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邓小平为何在政治上屡经浮沉而不倒？

小马629

揭秘：邓小平为何在政治上屡经浮沉而不倒？

2015/1/7 14:35:42　

来源：人民网　 编辑：侯英俊

大年初一出访
　　1979年1月28日清晨，一行车队悄悄驶出中南海，直奔首都机场。
　　这天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农历的大年初一一般是不出远门的，一家老少团聚，要热热闹闹过年。但有一个人，却选择在这个时候进行一次跨越太平洋的远行。他就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中美正式建交27天后出访美国。这是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
　　邓小平的出访，是应此前中美建交谈判中美国总统卡特发出的邀请。选择在这一天出行，是邓小平的主意。中国人的大年初一，要说吉利话，做吉利事。有人说，这表明邓小平十分看重这次出访，他这是在为国家图个吉利。
　　由于当年条件所限，加之航程较长，邓小平此次起程就出现了小插曲。
　　按原计划，专机航线从北京起飞，经停上海，取道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最终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总距离14300多公里，计划飞行16个小时。根据国际惯例，凡国家间没有建立通航关系的，应由对方派出领港人员为专机领航。中美双方商定，美国政府派出两名领港人员提前一天抵达上海虹桥机场等候，在专机经停那里时，接上他们，直飞安克雷奇。
　　这天上午8时30分许，舱门关闭、舷梯撤离，飞机准备起飞。邓小平隔着舷窗，向为他送行的副总理等人挥手告别，示意大家离去。正在这时，随行的一位民航局负责人向他报告：“邓副总理，现在上海突起大雾，飞机暂时不能起飞。”邓小平眉头微微一蹙，说：“这么多的老同志送行，等久了怎么受得了(冷)啊!”
　　有人建议说：“能否先将飞机滑出去，等送行的首长和同志们离开后，再滑回来。”邓小平欣然赞同。
　　经机场指挥员同意，飞机启动，在跑道上转了一圈。当送行的人全部离开后，飞机又滑回原处。这时指挥台报告说，上海的大雾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邓小平低头看了一下手表，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美国方面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了，走不了，耽误了行程那怎么成啊?!”
　　“我们马上想办法，采取措施，争取尽快起飞。”民航负责同志说。
　　经空军和民航方面反复权衡，最后决定：飞机多加些油，立即起飞，直飞东京。途中必然经过上海上空，倘若上海机场天气好转，则降落上海，接上美国领港人员，飞机按原定方案飞行;如果上海天气仍旧不好，就直飞东京，在东京加油后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
　　9时45分，波音707专机终于从首都机场腾空而起，朝上海方向飞去。
　　飞机越过山东上空后，陆续收到上海方面发来的天气实况报告：大雾正在消退，能见度逐渐好转，200米，800米，1100米……“太好了!”飞行员们一个个露出笑脸。
　　后来虽然上海的雾气又有所加重，一个多小时后经过两次降落，专机终于安稳停靠在虹桥机场。
　　饭桌上一个轻松的约定
　　1月29日凌晨4点半(美国东部时间1月28日下午3点半)邓小平乘坐的波音707专机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机场。
　　此时，华盛顿正是大雪飘扬，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好兆头——“喜降瑞雪”。当邓小平满面笑容走下飞机舷梯时，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迎上前去同他紧紧握手。
　　邓小平在下榻的布莱尔大厦稍事休息后，便于当晚赶到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郊外住宅，出席了他别具风味的家庭欢迎晚宴。
　　这次晚宴，是在几个月前布热津斯基访华期间就预订好了的。
　　布热津斯基，时年51岁，在卡特执政的4年间一直担任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是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政策和对外事务的主要决策人和参与者，在促进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奉卡特总统之命来北京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这是布热津斯基第一次来中国。第二天下午4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布热津斯基。谈了两个多小时。
　　一见面，邓小平就问道：“一定很累了吧?”布热津斯基回答：“我的劲头很足呢!”他还说，在来中国之前阅读了邓小平同美国主要政治家和参议员的谈话记录。
　　邓小平说：“美国朋友我见得不少，中国问题不难了解，你从过去的谈话记录中可以了解我们的看法、观点、主张，直截了当。毛主席是军人，周总理是军人，我自己也是军人。”布热津斯基说：“军人说话就是痛快，我们美国人也是以说话痛快出名的。我希望你们不会觉得美国人不容易理解或者美国不容易理解。”
　　话题马上转到中美关系正常化上面，这个问题布热津斯基在同中国外长会谈时绕过去了。这时他对邓小平说，美国方面准备就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开始“积极的会谈”。卡特总统要他带话给邓小平：“我们准备认真地谈，不光是谈国际形势，也不光是谈如何采取并行不悖的行动来促进共同的目标和排除共同的危险，而且要开始更积极地谈关于我们双方当前关系的问题。”布热津斯基说，他奉命向中国确认，美国接受中国的一些条件，并再次肯定美国上届政府向中国所讲的一些意见。“我愿意把我到北京后讲过几次的那句话再重复一遍：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了。”
　　邓小平说：“问题还是下不下决心。只要卡特总统下决心，我看问题是好解决的……你认为怎样才能实现关系正常化?”
　　布热津斯基接着做了一个长篇答复，表示美国将信守“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这条原则。但他又说，美国还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要解决，即使实现了美中关系正常化，“我们对台湾的安全义务还要继续下去”。布热津斯基建议双方从下个月开始就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高度保密的谈判。
　　邓小平马上代表中国接受了这个建议，他还追加了一句：“我想这个问题就这样定了。我们期待着卡特总统下定决心的那一天。咱们谈别的题目吧。”布热津斯基说：“我已经对您讲过，卡特总统已经下定决心了。”
　　邓小平最后说，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两国关系正常化和不正常化，性质不同。在经济领域或其他方面，相互受影响。谈到正常化问题，我们观点很明确，三个条件：断交、撤军、废约。这三个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一个主权问题。日本方式是我们能接受的最低方式。所谓日本方式，就是在正常化的条件下，我们同意日本同台湾之间商业、人员继续往来。自“上海公报”发表以来已经5年多了，这个问题差不多讨论了5年多。我们多次明确阐述了我们的立场。要中国承诺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说不行。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是中国自己的事，你们表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你们可以说你们的话，但作为条件不行。
　　邓小平语言犀利，直指双方会谈问题的实质。
　　这次会见，邓小平给布热津斯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布热津斯基后来回忆说：“别看邓小平身材矮小，胆识可大呢，他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生气勃勃，机智老练，思想敏捷，谈笑风生，气派很大，开门见山。一席话使我懂得了他在政治生涯中屡经浮沉而不倒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胸怀和魄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真正够得上是一位老谋深算、可以放心与之打交道的政治家……如果以为我们会谈中唇枪舌剑争论很激烈，那就错了。争论是有的，但总的精神是积极的，而邓关于关系正常化问题所讲的话没有像中国外长所讲的那么僵硬。虽然邓在实质上没有作什么让步，但伍德科克(时任美国驻华联络代表团团长)和我都感觉得到他的态度可能有所松动，特别是鉴于他未反驳我关于美国和台湾关系所讲的某些话。晚上吃饭时继续会谈，谈话中渐渐扯到个人。我们谈到各自的家庭。邓不断地把山珍海味往我盘子里添。我们频频互相祝酒。邓暗示他有兴趣于将来访问美国。他还神秘地说，他担任领导工作只剩下三年左右的时间，言外之意是想加紧推动美中关系的进程。我对他说，我希望能在华盛顿自己的家里设宴答谢他。邓微笑地接受了。”
　　三个孩子当家宴服务员
　　邓小平说话算数，几个月后，他来到布热津斯基家践约。
　　为了办好这次晚宴，布热津斯基一家几天来一直忙个不停。他的夫人精心选择了菜单，亲自烹制了具有浓郁美国风味的烤牛肉、蟹肉、蔬菜、水果沙拉等等。他则负责选购了满满一柜各色美酒。宴会开始前几个小时，他忽然想起中国人好喝烈性茅台酒，担心自己这一柜酒不够客人畅饮，便又急如星火地打电话到白宫，让他的部下马上再捎一些来。布热津斯基还别出心裁，让他的三个孩子——伊恩、马克和米卡充当宴会的服务员。
　　晚宴开始后，觥筹交错，笑语声声。酣畅之间，布热津斯基当众发表自己的高见说，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
　　邓小平反应很快，不置可否却又颇为自得地接过话头道：“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这话立时获得了一片赞许声。
　　在谈到两国关系时，布热津斯基对邓小平说：“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他在国内已碰到一些政治上的困难。你在政治上也碰到了许多困难吧?”
　　邓小平呵呵一笑，随即答道：“是呀，我也遇到困难，台湾省也有人反对嘛!”对邓小平的机智，大家会意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大约1年前，由于国务卿万斯抱怨布热津斯基的一些公开言论妨碍了他有效地发挥作用，卡特总统一度降低了布热津斯基的形象，要他躲在幕后，这种情况直到布热津斯基参加了中美建交谈判才有所改变。这次邓小平光临他家，分明是在公开赞扬布热津斯基对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所作的贡献，这给他一家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几天后，他在办公室会见记者时，还异常激动地说：“在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惊奇。一个十亿人大国的领导人到达美国后仅两小时就到我家里赴晚宴!……我是说，这的确相当令人惊奇!”
　　后来，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也动情地描述了这次家宴的情形。他写道：
　　邓小平的访问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人情味儿。这是他第一次访问美国，他和夫人以及主要的随行官员驱车从宾馆来到我在弗吉尼亚州麦克林镇的家里吃饭。我很高兴能以家宴来招待他。我请了我的部属奥克森伯格，以及万斯、伍德科克、霍尔布鲁克(助理国务卿)等作陪。那天的家宴完全是非正式的，由我的几个孩子端菜服务。吃的是美国饭菜，喝的是上等的苏联伏特加酒，这酒是多勃雷宁(苏联驻美国大使)以前赠送给我的。我对邓小平说，我用勃列日涅夫所喜欢的佳酿向他敬酒。邓听了哈哈大笑。
　　可是那天晚上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一场虚惊。邓小平一行人的车子已经到了我家门前，我正走出去迎接时，起居室壁炉的烟道堵塞了，屋里顿时浓烟弥漫。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向邓及其一行表示欢迎，用双手同他们一一握手，而我的妻子穆斯卡和奥克森伯格等手忙脚乱地把几台电扇搬来放在窗旁，把烟扇出去，同时把起居室的门紧紧关上，不让烟扩散到房子的其它部分。邓小平夫妇不顾旅途劳顿，整个晚上都兴致很高。邓还表现了出众的机智。
　　1979年2月5日，邓小平圆满完成访美之行，回国后一直和布热津斯基保持着友好的联系。
　　1981年7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刚刚卸任的布热津斯基，并就重大的国际问题和中美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会见中，布热津斯基向邓小平转达了卸任总统卡特的良好祝愿。邓小平请布热津斯基回国后转达他对卡特和蒙代尔的问候。在会见中，邓小平还回忆了布热津斯基1978年5月访华期间的一些情形，他对布热津斯基说：“那时，你和我共同克服了最后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