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不谈政治 周立波非政治不谈

小徐614

海派清口

◆说萨科齐:谁叫萨科齐？no two no three，no three no four的！

◆说股市（改编张惠妹《听海》）:听，海啸的声音，叹息着股民的伤心，却还不清醒。一定是我们，太拎不清。该逃不逃，该抛不抛，最后都被套进。

◆上海人人以为自己是巴菲特，街上买葱姜的阿婆都说她有消息。

◆说上海人:同学的妈妈给我喝麦乳精，我拿起那杯子一看，哇，怎么对面人都照得出来的？原来她摆麦乳精像摆鸡精一样的，上面撒个五六粒……这也算了，还给我根筷子，叫我“调一调，调一调”。本来还蛮浑的，现在变得清澈见底了。



“我希望你能像原谅你的领导一样，原谅我的无知。”相声演员喜欢调侃弱者，周立波喜欢调侃强者 图/CFP

上海闹市区的公交站牌箭羽一样指向四面八方，其中废弃的一块变成了标语牌，正面写“不说粗话脏话”，反面写“请说普通话”。5月14日晚上，1300多位上海人听着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上海笑话。哄堂大笑决堤而来，一波一波，似乎要把1941年建成的美琪大剧院的房顶掀翻。

讲笑话的人叫周立波，他的笑话被称作“海派清口”。“海派”顾名思义，“清口”以示跟浊口、粗口、荤口的区别。从2006年年底，不荤不粗、时长超过120分钟的“海派清口”都能换来上海人郁积已久的笑声，哪怕讲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上海开埠160年”这样宏大的命题。“堂堂大清国的海关总税务居然是英国人赫德，”周立波说，“这就好比我赚的钱交给我老婆，我老婆却偷偷把钱给了隔壁张木匠。”“文革”被他说成了荒诞的嘉年华，上公交车男女老少必唱:“革命的人/坐革命的车/不革命的人/滚他妈的蛋，蛋蛋蛋……”

上海磁悬浮大手笔，一百个亿，解决了三十公里的交通难问题。

旧上海滑稽戏“噱天噱地”，“噱倒一家门”的派头重新回到舞台上。小沈阳的步态、李谷一的圆脸、刘欢的脖子、张明敏的身高、韩红的门牙都成为被揶揄的笑料。

被排比句似的笑浪包围，听不懂沪语是一件让人极尴尬的事。花椒大料熬制的烟火气暗暗袭来，剧场的侧厢已经出租给“麻辣鱼香”了。侧身市肆之中的美琪大剧院，不像北京的剧院通常是地标级、殿堂级的建筑，台口上的油漆已经剥落。看戏的时候，坐在记者身边的是一位大婶，趿拉着皮鞋，笑声极富爆炸力和铺陈效果。她这个年龄段的观众是剧场里的主力。

周立波代表作《笑侃三十年》演出40场，观众5万人，票房收入超过1000万元。《笑侃大上海》演出票在开票一小时内就被抢购一空，之后的加场票也在三天内售空。380元的票价没有妨碍“海派清口”成为普通市民的娱乐方式。淘宝上很多黄牛在炒周立波专场的票，5月28日7排两张连坐票明码标价1300元。


周立波请观众鉴赏他的“头势”，油光可鉴，一丝不乱——十足的“小开”派头


“我很久不认为上海人歧视外地人了”

“海派清口”的舞台清爽到了极点，大上海的派头却依然不肯放下。两只欧式古典风格的沙发一只朝前，一只朝后，分立舞台两侧，却永远没人坐。周立波身穿阿玛尼从纸板做的石库门里走出来。

转入正题之前，照例是暖场。周立波的策略是树立一圈“他者”——赵本山、小沈阳、郭德刚、央视春晚，各个与他不搭杠，中间是“吃大蒜”和“喝咖啡”之间的距离。这样的撇清每每引发台下上海人会心的爆笑。

物质匮乏的时代，一样荷包羞涩的上海人发明了假领子，今朝一件白衬衣，明朝一件格子领，后天换成蓝领子，看得外地人眼花缭乱；虽然也曾在西装外面罩套袖，也曾三五年舍不得撕去太阳镜上的商标，到底是上海人最先觉悟，西装袖口的商标不剪掉，“腔调再浓”也是“巴子”（土老帽）；外地人不是经常揶揄上海人小气，当年曾经有半两粮票吗？那是因为剩下的九两半都上缴国库了啊。“侬不是常说阿拉上海男人娘娘腔吗？像纯爷们小沈阳那样穿着裙子戴着发卡在台上舞翩跹，阿拉是做不出的。”

“上海人好讲派头，有点虚张声势的意思。但讲派头总比耍无赖好。至少能维持一个人表面的尊严。”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认为，周立波的海派清口里蕴含着上海的文化密码，里面藏着自豪，也藏着悲情:“其实我已经很久不认为上海人歧视外地人了。上海人已经实在没什么资本，人口不占优势，生活方式影响力不大，经济上受压榨，文化上有异己感——‘文革’的时候，北京来的红卫兵专在上海街头剪女人的尖头皮鞋。上海人是下不了这个手的。上海曾经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文革’时上海也是极左言论的策源地。1978年之后，上海人在思想上比较郁闷，想建成经济中心也一直建不成。当周立波在台上说出，上海人挣100块钱，其中87块交给国家，自己留13块的时候，我当然感谢他。”

“87块钱上缴，13块留给自己”的典故，在周立波的成名作《笑侃三十年》和《笑侃大上海》里都被提及。事实上，《上海财政税务志》有更为精确的数字:从1949到1990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3911.79亿元，其中上缴中央支出3283.66亿元，占83.94%。

“地域性问题从来都是敏感话题”，李天纲也注意到了“不说粗话脏话，请说普通话”的标语牌。他认为这条标语背后的逻辑非常值得商榷。“康德说过，人类两个问题不能碰，一个是语言，一个是信仰。”

对于研究意识形态的哲学教授李天纲来说，周立波最大的价值是为公开的、健康的谈论地域性话题开了个头。1990年代初，《时代》周刊曾经发表文章，讨论如果美国各州独立的话，“加州共和国”的实力排世界第七。南北加州的对立长期存在。旧金山人看不起南加州，认为自己空气清新，葡萄香醇，知名大学云集，而南加州空气污浊、喝水还要靠北加州……双方争论非常激烈。“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一个国民可以在地域上自由流动的社会，这种讨论是能够被容忍的。因为选择一个地方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周立波喜欢调侃股市:2007年10月17日一过，证券市场的大屏幕满屏绿色，麻雀以为是绿地，飞过去一只撞死一只。“这才叫证券市场门可罗雀。鸟都被你们玩死了，还玩个鸟” 图/郑敏

“我是蒋介石派来的”

“每天两个半钟头说下来，绝对是个体力活，我的腰椎有陈旧性病变，每天演完我都得先在沙发上躺10分钟，再大的领导来，我都不会站起来。”周立波说。

自诩为上海新客（NewClass）的周立波14岁开始学滑稽戏，深得滑稽戏泰斗周柏春、姚慕双兄弟喜爱。姚慕双让周立波在自家生活了两年。滑稽戏诞生于孤岛时期，1939年，还在著名的教会学会育才中学读书的姚慕双和周柏春已经在电台里搭档演出滑稽戏，最红的时候，兄弟俩演出一晚就挣回两条“小黄鱼”。“我受老上海的熏陶很严重，我是看着钢窗蜡地，吃的老大昌的面包和掼奶油长大的。1949年之后，中国已经没有贵族了，只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但上海人是所谓的小资啊。”在周立波看来，姚家两年的生活对自己的人生至为关键。在老先生身边的耳濡目染，让生在红得不能再红的1967年的周立波有可能续接上老上海的传统。

滑稽界人士素有搜集社会上荒诞笑料的“职业习惯”，周柏春和姚慕双是个中好手。“文革”期间，周柏春被关起来交待问题，不给饭吃。周柏春饿得头昏眼花，只好说:我是蒋介石派来的，洋浦大桥就是我炸的；我经常叮铃铃地跟美国人发电报，发电报的时候，美国人的脸我都能看到。造反派不信，问周柏春跟《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李侠什么关系，周柏春说:他是我表阿舅。

经常听姚、周讲段子，周立波拥有不同于同龄人的厚度和敏锐。他19岁时已经成为上海明星艺术团成员、名满上海滩的“小滑稽”，常有另类言论见诸沪上报端。在《周立波的老师是周立波》里，周立波反对把自己捏碎变成别人，以某某派传人为荣，主张把别人捏碎了变成自己。余秋雨曾断言:上海滩50年能出一个周柏春和一个姚慕双，100年才能出一个周立波。

1990年代初，娱乐方式多元化，滑稽戏渐渐变成明日黄花。当年的滑稽名角要么侧身电视台的“往事”栏目，要么与群众演员一起开“笑林大会”，PK“十大笑星”。周立波的选择是下海，装潢、房地、融资……能做的生意都做。“一般男人的经历在我身上都能找到一些碎片。”周立波说。

在商海里沉浮十年之后，周立波决定重返舞台，是因为好友关栋天的劝导。关栋天和周立波的友谊从1986年上海明星艺术团时代开始。与周立波的经历类似，国宝级京剧演员关栋天也是年少成名，也在1990年代初暂别舞台下海经商。在香港打拼的时候，关栋天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看黄子华表演“栋笃笑”，那时他隐约觉得，这活周立波也能干。

2006年12月1日，周立波在上海兰心大剧院登台，痛说革命家史，从自己的童年一路说到重返舞台。周立波把自己的表演命名为“海派清口”，俨然一个新曲艺门类的创始人。“革命家史”连说三晚，场场爆满，但也到了“小滑稽”市场号召力的极限。周立波及时转型，把“海派清口”的主题锁定为“时事点评”。“海派清口”一说120分钟，需要话题有足够的延展性，当代中国正剧、闹剧、喜剧、悲剧穿插上演，给周立波提供了足够的段子。《盘点2007》、《盘点2008》，历数中国股市十八年的《我为财狂》应运而生。

“也许他们还没体会到宽松的民主气氛”

“只要不突破政治、宗教、隐私的底线，我认为什么都可以谈。”周立波的报幕员、艺术总监和大哥关栋天也是审查员，周立波的新作品面世前，都要先跟关栋天走一遍，审查有没有突破底线。

2008年年底，体制外艺人周立波成为上海文广集团演艺中心的签约演员。2008年12月5日，《笑侃三十年之衣食住行》加入了全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合唱，紧随其后的是为纪念上海解放六十周年的《笑侃大上海》，这是上海文广演艺中心总经理吴孝明给周立波的命题作文。

跟多家大众传媒对待“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策略一样，周立波也选取了以小见大、风险最低、最讨喜的民生视角，不过他的个人化回忆照亮了主流叙事不可能照到的灰色地带，褒扬中有戏谑和批判，嘲讽但是不失善意。周立波像说书人一样，勾勒出大时代和大上海的侧影:“今天棋牌室遍布上海大街小巷。政府这方面宽松了，你们有快乐的权利，可以小赌赌，大赌是要抓进去的。在1980年代，打麻将绝对是大事情。我1982年就会打麻将了，同学教我的。每次都要把窗帘拉起来。同学的爸爸是当年把红旗插上厦门岛的特级战斗英雄，受伤无数，像一副麻将牌挂在身上。”战斗英雄喜欢给周立波讲自己如何从尖刀班班长成长为尖刀排排长、尖刀连连长的事迹，全班人都死光了，他成了班长，全排人都死光了，他成了排长，全连人都死光了，他成了连长。“哪像电影里演的，‘砰’一枪不死，‘砰’一枪不死，是人，‘砰’一枪都要死的。”借战斗英雄之口，周立波解构了曾经被经年累月宣扬的红色神话——改革开放就是从神话的破灭处起步的。

国门乍开，上海的第一支电视广告是万宝路香烟。“美国赤佬真的会做生意，广告进来了，东西没有，天天给你看，买不着。”周立波说，要买万宝路只能去涉外的宾馆。市场的口子已经打开，物质却依旧匮乏，“打桩模子”和“酱油朋友”应运而生。

“打桩模子”是蹲在涉外宾馆外倒卖紧俏物资的二道贩，他们守株待兔的时候，双手插兜，有规律地抖着双腿打发时间，就像打桩时候的模子。

“酱油朋友”往酱油里掺水，造假致富，开车不带安全带，还说自己很“闷心（郁闷）”，总是接到警察罚单，好像要他去约会一样。闷心之余，酱油朋友想了一个办法，背只书包冒充安全带。警察再也不来找麻烦。没出几天，书包背反了，又猛吃了一记罚单——规则与执法，猫与老鼠的游戏，周立波在“酱油朋友”上转了一大圈，亮出自己的观点:“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是这样龌龊，是有原罪的。”

“战斗英雄”和“酱油朋友”确有其人。“我的段子极少是虚构的。”周立波说。周立波随身携带笔记本，碰到有意思的事情就记下来，他指着笔记本上一行行简短的记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每页都有好几个段子。”

金融危机的时候，国内一些专家在媒体上宣扬中国的金融体制比美国更健康，周立波跟《理财周刊》总编吃宵夜时问对方，你怎么看美国的次贷危机？对方说:次贷危机是金融体系发展到成熟阶段之后才会有的毛病。后来周立波就多了一个段子:“次贷危机是一种金融成人病，中国没有不意味着中国金融体制更健全。哪有五六岁的孩子会得性病呢？”

与传统滑稽戏张家长李家短的市井气不同，周立波喜欢看书、看报，日浏览14种主流报纸，上网3到4个钟头，经常在他的清口里嵌套“恩格尔系数”、“赫德”、“开埠”等名词。

新闻里讲到温家宝在剑桥大学演讲被德国留学生掷鞋。周立波兴奋地给制作人周江颐打电话:“我晚上要表演这个段子。”挂断电话，周立波从网上调出温总理在剑桥演讲的视频。“看了几遍之后，他就抓住了温总理的某些特点。”从旁观察周立波创作的制作人周江颐兴奋之余有些忐忑不安，怕把握不好安全系数，遂请示文广演艺中心总经理吴孝明，表演的内容还包括温家宝的“环法游”。吴孝明召集了班子会议，讨论的结论是:周立波的戏仿没有丑化温总理，没有不敬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或者书面通知，告诉我什么能演什么不能演，什么应该怎样演。”周立波对自己的完胜挺满意，“现在的环境足够开放，就算领导人坐在下面，我还是照讲。有人说这是大胆、首创，那只是他们不敢讲而已，也许他们还没有习惯日益宽松的民主氛围。”

“周立波调侃的东西，赵本山是调侃不了的。看今年春晚的《不差钱》，我也笑了。笑过以后，觉得自己好生无聊。前作家部长要我们细想‘调情’背后的‘文化’含义，我考虑很久，留下的仍然是一个被丑陋化的农民和妖魔化的苏格兰。”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说。

“我本来觉得郭德刚不错，有草根的顽强。但有一次我听他说的一个段子，不寒而栗。他说:这个世界，父母不可靠，兄弟不可靠，夫妻不可靠，朋友不可靠，你我最可靠，你花两块钱，我给你说相声。再看别的明星，黄宏以很阳光的态度在小品里暗中塞进黄段子；赵本山的小品里有一些底层智慧，但更多地是取巧和媚俗，《卖拐》简直是在欣赏欺骗。”在李天纲看来，周立波跟赵本山们是不同的:“赵本山可以不谈政治。上海人却不能不谈政治。因为中国近代很多大事件都发生在上海，一部上海史，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史。”


别再“半杯口水淹死人”

2009年5月15日，上海文广集团邀请政、学、艺各界人士召开“周立波——海派清口”研讨会。上海本地媒体把这看作官方对周立波的肯定。

上海文广影视集团总裁薛沛建在开研讨会当天早晨收到海外朋友的短信，周立波在《笑侃三十年》里模仿温家宝，海外正面报道很多。

文广影视集团副总裁任仲伦把周立波及海派清口称为“事件”，“事件和事情不同。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但对社会大局影响不大。”任仲伦认为周立波的成功之处在于用个人化的叙述触及宏大命题。“他表达的不是文广的观点，不是上海的观点，是他个人的观点。中国在公共场所可以出现未经审查的、带有浓烈民间色彩的叙述，体现了思想的自由。”

事实上，周立波的民间叙述吸引了上海市大批的领导干部。局级干部参加的党校学习班上，不少领导托熟人找票，却都得掏钱买票。

长期从事文艺管理工作的郦国义在研讨会上呼吁新闻界帮周立波挡风雨:“半杯口水可以淹死人。”周立波之前，上海滩曾经有本土笑星蔡嘎亮，以国际电影院的茶座为根据地，戏仿流行歌手、大讲时事段子。蔡嘎亮最红的时候，郦国义连续三晚去国际电影院看他的演出都买不到票。不过好景不长，如日中天的蔡嘎亮因为“转会”惹上经济纠纷，却被举报在演出中犯了政治错误，从此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来，各地都有老百姓愿意自己掏钱购买的娱乐，但是上海没有。周立波出来之后，有些学者说他顺应了天时地利人和，代表了海派文化的崛起。要我说，他是替上海补了市民娱乐文化的一个缺。”郦国义经常参加宣传部系统组织的各地文艺市场调研。他在天津听过相声，东北看过二人转，湖南湖北听过“说笑”。不少“说笑”场子，一家人围坐在剧场里，吃着瓜子，边看边笑，热闹得不得了。当地文化市场的管理人员介绍说，有时也有“黄段子”，但以小孩听不懂为限，说得过了头，带孩子的家长就不来了，票房也就会受影响。“‘文革’中的荒诞往事，今天老百姓特别看不惯的问题，都可以创作出很多段子。”郦国义的信心来自于他当年在《文汇报》工作的经历。1980年代初，《文汇报》组织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新歌征集评选，朱逢博因为站在绿色灯泡围成的乐池上唱歌，被指责为“资产阶级酒吧作风”。另外一支参赛歌曲《妈妈教我这支歌》虽然获得了大多数评委的认可，也遭到了一位资深音乐家激烈的反对，理由是:“能用这样软绵绵的情调歌唱我们的党吗？”资深音乐家的反对票至今保存在郦国义的办公桌里，作为历史演进的真实见证。“你再演二十年，政治肯定会更开明。”郦国义告诉周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