良同共产党和苏联的联系牵线，随后不久张学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联系实际上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1936年3月3日，张学良在第一次同中共代表李克农秘密会晤中提出的四个问题中，有两个涉及到“大通道”：“红军东征抗日势单力薄，为什么不争取同是共产党的苏联支持？”“如何尽快同苏联取得联系，打通苏联援助的通道？”4月8日，在张学良第二次同中共代表周恩来、李克农会谈达成的若干协议中，再次肯定了第一次会晤中达成的“双方共派代表赴苏联寻求支援”，“由东北军派代表赴新疆同盛世才协商苏联援助的通道问题”。
同中共第二次会谈后不久，张学良即派出其高级幕僚“西北剿匪总部”上校秘书栗又文（盛世才的同乡好友）、东北军一○五师的旅长董彦平（盛世才在日本陆军大学时的同学），二人赴新疆同盛世才筹划“苏援大通道”的事宜，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前的20多天，栗又文才回到西安，董彦平仍在新疆和盛世才协商。栗到新疆后，经常是含泪倾听义勇军官兵要求重回东北抗日诉求的，同时他也对当时新疆在苏联支持下的进步景象感同身受，对联苏抗日充满期待。栗又文回到西安后同张学良的谈话，包括滞留新疆的义勇军官兵强烈抗日的愿望，对于张学良随后不久发动的西安事变产生很大影响。
西安事变后不久，杜重远也只身前往新疆，开始了在他看来最有希望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西北国际大通道”艰难之旅。尽管翻云覆雨的盛世才不久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杜投入监狱，但他始终认为：拯救东北民众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惟有开通苏联援华抗日的“西北国际大通道”不可。
蒋介石表态“只要不丧权辱国，尽快开通援华抗日的西北国际通道，苏方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意有所指“好亲不如近邻”；河西马步青、新疆盛世才都表示：全力保障和维护国际大通道畅通。
1937年的7月7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遭受抗战初期国防军事力量重大损失的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将目光转向苏联，“打通西北国际大通道，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成为当时国民政府最优先、最紧迫的工作。向来视苏俄为“洪水猛兽”的南京国民政府，面对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全面抗战，而美英等西方国家的观望态度，不得已而为之，派出1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赴苏争取抗日物资的援助，而当时的苏联政府也出于国家最高利益，力避尔后可能出现的“两线作战”的考虑，同意给中国政府力所能及的援助，但前提是中、苏双方要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对此，蒋介石在并未了解苏方真实想法的情况下就表示拒绝，认为这是苏联强迫中国与其结盟的一种勒索。斯大林听说蒋介石的态度后非常震怒。基于斯大林的强硬态度和当时别无选择的现实，蒋介石不得不改变态度，他电告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团：只要不丧权辱国，尽快开通援华抗日的西北国际通道，苏方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
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的核心是一方遭受侵略和面临重大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条约的另一方将予以必要的援助，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苏联政府援华抗日物资法律地位问题，为后来开通从苏联阿拉木图，经过新疆伊犁、迪化、哈密到兰州的陆地和空中“国际援助通道”铺平了道路。
8月23日，依据条约中规定的相关义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从各个军兵种中，紧急抽调40多人，组成抗日武器采购团。为保密起见，对外称“欧洲实业考察团”，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为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张冲为副团长，陆军少将黄光远为随团秘书，分空军、步兵、炮兵、坦克几个主要小组。
8月28日，考察团乘坐的客机在兰州短暂停留，利用飞机加油检修的机会，杨杰、张冲和部分成员与西北战区最高军事长官朱绍良和正在兰州休息的马步青，就购进武器的运输和接管问题进行了商讨，并达成四点协议：一、西北战区负责所有购进武器的接收和分发工作；二、少量急需的作战飞机由苏方或我方驾驶员，驾驶经迪化--哈密--酒泉空中航线直接飞往兰州，再分配到其他战区；三、大量飞机、坦克采取在哈密组装，先由苏方用车辆将部件运到哈密，组装后的飞机由哈密经酒泉飞往兰州，其它武器由西北战区派车辆接运到兰州，再分配到其他战区。四、国际援助通道开通后，任何人不得从事与之相悖的活动。
马步青深知这最后一条是为他专设的，也明白这其中的用意，便当场表示：虽然马家军在同“西路军”长达半年多“厮杀”中元气大伤，但还是要“倾其全力，保障'河西'沿线畅通”。商谈结束后，朱绍良设宴招待了考察团一行。饭后起飞，经酒泉到达安西过夜。
8月29日，考察团从安西起飞，经哈密到达迪化。统治新疆的盛世才这个时候已经和苏联建立起了“准同盟”的关系，苏联甚至派出一个骑兵加强团（苏方的番号为“俄罗斯骑兵第八团”，我方简称其为“红八团”）进驻哈密，帮助盛世才稳定东部疆土，严防马家军向新疆渗透。在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基础上，盛世才也与中共建立了“统一战线”，上百名共产党人在新疆省府和各级地方部门担任要职。反之，对南京中央政府虽说表面上保持着从属关系，实则只是虚与委蛇。
考察团抵达后，盛世才一反常态，表现出异常的热情，先是派人将大家接到省府招待所居住，伙食非常丰盛，每顿都是酒肉侍候，考察团成员外出活动也是副官和众多随从全程“陪同”。由于按约定接运考察团的苏联专机未到，根据杨杰建议，考察团成员分成三个层次走访和拜会新疆相关部门负责人，了解和掌握开通“国际援助通道”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
在同盛世才的会见中，杨杰特意说明：此行名义上是到欧洲考察实业，实际上是要到苏联洽购抗日武器，武器购妥后，拟从新疆的伊犁--迪化--哈密运往兰州。他要求盛世才大力协助，作好洽购武器的转运工作。盛世才似乎早已听到这方面的风声，杨杰讲的时候，他不时点头表示认同，杨杰还没有完全讲完，他就毫不迟疑地回应，“抗日是全民族的大事、大局，新疆再有困难，也是小事、小局，小事服从大事，小局服从大局，这个道理我盛某明白，我们一定竭尽全力，保证'大通道'畅通。”
在对一些政府部门和基层的走访调研中，考察团成员普遍感到开通国际援助大通道，就新疆而言，既有有利的条件，也有不利的因素。有利的是，新疆尤其是迪化，局势相对稳定，有一种团结向上的力量，普通民众的思想甚至比内地还要先进，抗日的氛围非常浓厚，《新疆日报》对抗日的宣传较之内地任何一家报刊都不逊色，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都比较好（主要是苏联专家和共产党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当时考察团成员并不完全了解这些情况），只要讲清道理，工作开展起来比较容易；不利的是新疆和整个西北地区交通运输比较落后，基础设施差，且政出多门、管理体制比较混乱，要完成抗日物资的运输任务，必须设立专门的运输机构。对此，他们以考察团的名义，将此意见整理上报到南京中央政府。蒋介石对此意见非常重视，专门责成交通运输部门“认真研判，尽速处理”，并要求当时的行政院予以经费支持。
这样，大通道开通前，几乎一夜之间，兰州到新疆伊犁4000多公里的“大通道”沿线，各级“中运会”（中央运输委员会的简称）应运而生。实践证明：“大通道”能够成为后来最困难时期中华民族的“生命线”，苏联援华抗日的物资能够源源不断的进入我国，“中运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9月1日，也就是考察团到达迪化后的第四天，苏联政府的两架图波列夫飞机终于来了。第二天天刚一亮，考察团全体成员便乘坐这两架飞机，前往当时世界有名的红色首都--苏联的莫斯科。
两天内全部确定采购武器种类，10天内掌握所有武器包括6种不同型号飞机性能。中国工作人员的良好素质和高效率，引起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的高度关注，他要求部下向中国抗日武器采购团成员看齐
考察团一行乘坐的飞机分别在塔什干和奥林堡停留一个晚上后，于1937年9月4日在莫斯科军用机场降落。根据苏方陪同的一位将军预告，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拟于3天后接见考察团一行，他要中方人员在两天时间里拿出初步方案，并对口协调了苏方有关人员参与中方的工作。
离开南京时，大家只是根据当时国内战场情况拟制了急需武器的清单，现在则需要对照苏联现有武器的实际，对方案进行调整。在实地了解了苏联的武器情况后，所有成员都感到事情并不像在国内时想像的那么简单。一是苏方出于诸多原因的考虑，卖给我方的武器有严格限制，不是所有先进武器都能采购到；二是考虑到国际上的反应，特别是日本方面的因素，除极少量武器（主要是个别飞机）准予直接投入战场外，大部分武器都是要将其零部件运到新疆的哈密或兰州组装，这就出现了零部件计价的非常烦琐的问题；三是苏方要求各种进入中国战场的武器，都要有非常透明的分配和使用计划，这更是在国内时没有预料到的，需要和国内不断沟通和协调。
从4日晚上起，大家便按照各自的任务分头投入到紧张工作之中，连饭都是专人打到现场凑合着吃。经过两天多的紧张工作，终于在6日晚饭前确定了购买武器的种类和数量，主要有：两种型号的坦克100辆，包括当时最先进的“T-34”坦克；3种不同类型的火炮1300多门，机枪1400多挺；6种型号的飞机1000架（后实际交付985架），包括3种类型波里卡尔波夫战机、两种类型的SB二型战机和图波列夫战机；6000多吨战场急需的军械、汽油、器材、药品。
9月7日上午10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中方部分人员。宾主寒暄之后，应斯大林的要求，杨杰团长首先介绍了我国国内的情况：“抗战爆发前我军飞机总数不过600架，两个月来被日军直接毁于地面的飞机就达400多架，我们的空军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现在日军的飞机想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想轰炸什么目标就轰炸什么目标，想怎么轰炸就怎么轰炸，就连我们的国都南京都不能幸免。如果不能尽快扭转这种局面，我方军民的损失将会更加严重，其长远的后果更是堪忧。”
杨杰讲到这里的时候，斯大林突然插话：“在你们看来，目前最大的威胁就是空中的轰炸？那么，还有没有比空中轰炸更大的威胁？”杨杰稍显迟疑后便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是的，现在我国军民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轰炸中丧生，每天都有工厂、桥梁、发电厂被炸毁。”杨杰还详细罗列了他所知道的几次轰炸惨案：“7月10日，日军对北平进行4次轰炸，造成我方4000多人伤亡；7月13日，日军轰炸天津，3000多人伤亡；8月13日，日军轰炸上海，12000多人伤亡；8月中旬后，日军对南京实行连续轰炸，每天都有数百名平民死亡。”
全神贯注而又若有所思的斯大林又一次接过杨杰的讲话：“轰炸是可怕的，但比轰炸更可怕的，是你们内部的不团结。解决轰炸的问题苏联政府可以帮忙，可以向你们提供急需的战机、高射火炮，但搞好内部团结主要还是要靠你们自己。”讲到这里，斯大林露出欣慰的神情，“不过现在好了，国共两党开始合作了，这一点很重要，只要国共两党真心合作抗日，只要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胜利一定属于你们。--至于你们抗战急需的一些物资，特别是作战飞机，我们将尽力满足。”斯大林的话音刚落，第一个露出笑容的杨杰站起来鼓掌。
因为任何援华物资、武器计划和方案，最终都还要斯大林拍板。会见中苏方其他成员对于援助的一些实质性问题避而不谈的情况，也给中方人员这方面的强烈印象。斯大林的表态，使参加会见的中、苏双方工作人员都松了口气，毕竟几天来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
紧接着，斯大林详细询问了苏方工作人员援华方案的情况，并不时讲一些自己的意见，原计划不到半个小时的会见，一直持续了90多分钟。
12年后，在云南发动武装反蒋的杨杰，还经常对部下讲起赴苏采购武器的难忘岁月，他告诉部下：“社会主义不是'洪水猛兽'，抗战初期惟一支援我们抗日的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未来的中国必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我对此坚信不移。”1949年9月19日，杨杰--这位在抗战初期最困难时期，出色完成赴苏武器采购任务，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下不朽功勋的爱国将领，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享年60岁。
斯大林会见考察团后的4个小时，即1937年9月7日下午3点，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和苏联国防部的要求，中方代表团提前1天，将苏方需要的侵华日军陆、空武器类型、性能和我方拟采购的苏式武器种类清单送交苏联国防部。
9月8日，在苏联国防部密切配合下，我方拟采购的40余种苏制武器种类、数量最后敲定。
9月10日，考察团随行按照各自任务性质，分成6个小组到莫斯科近郊苏军指定的几个秘密地点接受拟采购武器专业培训。几个小组中，空军组的人员最多，任务也最重。苏联空军教官和中国空军小组共约20多人，住在一个大型军用机场的宿舍楼内。飞行理论课在室内进行，时间安排很短，半天多一点，然后就到机场练习实际飞行，飞行动作完全按照《苏联军事操典》进行。在实际飞行之前，苏联教官引导中国试飞人员详细观看飞机的内外构造，讲解各个部件和仪表的性能、作用和操作方法，并随时对各种器械仪表进行示范操作，使试飞者能够了解自己将要使用飞行器的一切情况。
对中国人员来说，试飞中最危险的是单座飞机，不能由教官带领中国飞行员同机教练飞行，苏联教官单独驾驶作示范飞行后，中国飞行员紧接着就要驾机升空。据后来担任国民政府空军总司令的王叔铭回忆，当时苏方教官和我方成员都很紧张，苏方自己这方面的成功率不到90%，也就是说10次试飞往往就要发生一次事故，而这样的事故意味着什么，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但我方飞行员在100多次单座飞机试飞中都非常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苏方教官为此多次称赞中国飞行员“素质好，是世界一流的”。
双座集战机试飞中，中国飞行员良好的素质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为此，还时常发生一些让苏联教官大惊失色的事情：我方购买的双座飞机，是比较新型的战机（苏方主要是想通过售给我方少量的这种战机，在中国战场检验其实战性能），苏联飞行教官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飞机，因而实际上是同中国飞行员一起共同学习和训练，要求比单座飞机严格得多，往往是5次以上正常飞行之后，才讲解较为复杂的飞行动作，以避免发生飞行事故。但此次来苏的中国飞行员，抗战爆发之前已经在国内接受过严格系统的训练，都有近千小时的飞行经历，在掌握苏联新飞机操作技术后，他们艺高人胆大，大都在第二次试飞时，就做一些翻身滚动的高难度动作，搞得苏联教官既“提心吊胆”，又不好意思，虽然在集体场合怒骂和训斥，私下里却非常钦佩和欣赏。
从9月10日到9月20日，短短10天时间里，包括空军组在内的所有中国成员，全部掌握了所采购武器的基本性能和使用方法。这种速度是苏军通常条件下训练时间的四分之一，被苏军教官称为“中国神话”。结束了速成培训的中方人员，随即开始与苏方人员一起对首批运往国内的武器进行清点、装车和伪装工作。
10月1日，考察团全体人员结束了在莫斯科的活动，赶赴所有采购武器在苏联的最后集中地阿拉木图。
10月2日，空军组组长王叔铭带领部分中国飞行员驾驶亲自组装试飞过的轰炸机、歼击机从阿拉木图起飞，并顺利抵达新疆重镇伊犁。当天苏联大规模援华车队驶出阿拉木图，朝着中国境内进发，10月3日到达伊犁。自此“西北国际大通道”正式开通，并很快进入紧张繁忙的运营阶段。
尽管那时国民政府的消极腐败已为众人所指，但以杨杰为首的中国抗日武器采购团，还是创造了至今看起来都堪称一流的业绩。他们高效率的工作作风，在当时的苏联领导阶层、尤其是国防军工部门产生了强烈反响，也引起了斯大林的极大关注，甚至对斯大林一段时期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位在中国人民最困难时期慷慨解囊的风云人物不止一次地要求部下“向中国抗日武器采购团成员看齐”，“学习中国军人的工作精神”。
考察团离开莫斯科赴阿拉木图的前一天，正在苏联休假的宋庆龄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设宴款待考察团全体成员。考察团能够顺利完成武器采购任务，宋庆龄也是功不可没的。考察团在莫斯科期间，宋庆龄作为苏联政府和斯大林的特邀贵宾正好也在这里。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对中国抗日战场情况的了解，大多是从宋庆龄处得知的。名义上休假的宋庆龄，一点也不比考察团成员轻松。她先后3次同斯大林会见，介绍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空前灾难，力陈援华抗日的理由，进而坚定了斯大林援华抗日的决心。她还多次到苏联国防、军工等政府部门介绍中国抗日战场的形势，在当时的苏联政府内部形成了一种同情、支持、援助中国抗日的良好氛围，对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最终援华抗日政策的形成发挥了特殊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需要高度保密，宋庆龄在这方面的贡献才不为大多数国人所了解而已。正是宋庆龄前期卓有成效的铺垫工作和后期有力的策应和配合，中国政府才能够顺利从苏联采购到抗战急需的武器，才能够在抗战初期最困难的情况下，使中国的军队避免了更大的损失甚至崩溃和战败。
11个可同时接待200人以上的接待站，5个可供各类型飞机续航的机场，1500多公里的陆地大通道，在不到35天的时间里崛起和畅通。国难当头，新疆各族人民创造了一系列在今天看来都堪称奇迹的伟大壮举
从1937年8月29日，杨杰率赴苏抗日武器采购团抵达迪化，到10月3日首批苏联援华抗日物资通过新疆霍尔果斯口岸进入我国（首批援华飞机则是10月2日），时间只有35天。如果说以杨杰为团长的中国考察团在苏联表现出很高的工作效率的话，那么在此期间新疆为国际大通道畅通而进行的一系列紧张、艰辛的准备工作也同样彪炳史册。
考察团离开迪化后的第二天，新疆军政当局就成立了以盛世才为首的、有各主要厅局室负责人参加的“转运抗战物资因应小组”。根据考察团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在不到3天的时间里，拟定了开通苏援国际大通道有关的30多个大项建设的方案，在总人口不足500万的新疆，紧急动员了50多万各路建设大军。新疆各族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所有费用，南京国民政府都要求新疆垫付，后来绝大部分也没有下拨），打通了从伊犁霍尔果斯到甘新交界的星星峡1500多公里的陆地通道，新建了5个可供各类型援华飞机续航的航空站（实际上就是现在的飞机场），修建了11个较大的客运中转站，为西北国际大通道的畅通，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哈密--迪化--伊犁霍尔果斯--中亚这条通道，虽然历史上曾是“丝绸之路”北道的一条主线，但绝非现代意义上的公路和道路，不少地段实际上只是一匹骆驼可以单行的羊肠小道，要在20多天的时间里将其改造为可以通行各种载重车辆的公路，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任职于新疆交通运输委员会的杨再明老人回忆：1937年的9月，新疆人近乎“发疯”似的掀起了修路、护路的热潮。霍尔果斯到果子沟一线有3万多名修路大军，迪化--达坂城--吐鲁番沿线有5万多名修路群众，鄯善--哈密--星星峡，同样也有5万多各族群众展开修路大会战。加上其它地段或者支线的数万名修路群众，当时的新疆仅参加修路的人员就有20万左右，这种规模空前的修路热，用杨再明老人的话说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参加修路的各族人民群众都是义务性质的，他们自带干粮，不少人全家出动，日夜奋战在筑路工地上。
霍尔果斯到古城惠远沿线，到处可以看到修路的锡伯族群众日夜奋战的身影。200多年前，受大清乾隆皇帝派遣，2万多名锡伯族军官携家带口，从盛京沈阳来到新疆伊犁一带戍边（到达新疆后剩下不到4000人），乾隆答应他们的先辈“70年后准予回乡”，然而3个70年过去了，他们依然在遥远的西部边疆繁衍、生息，日本鬼子侵占了他们的老家东北后，这些远在万里边关的锡伯人也是同仇敌忾，渴望早日将日寇赶出东北，赶出整个中国。得知为了打击日本鬼子而修路的消息，他们显得格外的兴奋，不到1.3万多人的族群，一下子就有7000多人参加，其中不少家庭是全家出动的。锡伯族世代戍边中凝聚起来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得以完美的展现。
伊犁“果子沟”，这个号称“死亡之谷”的地方，1.2万多名哈萨克族群众参加了修路的活动。他们按照历史上形成的部落结构，组成了6支浩荡的修路大军。为了凸现自己部落的团结和强大，部落首领们时常为争取到最难、最险的地段，互不相让，有时不得不采取“抽签”的方式来平息纷争。道路基本验收通过后，各部落还都成立了义务护路队，随时对道路进行护理和维修。1937年10月2日，苏联首批援华抗日物资进入我境的前一天，果子沟一带下了一整天的大雪，第二天当庞大的车队路过这里时，人们发现了13具义务护路的哈萨克族群众的尸体，他们都是在连夜清除积雪时被冻死的。200多名苏方驾驶员为这些让他们感动的异国献身者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追悼仪式。
玛纳斯、达坂城、哈密、星星峡，修路大军中，有不少成建制参加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简称“东北军”），他们原来都是转战白山黑水的将士，战败后有组织地撤退到了苏联境内，后来又在1932年冬天穿越西伯利亚回到了新疆。他们原来打算回到新疆后能够很快重返抗日前线，可蒋委员长一道“不许入关，就地安置”的命令使他们不得不在远离故土万里之遥的新疆“安营扎寨”。得知要打通抗日“西北国际大通道”，这些做梦都同日本鬼子厮杀的“东北兵”主动请缨参战，有的部队上至团长下到一般士兵人人都写了血书。不少官兵将回家的希望，将重返抗日战场的宏愿寄托在打通后的“西北国际大通道”上。抗战时期一直在新疆“中运会”工作的王得瑜老人上世纪90年代回忆说，出迪化向东30多公里干沟和达坂城附近的“百里风区”这样一些非常艰苦的施工地段都是由“东北军”担当主力的。为了拓宽干沟一带狭窄的盘山公路，由“东北军”改编的“工兵队”担当了炸山开路的先锋，由于通信条件限制和作业工具简陋，整个“工兵队”有35人在爆破作业中被炸身亡。
就在陆地大通道如火如荼建设的热潮之中，“西北国际空中大通道”也进入了“决战”阶段。新疆各族人民同时承担起了伊犁、乌苏、奇台、迪化、哈密（后又增加塔城）新建和扩建航空站（机场）的繁重任务。按照当时中苏双方的协议，伊犁、迪化、哈密的航空站作为重点，由苏方技术人员依据其主要飞机的性能和要求提供建设方案，新疆地方政府组织人员施工；乌苏、奇台和稍后的塔城航空站建设主要依据前面3个航空站建设的蓝本进行，由中方全面负责。具体要求：伊犁、迪化和哈密航空站分别在9月5日左右开工，9月28日前完工并投入使用；乌苏、奇台和塔城作为备用航空站，9月8日左右开工，同样9月28日前完工并投入使用。
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6个航空站的新建和扩建任务，这在现代中国的航空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新疆各族人民硬是以坚忍不拔的精神，把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创造了现代中国航空建设史上的奇迹。在伊犁，同时有3000多人采取“倒班式”的方法，24小时不间断地参与机场建设，施工最紧张的阶段大家每天只吃两顿饭，有时甚至一天就吃一次，不少人倒班休息后，顾不上吃饭就睡着了。在哈密，航空站、飞机组装工厂（当时叫车间）、飞机和其它武器修理工厂是同时展开的，参与上述三项建设的人员近万人，他们同苏联专家的责任分工、定期轮换休息不同，不少中方技术人员一干就是好几个通宵，经常有因为劳累过度晕倒和休克的现象。
与公路建设、航空站建设同时展开的还有11个接待站建设。这种接待站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有航空站的地方称之为“航空接待站”，靠近航空站建设；二是陆地重要转运驿站的地方叫“中运会汽车站”，在靠近“大通道”和食宿方便的地方建设。接待站没有统一的模式，但根据赴苏“考察团”反馈回来的信息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相关要求，一般都以同时能够接待200人以上的规模建设。当时比较有名的霍城接待站（那个时候叫绥定）、乌苏接待站、玛纳斯接待站、奇台接待站、吐鲁番接待站、鄯善接待站、七角井接待站、星星峡接待站等，不仅较好保障了过往人员的食宿，而且尽可能的搞了一些娱乐设施建设，深受苏方人员的欢迎。而这些苏方人员回到国内后又大力宣传，便逐渐引起苏联最高领导层的关注，他们不明白短短20多天的时间里，在中国落后的西北，如何能够迅速建立起这么多优质、高效的接待站。
1939年12月上旬，苏联驻华大使鲁尕涅茨阿列尔斯基大使接到国内要他实地考察“大通道”沿线接待站的指示，为了表示对苏联政府援华抗日的谢意，也为了表示对保障“大通道”畅通的各接待站工作人员的关心，蒋介石让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以“秘密访苏”的形式，全程陪同大使夫妇经“西北国际大通道”进入苏联境内。苏联大使夫妇每到一个接待站，都要参观食堂、澡堂、接待室，并同工作人员座谈，偶尔遇到运送物资的苏方人员时，总是问这问那，显得格外的热情。
后来，跟随蒋介石到了台湾的孙科，在一次参加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时，还讲到这段让他刻骨铭心的往事，他说：“苏联大使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西北大通道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能力，有如此坚毅、勤奋、敬业和善于创造的人民，何愁抗战不能胜利?何愁不能战胜任何入侵的敌人？”令人悲伤的是，这位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善，并在中国人民最困难时期竭力促成苏联援华抗日的大使，回国后不到20天，便在去高加索疗养的途中，因车祸不幸身亡。
作为抗战初期中华民族“生命线”的“西北国际大通道”，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赢得了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无论我们今天如何评估打通“西北国际大通道”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作用，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新疆各族人民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所创造的一系列奇迹，抗战胜利的史册上也有新疆各族人民可歌可泣的一页。
苏联援华人员、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人、河西马步青、新疆盛世才等通力合作，在抗战初期最困难的岁月里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强大力量，“西北国际大通道”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意志和伟力
从1937年10月上旬起，每天都有成百上千辆汽车，以及绵延数公里、数十公里的驼队颠簸在阿拉木图--伊犁--乌苏--迪化--哈密--兰州这条大通道上。按照当时中苏双方达成的协议，苏联援华的陆战武器（坦克、装甲车、火炮等）全部由苏方用汽车运至哈密（最早的一、二批运至兰州），再由哈密驼运至兰州；少量急需的轰炸机、歼击机由我方飞行员或苏方飞行员直接驾驶经阿拉木图--伊犁--乌苏--迪化（或奇台）--哈密--酒泉，然后直接到达兰州；大量的援华飞机则是采取在哈密组装的方式，由大型运输机和汽车将零配件拉到哈密，组装调试后经酒泉飞抵兰州，再分配到各战区。
当时的“西北国际大通道”，无论是空中的航空站还是陆运的接待站，条件都是相当简陋的，有时这些在异国他乡奔波了一天的飞行员、驾驶员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不少站、点的水都是从好远的地方驼运来的，食用的粮食蔬菜也都是从数十公里、数百公里外运来的），但他们无悔无怨，表现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军人的良好风范。
艰苦的事业必然产生悲壮的英雄。1939年2月，一架载有23位专家的苏军运输机，在暴风雪中和航空站失去了联系。我迪化、乌苏、伊犁三个航空站一致判定失踪的飞机应在伊犁附近的尼勒克县境内，但苏方驻迪化中将顾问迭列吾延科认为是在乌苏县南山区域，并要求中方协助在这一区域搜寻。出于对苏方顾问的尊敬，中方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派5人同迭列吾延科率领的10人组成搜寻小组，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和持续不断的大雪，骑马在乌苏南山寻找了7天，还是没有找到失踪的飞机。后来，由于有6匹乘马先后掉在冰河里不能出来，乌苏南山的搜寻工作才被迫放弃。
就在中、苏双方人员盲目的在乌苏南山搜寻的时候，掉在了尼勒克县海拔4000多米山峰上的机组人员开始了与死神的大搏斗。飞机坠落到山上后，当场就有11位苏联专家遇难；剩下的12人中7人重伤，加之得不到救治两天后也都相继死亡；其余5人依靠燃烧了两天的飞机余温，和死神顽强抗争。9天后，看到直奔他们而来的搜救人员时，有3人当即就倒下了，其余两人也是冻得瑟瑟发抖，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后来人们才知道，为了生存，他们是用“烧烤”死去战友靴子的方法顽强生存下来的。
根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解密的相关资料：抗战初期，援华的苏军飞机在新疆、甘肃两省区坠毁的就有45架以上，仅U-15型气冷式单发、单座战斗机就有30多架。许多苏联人民的优秀儿子埋骨于大通道沿线的冰峰雪岭和大漠戈壁。同飞行员时时刻刻都要与死神“过招”不同，成百上千的苏军司机，则是要忍受常人难以想像的心理和生理的煎熬。他们进入中国后常常半天见不到一个村庄，饿了吃点随身携带的黑面包，渴了喝些随车自备的凉水，每到一个较大的接待站，他们从不在吃的方面为难中方工作人员，总想挤点时间多休息一会。
当时的苏联政府和军队对援华人员要求非常严格，几乎每月都有工作组检查援华人员的工作情况，这种严谨的作风，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心里播撒了社会主义的种子。他们在同苏联援华人员的实际接触中，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感性认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但他们从苏联援华人员纪律、规范、文明、礼貌和充满激情、活力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美好新生活的一种希望。尽管后来统治新疆的盛世才走上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道路，然而已经在新疆各族人民思想深处点燃的社会主义烈焰始终没有熄灭，他们做梦都盼望着能够过上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生活。由此，人们便不难理解，10多年后，当新疆军政当局宣布和平起义，人民解放军进驻天山南北的时候，为什么到处受到各族人民群众真诚的欢迎。
“西北国际大通道”的开通，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西安事变后不久，统治新疆的盛世才几次电邀共产党人入疆辅佐其工作，陈云、滕代远、邓发、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百余名共产党人正是在“西北国际大通道”酝酿、开通和大转运的关键时刻到新疆工作的。
为了有效解决与大通道畅通相关的经费保障问题，时任新疆政府财政厅代厅长（实为厅长）的毛泽民同志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增加财政收入的改革措施。主要有：（1）开源节流，大力扶助生产，发展经济，开辟税源。改变“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被动式“破财”方法为“蓄水养渔、养鸡生蛋”的主动式“生财”之道，同时紧缩非生产性费用，反对贪污，杜绝浪费。（2）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在全疆地区一级设立财政局，统一各税和官产的征收管理工作，使规定的各项收入点滴归库，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严禁违章乱收费，减轻人民负担。对省、区、县各部门和重要的工矿企业需要的各项经费都按系统事先编写预算，及时通知银行拨付，无预算不拨款，无决算不销款，认真执行预、决算制度，严格财经纪律。（3）培养专业人才，设立财政专修学校，加强财政队伍建设，提高财政工作效率。（4）改革和统一币制。废止南疆喀什和北疆伊犁的地区货币，在全疆发行以“元”为单位的统一货币，稳定金融物价。（5）发展农牧生产，以土特产品（牲畜、皮毛、干鲜瓜果）收购加工为主，扩大对外贸易。
由于这些改革措施的实行，促进了生产，繁荣了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拓宽了财政收入的渠道，新疆极度困难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扭转，进而为保障“西北国际大通道”畅通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据不完全统计，由新疆财政垫支保障的大通道项目就有：1500多公里公路及其桥梁涵洞长年维修所需的费用；5个航空接待站、11个陆地汽车接待站的修建维修费用；将近4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千余名苏军飞行员、驾驶员、各类专家以及其他援华人员在新疆境内食宿保障和烟、酒、糖、茶所需要的费用；头屯河飞机修配厂（当时对外称“10号建筑”）；国民政府先后4次向苏联购买万余顿汽油接运过程中，上千人的食宿招待费用；苏联驻哈密“红八团”（对保障大通道畅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日常生活开销。
“西北国际大通道”建设和运营过程中，新疆各族人民表现出来的高昂热情和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也是与共产党人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分不开的。1936年后，作为新疆主要宣传阵地的《新疆日报》和地区一级报纸就基本上处于共产党人的掌控之中，为配合“西北国际大通道”的建设，共产党人在新疆的思想领域掀起了持续升温的“抗日”、“抗战”宣传热潮。
在“西北国际大通道”畅通的岁月，统治河西走廊的“马家军”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马步青这个有着浓厚封建“地盘”意识的统治者，在抗日的民族大义面前，表现出少有的豁达、大度和配合。一是主动承担了整个河西走廊的接待和保障工作，同新疆一样，马步青也在自己统治的地区建立了10多个较大的接待站，具体负责苏联援华人员和西北战区到新疆接运武器人员的食宿和招待费用，和新疆盛世才相比，马步青在这方面接待的量更大、开销更多。二是积极参与各种应急事件的处理，除了我方洽购的近千架战机都要飞越河西走廊到达兰州外，还有大量苏方志愿援华作战的飞机也要经过这里到达全国各战区，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气候）经常出现飞机迫降甚至坠毁的突发情况，而每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马家军”都在第一时间赶到出事的地点，采取各种营救行动。马步青还为此专门建立了紧急应变小组，他多次要求自己的部下，“凡是与西北国际大通道有关的抗日大事，就不能、也不许讲价钱”，在迫降、坠机这样突发事情的处理上，他明确指示“先抢救，后上报，再核销”。三是对通过“西北国际大通道”到达陕北的“援共”物资采取了容忍和放任的态度。这一点，对马步青和“马家军”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抉择，因为半年前他们还同共产党的“西路军”激烈厮杀，总共损失了3万多名官兵。根据当年受共产国际和我党委派在河西走廊一带和“马家军”内部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回忆，通过“西北国际大通道”运往延安的一些重要物资，马步青基本上都是掌握的，但他没有采取为难的态度。这些物资主要有：1937年底至1938年冬，新疆各族人民支援八路军的2万件皮大衣；1937年底，滕代远从新疆返回延安时，带回高射机枪4挺、子弹2万多发、西药400公斤；1938年1月，邓发从苏联购买的500瓶鹿茸精和一批先进的电讯器材运往延安；1940年1月，西路军总支队指战员集体返回延安时，除随身自卫武器外，还带回机枪4挺、子弹4万发和《解放日报》急需的新闻纸10吨。
正是苏联援华人员、共产党人、盛世才、“马家军”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在“西北国际大通道”上“五位一体”的通力合作，才使得大量抗战急需的物资，得以通过这条大通道源源不断输送到抗日将士的手中。根据苏联方面的统计，1937年10月到1940年10月，经过“西北国际大通道”援华抗日的主要物资有：飞机1235架、坦克82辆、汽车2050辆、拖拉机30台，大炮4317门、机关枪14025挺、枪弹16400万发、炮弹190万发、炸弹8.23万颗（以上数字含1940年崔可夫来华担任蒋介石军事总顾问时，苏联又给的250架战机、500辆汽车，3000门大炮）。这些宝贵的援华物资的到来，对经受了抗战初期巨大损失的中国军民来说是一种有力的支持，它使得一度急剧恶化的战场形势开始出现有利于我军的转机。
1938年2月18日、4月29日、5月31日，中国空军和苏联援华飞行队员联手连续击落47架日军飞机。这些给侵华日军沉重打击的中国飞机，就是通过“西北国际大通道”进入抗日前线的。
1939年的秋天，中国空军徐焕升、陈光斗驾驶苏制战斗机、轰炸机从成都起飞，经温州加油后直飞日本列岛，将数万份宣传和平、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反战传单抛撒在东京。后来，日本国内出现的愈演愈烈的反战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烙有这次空投的影子。
中华民族关键时刻所特有的巨大凝聚力，在建立和保障“西北国际大通道”中又一次得到了体现，由此所产生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中国的抗日战场。
50年后，重返中国参加抗战胜利庆祝活动的原苏联援华飞行队长布拉戈申维基中将讲了一段话意味深长的话：“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主要是靠你们中国人在困难时期的空前团结精神取得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你们这样，在自由和尊严的挑战面前如此团结，你们的这种团结精神不仅谱写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入侵的壮丽篇章，也深深鼓舞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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