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共议：将早期筛查列入防癌国策

邓文龙

院士共议：将早期筛查列入防癌国策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9-03-11 13:00

19-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报告中指出，我国受癌症困扰的家庭以千万计，要实施癌症防治行动，推动预防筛查、早诊早治和科研攻关，着力缓解民生的痛点。

而国内外的经验早已经证明，采取早期预防、早期筛查、早期治疗等防治措施，对于降低癌症的发病和死亡具有显著效果。

10年前的3月5日，“在农村妇女中开展妇科疾病定期检查”这16个字被写进了时任总理温家宝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随后，“两癌筛查”（乳腺癌与宫颈癌）频繁出现于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重大公共服务项目、政府服务项目等。

其实，除了宫颈癌与乳腺癌，以食道癌、胃癌、结直肠癌为代表的消化道肿瘤占所有肿瘤的40%以上，仅胃癌就造成每年50万人死亡。而目前，一些消化道肿瘤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筛查手段和技术方案，也应尽早地纳入国家癌症防治行动计划中。

为此，《中国科学报》特别邀请医药领域的两院院士围绕“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这一主题，呼吁癌症防控早筛、早诊、早治刻不容缓，以期共同推动国家在相关政策上的制定与执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预防医学会会长王陇德：

算一笔恶性肿瘤防治的“经济账”

调查显示，我国全社会发生的恶性肿瘤防治费用，男性占比58%，高于女性。从年龄分布看，恶性肿瘤防治费用主要花在35岁以上人群，尤其是50岁以上迅速增长，在51~55岁组达到峰值。年龄在45~59岁的中年人占总人口不到20%，却消耗恶性肿瘤防治费用的47%，说明恶性肿瘤已对劳动力人群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从肿瘤防治费用的功能分布来看，96%用于治疗性服务，其中40%用于门诊治疗服务，56%用于住院治疗服务，预防费用的构成极低。

恶性肿瘤诊疗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基层医院因缺乏技术和合格的专业人员，很难及时诊断和发现早期患者；在医疗资源丰富的大医院，治疗的患者多数处于中晚期；用于发现和治疗早期病人的资源很有限。

国内外医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肿瘤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控制、预防是最根本的对策，是最需要优先考虑的工作重点和效益最高的措施。如果不深入研究和解决好肿瘤防控的资源分配问题，恶性肿瘤对我国居民的危害将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结科学研究结果认为，全球40%的肿瘤是可以预防的。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研究表明，中国的肿瘤60%是可以预防的。所以，我国恶性肿瘤防治，应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增加防控投入，并提高投入产出效益，为减轻恶性肿瘤对国民健康与生命的影响作出努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

消化道肿瘤早筛势在必行

肿瘤患者越来越多，医生越来越累。目前，尽管我国有140余所肿瘤专科医院，相关卫生技术人员6.74万人，肿瘤科床位数约20.3万张，但还远远无法满足全国每年约380万新发肿瘤患者的需要，我国的肿瘤防控面临严峻挑战。

与此同时，美国的癌症总死亡率稳步下降，25年来下降了27%。这得益于其早期诊断、新药研发、防治策略的综合应用。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测， 全美的结直肠癌筛查的普及率达到62.4%。

我国是消化道肿瘤高发国，胃癌、食管癌和结直肠癌每年新发病例约150万例，死亡病例约100万例。事实证明，预防和筛查对降低死亡率具有重要作用。预防能够控制发病率上升势头， 甚至可以降低一些癌症的远期发病率，如胃癌、结直肠癌和宫颈癌，适宜性筛查技术使得诊断普遍提前。鉴于此，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消化道肿瘤筛查，实现消化道肿瘤的早诊早治，预防消化道肿瘤的发生，降低死亡率，减少国家医疗支出。

肿瘤早期会有一些肿瘤“出芽”，一般只有少数肿瘤细胞组成的“小巢”出现在肿瘤浸润的最深处的前端，它的判定对诊断治疗意义重大，同时也是易被忽视的诊断细节。规范化筛查能够诊断出早期肿瘤，及时制定治疗策略。

尽管不断涌现新的分子标记物，但几乎没有哪一种特异的分子标记物能识别所有种类的肿瘤，分子标记物的研究仍是亟待突破的研究热点。

此外，对于个别消化道肿瘤，如胃癌、结肠癌，由于人们对胃肠镜检查的总体依从性不高，要做普遍性的胃肠镜检查难度大。所以建议可以先对一般人群做初步筛选，筛选出高危人群，让这部分人做胃肠镜。而针对于已经有比较成熟筛查技术的肿瘤，我们应当将先进、科学的筛查经验补充到国家规范筛查的标准中。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研究员孙燕：

癌症预防胜于治疗

癌症是一类多病因、多阶段形成的慢性病。病因包括物理性、化学性和生物性等外因，也包括遗传、免疫缺损和神经内分泌失调等内因。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癌症定位为可控慢性疾病。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在高发区的研究表明预防和筛查，早诊早治是关键，例如河南林州市、云南个旧市最常见的食管癌、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已下降。林州市并被WHO誉为“在基层开展癌症防治的典范”。

我们提倡的防癌四条：（1）远离可能的病因，例如治理环境污染、严格控烟和酗酒、避免肥胖、不吃发霉和含有亚硝胺的食物、洁身自爱避免不正当性行为等；（2）每年定期有效筛查，例如适龄人群每年进行血癌指标检查、低剂量胸部CT、乳腺、甲状腺、腹部超声及必要的胃肠镜检查等。对于有家族史的人尤其不可忽视；（3）积极治疗癌前病变，特别是重度慢性食管上皮增生、胃幽门螺杆菌感染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部息肉、慢性肝炎、结肠多发性息肉、HPV和HIV感染等；（4）身心健康，生活规律，适当锻炼，积极提高免疫功能等，已经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为了让癌症发病率早日下降，希望党和政府高度关注，大家行动起来，为实现健康中国而不懈努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研究员林东昕：

肿瘤防治还需找准关键点

癌症是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及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加强肿瘤的预防和早诊早治迫在眉睫。

我们常说，控制恶性肿瘤、降低发病率的关键在于有效预防，而降低死亡率的关键在于早诊早治和个体化治疗，需要在宣传教育上深入人心。

医学界普遍认为，恶性肿瘤是个体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经过多阶段进程最终形成的一类极其复杂的疾病。环境因素只是肿瘤发生的诱因，个体的遗传因素在肿瘤发病中起了重要作用。我们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研究者的工作都表明，个体之间遗传背景的差异是造成恶性肿瘤个体易患性不同的重要原因。

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一些罕见的家族性发生的肿瘤有特定基因的先天性突变，正是携带这种突变基因，最终导致一些人发生肿瘤，这种突变基因叫作肿瘤“易感基因”。然而，绝大多数常见肿瘤，如肺癌、食管癌、肝癌、胃癌等并不存在这种先天性突变基因。

随着生物医学的发展，尤其是基因组学的研究进展，我们发现，决定细胞生命活动的基因存在遗传变异，这些遗传变异是许多常见的慢性病，包括恶性肿瘤的易患因素。携带某些遗传变异的个体，可能会对环境中的致癌因素格外敏感，在漫长的人生中经过环境与基因的相互作用而易患肿瘤。

因此，探索肿瘤遗传易患因素，有助于鉴别高危险人群和个体，这对有效预防、控制恶性肿瘤具有战略性意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兆申：

用好消化道癌症筛查的“金刚钻”

回首改革开放40年，中国消化疾病领域在诊断、治疗、学术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然而胃癌发病率与死亡率依旧处于全球前列。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等消化道癌症仍严重威胁着百姓健康。我国每年消耗治疗费用近千亿元，众多家庭“因癌致贫”甚至倾家荡产。

治疗癌症尚无特效药和医疗技术，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早期筛查和早诊早治。内镜是消化道癌症最得力的“神捕手”，为何我国迟迟未能全面开展？追根溯源，一是传统“插管”胃镜舒适度较差，大众对内镜的恐惧心态成为“拦路虎”；二是检查不方便，传统内镜只能在设有内镜科的医院进行；三是开展难度大，内镜操作复杂，必须由专业内镜技师完成，基层医疗机构受限较多；四是老百姓缺乏早筛意识，很多患者发现时已是中晚期癌症，错过了最佳治疗期。

解决消化道癌症“早筛难”的问题，舒适化筛查势在必行。由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磁控胶囊胃镜不用插管，没有创痛也无需麻醉，15分钟左右就能完成胃部精准全面的检查。该项检查安全可靠、操作简便易于普及，解决了以往胃镜检查接受度差、检查区域受限、操作不便、内镜医师紧缺等弊端，已在全国30个省市投入临床应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舒适、方便地做筛查。如果此项舒适化筛查全面纳入医保，将有助于其广泛推广与落地见效，为中国胃癌早筛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了这样的“金刚钻”，要物尽其用。在进一步深化科普、推进百姓健康教育的基础上，国家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由国家卫健委牵头，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有科学模式的、有适宜技术支持的消化道疾病及健康管理工程；制定专门政策，完善筛查体系，从医院对百姓的定期提醒和健康管理工作做起，以点带面、逐渐铺开，敦促全民主动参与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各级医院要合力打造紧密型医联体，为基层医疗机构配置优质医疗资源，提升诊疗能力，拓展筛查范围与深度，惠及更多基层百姓。建议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支持互联网医院工作的开展，以专项资金帮助基层医疗机构购置设备，为实现基层消化道肿瘤筛查落地见效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研究员程书钧：

肿瘤防治应战略前移

肿瘤是什么？它可能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一种生命现象，是人衰老过程中一种环境压力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人生命过程中以免疫为主导的宿主因素从盛到衰的结果。

其实，自肿瘤进入人们视野的那一刻起，人类对肿瘤研究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目前，国内外诸多研究已表明，肿瘤的发生发展与基因突变存在密切联系，正是在基因突变学说的启发下，肿瘤的靶向药物治疗获得了重大进展。

不过，目前，靶向药物的耐药性已成为其治疗肿瘤的“软肋”。究其原因，这除了与肿瘤细胞分子网络异常复杂、高度异质性有关外，与宿主因素异常也有密切关系。由此看来，用基因突变学说并不能完全回答肿瘤发生的全部问题。

其实，从正常细胞发展到危及生命的恶性肿瘤，大多都会经历“癌前病变”阶段，而从“癌前病变”发展成为侵袭性癌一般需要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癌前病变”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可逆性。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在“癌前病变”阶段做文章，就可能有效地阻止侵袭性癌症的发生。应将防治消化道恶性肿瘤癌前病变——早期癌为核心的战略，列为我国恶性肿瘤防治近期及中期（5~15年）规划的重心，因为消化道恶性肿瘤的防治技术已被科学证明行之有效，并可以在我国逐步推广实施，将有效降低我国消化道恶性肿瘤的死亡率和发病率，这也是逆转我国恶性肿瘤高发病率、高死亡率趋势极为有效的战略措施。

肿瘤是全身性疾病，不能只看成是孤立、局部的肿瘤问题。未来肿瘤研究要高度重视肿瘤的宿主因素，诊疗思路要从单纯治疗病人的肿瘤，逐渐过渡到治疗带肿瘤的病人，加强宿主抑制肿瘤的能力，而不是仅仅只考虑直接杀灭肿瘤的方法。

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国家疾病防治策略的调整，许多肿瘤患者将与现在的“三高”患者一样，可以带病生存很长时间。彼时，我国的肿瘤防治也会迈上新的台阶。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

癌症早期诊治得益于筛查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和疾病谱的变化，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疾病成为了中国城乡居民主要疾病死因，其中癌症已成为我国居民死因之首。

在过去的20年，美国患癌人群总死亡率已经下降25%，而中国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处于上升态势，未见拐点。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我国对肿瘤的早诊早治认知不足，缺乏有效的筛查手段，患者就诊时大多数为中晚期，导致我国肿瘤治疗效果远不如西方国家。

对此，我有以下的倡议：首先，加强肿瘤的立体防控。世界卫生组织（WHO）表明90%的癌症与环境有关，且有研究证明，PM2.5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致死风险因素，是导致肺癌的主要原因之一。肿瘤防控离不开环境提升与改善。

其次，重心前移、精准筛查。提高癌症治疗疗效的关键是重心前移、早诊早治。早诊早治的优点一是疗效好，例如胃癌、宫颈癌、肺癌、乳腺癌的早期治愈率在90%以上，甚至达到100%；二是费用低，由于免除了后期放疗、化疗、靶向、免疫等综合治疗，可以大大减少经济负担；三是损伤小，后期治疗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对人体损害也较大。

早期诊治得益于筛查，在美国和我们的邻国日本胃和肠镜筛查已经非常普及，这也使他们的胃肠肿瘤五年生存率远远高于我国。我国已经认识到了早诊早治的重要性，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山东省是最早加入国家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的省份之一，先后承担了农村、淮河流域和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已完成免费癌症临床筛查50万人次，检出阳性病例及癌症患者10000余例，其中早期患者5000余例。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力度还远远不够，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肿瘤筛查和早诊早治的投入和关注力度。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主任王红阳：

癌症早筛须全社会参与

癌症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疾病，全球每年约有22%的新增癌症病例和27%的癌症死亡发生在中国。虽然我国的癌症发病率位居世界中位，但其癌症致死率却高居世界前列。以肝癌为例，全球每年约70万人死于原发性肝癌，其中超过一半来自我国。尽管近年来我国在癌症研究和防控上增加了投入，但距离应对我国癌症严峻挑战的需求还相差甚远。

癌症的早期预防控制、早期筛查诊断和早期精准治疗是降低癌症发病和死亡的重要手段。肝癌的早期筛查和早期诊断仍是世界性难题，我国的肝癌绝大多数与慢性病毒性肝炎有关。目前，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约9000万人，其中近3000万人为慢性乙肝患者，这些患者都是肝癌的高危人群。加强对人群，尤其是高危人群的早期预警和筛查，对于我国的肝癌防控至关重要。

在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资助下，我们成功筛选和自主研发了新型肝癌诊断试剂，现已获国家药监局认证并在临床推广应用。但肝癌是种异质性极高的恶性肿瘤，单个分子标志物无法解决肝癌早诊难题。因此，我们在前期工作基础和企业支持下，在全国13个省份展开了“全国多中心前瞻性肝癌极早期预警筛查”项目。该项目将全面筛查肝癌早期预警和诊断标志物，推动研究成果的产业转化，研制试剂盒并在临床应用，以提升我国肝癌早期诊断水平，改善肝癌患者预后，降低病死率。

实现肿瘤精准诊疗的最后一公里在医院，但肿瘤预防和早筛却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而新的诊断技术和抗癌新药的研发却需要产学研用完整链接，医工结合共同努力。(生物谷Bi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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