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引发大案：咸丰朝一品大员受贿16两被杀

小徐614

16两银子把宰相送上断头台

明清时期，科举考场频频出现的“关节条子”是最时髦的作弊手段，一度有取代夹带、枪替等作弊手段的趋势。

“关节条子”就是有钱有势的人与考官约定在试卷的某处用一些字眼作记号，并把这些字眼写在条子上交给考官，考官在阅卷时特意留心，凭着条子上的字眼一一对照，完全吻合者就是要录取的考生。当然，考官能如此俯首帖耳地为考生服务，是因为考生在条子上标明了事后给考官的辛苦费。

清道光、咸丰年间，这一手段更是风靡科场。每逢科考，考生们四处奔波，挖门子、找路子，辗转相托，想方设法与考官搭上关系、递上条子。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时期，不仅考生以递不上条子为憾，考官也以收不到条子为耻。据清代笔记载，考官欣然接受条子，甚至主动索要，或为收拢门生，扩大政治势力，或为了满足虚荣心，似乎收的条子越多，自己的威望就越高，权势就越大。结果，自然是“此风已久，昌言无忌，恬不为怪”，科场风气糜烂不堪。

清朝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年，经历了康乾盛世治隆繁盛的清廷已经逐渐病入膏肓，内忧外患日趋严重，但其规章制度仍在按部就班地沿着先前的轨道运转着。这一年，又是三年一次的乡试大比之年。戊午年的这次乡试，各地方都进行得波澜不惊，唯独在天子脚下的顺天举行的考试却出了大乱子。这年的八月初六日，按照安排，皇帝钦点了此次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和副主考。主考官是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柏葰，两位副主考分别由兵部尚书朱凤标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程庭桂担任。接着，三位主考官就带了行李，赶到贡院，开始为期月余的、与外界隔绝的乡试工作。

柏葰，原名为松葰，字静涛，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六年（1826年）进士，先任内阁学士，在刑部、户部、吏部等做过侍郎，为官老成持重，很得咸丰帝的宠信，后升为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为从一品的高官。63岁，又能被钦点为主考官，是一份很光宗耀祖的事。在同僚的祝贺声里，柏葰入闱后随即展开了紧张有序的工作。

此次顺天乡试考生有上千人，最后录取300名，整个考试过程比较顺利，到九月十六日发榜时，一切都平静如水。发榜后不久，咸丰帝认为此次科考没有出一点儿纰漏，主考官柏葰功不可没，升其为大学士。这样，一个月前还是从一品的柏葰，出来后就成了正一品的大员。

清代不设丞相，一般认为，兼任军机大臣和大学士已经具有了宰相的职责和地位。年逾花甲又得封宰相，柏葰真正是春风得意、光鲜照人。

然而，就在柏葰非常受用地接受同僚祝贺的时候，参加科考的士子中间却开始了一场议论。原来，士子们在看榜时，发现唱戏的优伶平龄竟然中了第七名。按清制，娼妓、优伶、皂、吏等不能参加科考，而平龄经常登台唱戏却还能中榜，难免引起人们的议论和怀疑。

这场议论持续了半个多月，还没有消下去的意思。十月七日，御史言官孟传金突然呈递奏章，指出此次顺天考试，士子平龄身份不明，录为举人引起物议，同时参劾平龄的朱卷和墨卷不一致，应该查究。

咸丰帝接到奏折，很是吃惊，他对科举舞弊早就切齿痛恨，决定对这一事件严查。他当即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和陈孚恩等四人专职会审查办此案。

四人的会审团组成后，为保证审讯的顺利进行，咸丰帝还专门传谕主考官柏葰:如果平龄真有舞弊行为，自然要依律惩处，如果无罪，也自有公论。在问题没有查清之前，你只管照旧工作，不必担心，另外为避免议论，你暂且不用入朝觐见。这一番话软中带硬，绵里藏针，既是安抚又是威慑，可见皇帝查办此案的决心。


会审团很快查清，平龄并非优伶，只是平素喜欢曲艺，与那些职业优伶有着本质的不同，其得中举人，并无不妥之处。但重要的是，平龄的朱卷和墨卷不相符合。

墨卷是考生在考场内用墨笔缮写的考卷。科举取士中，为防止考官通过字迹舞弊，北宋时就采用了密封、糊名和誊录制度。考生交上试卷后，工作人员就将考生姓名糊起来，让人用红色笔誊抄一遍，让阅卷官披阅朱卷。为了保证试卷的真实性，在誊抄过程中，要求誊抄人员抄写的朱卷必须与考生的墨卷完全一致，即便墨卷中出现错字、别字甚至涂抹，也必须完全照抄。誊抄后还有一道程序—对读，其目的就是核对朱卷和墨卷是否完全一致。

会审团调阅了平龄的墨卷和朱卷，经过仔细对照，发现其墨卷中的七个错别字在朱卷上都被改正过来。一张卷子就出现了七个错别字，如此低劣的水平，怎么还能被录为举人呢？

会审团抓住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查究，从誊抄人员到对读人员，又到同考官（同考官是协同主考官阅卷的考官，对试卷进行第一次披阅，进行遴选，看到好的考生就向主考官推荐，水平一般的就直接淘汰）。就在会审团开展调查时，此案的当事人平龄被革去举人身份，投入狱中不久竟不明原因地死去，这无疑使案情更为扑朔迷离。

平龄的同考官邹石麟供认不讳。邹石麟是翰林院编修，应该说对科场的朱、墨卷制度了如指掌，但在这次披阅平龄的试卷时，以为是誊抄人员手误所致，就顺手把错别字改正过来。邹石麟和平龄素不相识，明知故犯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此前科考中多有类似情况，且都没有被揭发，于是自己认为不会有什么过错，就随手改正了。

问题已经调查清楚。会审团向咸丰帝呈交了处理意见:其一，平龄本人登台演戏系个人喜好，不必治罪，但毕竟登台演戏有辱斯文，谕令士子引以为诫；其二，平龄才华平平，试卷中竟然多处出现错别字，不足以被选为举人，按律应罚停会试三科，因平龄已死，免去此罚；其三，考生舞弊，同考官也应连坐，降一级调任，但邹石麟又擅改朱卷，目无国法，拟革去官职，永不叙用。

主考官柏葰和两位副主考朱凤标、程庭桂三人也应承担领导责任，罚俸一年。

按照规定，发榜后有关部门要对中举之人的试卷进行复核检查，看是否有阅卷方面的错谬纰漏，这个程序称为磨勘。道光、咸丰年间，官员们逐渐疲沓，将磨勘当成一个例行程序，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磨勘制度已经形同虚设。平龄案发后，咸丰帝怀疑其他试卷也有类似情形，下令严格磨勘。

十月二十六日，会审团向咸丰帝奏报了磨勘结果:此次顺天乡试，总共录取举人300名，查出有问题的试卷竟然多达50份！

这50份试卷可以分成两类:38本试卷中错字、别字、谬称等比比皆是，另外12本试卷，错谬五花八门，但事后都经过了涂改。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考生余汝偕第一场试卷和第二场试卷有天壤之别，一个文理不通，一个文采灿然，判若两人，很可能是请了枪手。

磨勘的结果令包括咸丰帝在内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没想到作为遴选国家栋梁之才的科考，内幕竟然如此肮脏黑暗。士子、考官在皇帝眼皮底下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舞弊，真是无法无天！以小见大，当今官场作风想必也已经腐坏堕落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必须借这一科场案，严惩作奸犯科之人，以正风气。

当日，咸丰帝就下旨将主考官柏葰革职，在家听候传讯，不得上朝面见圣上，两位副主考暂行解任，听候查办。随之，在咸丰帝雷霆万钧的声势下，会审团开始对这件大规模的科场舞弊案展开调查。

调查出的违规士子和同考官越来越多，遵照上谕，涉案举人根据犯罪情况被革去举人身份或者停罚会试，涉案同考官或被革职，或被降级，或被罚俸。但这些违规者都没有和主考官柏葰有直接关联，柏葰最多是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直到同考官浦安落网，才将他扯入这场大案。

会审团在审查一个叫罗鸿绎的考生的试卷时，发现推荐他的考官有舞弊行为。经过一番查究，终于捞出了大鱼。

原来，这个罗鸿绎是广东肇庆府阳春县人，家境殷实，花银子捐纳了个主事的职，被安排到刑部。在清朝，花钱买官可以，但毕竟比那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低一头，发展前景也不乐观。罗鸿绎为了给今后的升迁奠定基础，决定参加今年的顺天乡试。


同年六月，罗鸿绎到刑部任职，是年七月，罗鸿绎拜望在京城做官的同乡李鹤龄时说自己有意参加这次科考，李鹤龄觉得自己有可能被选为同考官，便允诺这位新认识的老乡说要帮他打点关节。

原以为自己会被选为同考官的李鹤龄最终却没有被选中，于是，他便向与他同年考中举人、如今的同考官浦安求助，同年好友来求，浦安只好接过条子，答应尽力帮助。

阅卷时，浦安发现一份试卷与条子字眼完全一致，但是文章写得很是一般，达不到录取标准，想到同年的嘱托，他还是提笔写下了“气盛言宜，孟艺尤佳”的荐语，向主考官柏葰推荐。

主考官柏葰和两位副主考经过商议，决定将该卷打入副榜，定为备卷。副榜是正榜之外的名额，如果正榜内有不合格的考生，副榜可以替补上来，但这种机会不是很多。浦安见推荐的考生被打入副榜，觉得很没有颜面。就在他郁闷不已的时候，正好柏葰的仆从靳祥奉主子之命来告知此事，于是，浦安便恳求他向柏葰提议一定要录取那份试卷。

靳祥追随柏葰多年，机敏利索，很得柏葰赏识。此次主持顺天考试，柏葰带他入场以随侍左右，回去之后，靳祥向柏葰建言，说浦安只推荐了一份试卷，最好能录取。思虑再三，柏葰为了不驳同僚的面子，就同意撤下一张试卷换上罗鸿绎的。榜示出来，罗鸿绎中了第238名举人。

被录取后，举子要对给自己帮忙的人有所“表示”，这也是约定俗成的潜规则，甚至因为众所周知，几乎变成了显规则。但罗鸿绎只顾着沉浸在中举的高兴里，没有要表示的意思。

李鹤龄便主动跑到罗鸿绎那里要500两银子。罗鸿绎见实在躲不过去，又怕事情败露，就给他送去了500两纹银。李鹤龄财迷心窍，将银子全部据为己有。

按照传统，士子中举后要去拜访录取自己的考官和该科主考官。十月初，罗鸿绎先来拜访浦安。他认为自己已经出了500两银子，李鹤龄一定会跟浦安平分，就只带了10两银子给浦安，3两银子给浦安的侍从。

之后，罗鸿绎又来到主考官柏葰家拜访，呈上了贽敬银16两，门包银6两。拜完了码头，罗鸿绎觉得可以心安理得地品尝举人的幸福了。然而事情却没有就此结束。浦安觉得自己忙活一场，只得到13两银子，无疑成了冤大头，就跑到李鹤龄那里找了个借口说急需钱用，从中取走了300两好处费。

案情调查至此，越来越让咸丰帝愤怒。如此乌烟瘴气的科场风气，如此嚣张的考生，如此蔑视律令的考官，更兼如此昏聩的主考官，都只将自己当成一个傻瓜哄着、瞒着。这件案子加上前面已经审定的“平龄案”和那50本错卷，科场风气之坏已经难以想象。怒不可遏的咸丰帝下旨:不论牵涉到谁，一定要严惩不贷！

刑部随之开始行动:首先将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绎逮入大牢，革去罗鸿绎的举人身份，撤去李鹤龄的兵部主事、浦安的翰林院编修之职。

柏葰的家仆靳祥也被抓获投入大牢，酷刑之下，没几天就一命呜呼。他的死尽管给审案带来了一定的麻烦，但并没有阻止破案的进度。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绎相继交代，个人的口供相互参证、相互补充，已经没有丝毫疑点。

此时，案子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处罚主考官柏葰上。因柏葰是一品大员，如何处置应由刑部提议，最后由皇上决定。

刑部专门负责刑狱判案，此时却很是为难。刑部官员揣摩不透皇上的意图，毕竟这是宰相级的人物。尽管咸丰帝有严肃处理的姿态，但他也曾表示过“柏葰早正揆席，勤慎无咎，欲曲待之”，说柏葰为官老成持重，从无过错，现在偶尔触犯刑律，可以从宽处置。

二月二十三日，负责审讯此案的会审团成员载垣、端华、全庆和陈孚恩四位大臣，经过仔细斟酌商议，联名向皇上呈递了达3000字的奏折，将审理此次科场舞弊案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拟处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绎斩立决。

就在会审团递交奏折的当天，咸丰帝在大内勤政殿召见会审团成员及绵愉、彭蕴章、肃顺、赵光、文祥等17位亲王和大臣，商量如何处置柏葰。这些都是举足轻重的要员，会议场面异常凝重。咸丰帝沉寂了片刻，询问大臣对处斩柏葰是否有疑议。

大臣们默默无语，俯首静立。独有肃顺起来发表意见，大声说:“科举乃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以惩积习，柏葰罪不可宥，非正法不足以儆在位！”

咸丰见此，再也无法姑息柏葰，最后下旨:“柏葰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泣”。


当下，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绎四人就被押赴菜市口刑场行刑。

关键时刻肃顺为什么要挺身而出、落井下石呢？肃顺、载垣、端华等平时就与柏葰立场不合，互不谅解，属于两派政治势力，肃顺集团是要借此次舞弊案置柏葰于死地，只因载垣、端华身在会审团，不便表态，便由肃顺出面谏言皇上。但也有论者认为，肃顺是痛感吏治败坏，欲借此扭转世风，有积极意义。至于具体情况如何，只能姑且存疑了。

柏葰还在狱中时，听闻自己被拟处斩立决，在惊恐之余还心存侥幸。因为有清两百多年来，极少有一品大员被处死，即便犯了死罪，也是临刑前被赦免，改斩立决为流放。而且清朝有传袭下来的八议制度，即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人，犯了死罪可以赦免。因此，柏葰至死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身首异处。

谁都以为柏葰一案已审结，但两年后，这一大案又被重新翻了出来。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帝与载垣、端华、肃顺等几位亲近大臣逃往承德。而在京师，以咸丰帝弟弟奕为首的大臣暗中与慈禧、慈安太后勾结，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咸丰帝的承德势力和奕、慈禧的北京势力之间的斗争很是激烈，互有胜负。

当时咸丰帝唯一的儿子载淳年方五岁。肃顺力劝他效仿汉武帝“钩弋故事”，处死慈禧。咸丰帝没有采纳。次年七月十六日，31岁的咸丰帝病重，弥留之际立载淳为太子，同时封肃顺、载垣、端华等八人为顾命大臣，赞襄国事。

未想，九月，奕与慈禧经过密谋，发动政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肃顺、载垣、端华三人逮系。十月六日，载垣、端华被赐自尽，肃顺被押往菜市口处斩。慈禧和慈安太后垂帘听政，掌控大权，这就是辛酉政变。

因为肃顺曾劝咸丰帝效仿汉武帝处死慈禧，慈禧对肃顺、载垣、端华一派深怀仇恨。为进一步打击政敌势力，她决心对他们承办的戊午科场案进行翻案。十一月，慈禧以小皇帝载淳的名义给刑部下谕说，从前载垣、端华审理的科场案，“未能得情法之平”，他们“任意周纳，藉惩私忿”，特让刑部“分别情罪，详细注明，以昭平允”。

谕旨一下，当即就有不少人响应。首先是御史任兆坚于十二月九日呈奏，称“柏葰之死，情罪未明，请旨昭雪”，并列出了三条意见证明柏葰之死是一个大冤案:

一、柏葰犯罪的证据不足。柏葰本人一向谨慎持重，不会做出如此浅薄的科场舞弊，而且其仆从靳祥早死狱中，最可信证人已死，很难说明柏葰的罪行。

二、此案系载垣、肃顺等人挟私报复。柏葰正直公道，嫉恶如仇，载垣等人“意在揽权，多方罗织”，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

三、咸丰帝本人并不想杀柏葰。他曾说“情有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泣”，反而是肃顺等人抓住皇上痛恨科举舞弊的心理，激怒圣上，才促成了柏葰之死。

最后，这位御史又重申，要对主考官柏葰加恩昭雪，以扫清载垣、肃顺等奸佞势力的影响，开辟新政。

慈禧自然对这一奏折褒奖有加，其他大臣也纷纷上疏陈奏柏葰实属冤死。慈禧见时机一到，又下懿旨，着礼部、刑部会同详勘，秉公具奏。


刑部、礼部奉旨重新审查该案，查了几遍，案件证据确凿，情节清晰，没有发现疑点。但若就此上奏，肯定不合慈禧心意，经过反复商议，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两部官员终于呈交了一份奏折。呈折说，柏葰的确有舞弊之事，但按律不至于被处斩，载垣、肃顺等人有挟私报复的成分，他们夸大其辞，小题大作，激怒皇帝下令处斩。至于具体孰是孰非，还是请皇上和太后裁定。

正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旨，给此案最终定案。谕旨说:当今我朝两太后垂帘听政，新帝刚立，以宽大公平治国。柏葰一案经反复查证，说柏葰无罪甚至请求为他昭雪确为不当。但承审此案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因律中无有“听从嘱托”罪，就妄议定拟，比照“交通嘱托”罪拟斩。核其情节，尚不至此，实由肃顺等与柏葰平日有仇，故擅作威福，又见圣上痛恨科场舞弊，特以重典相欺，导致柏葰遭罹大辟。圣上有“不禁垂泣”之语，正见不忍处斩柏葰。柏葰诚朴谨慎，虽置重典，我朝仍应法外施仁，赐柏葰儿子、候选员外郎钟濂为四品官。

至此，慈禧关于戊午科场案的翻案风波也宣告终结。戊午科场大案也最终盖棺论定，真正沉寂下来。

顺天戊午科场案持续一年有余。这场大案是明清科场舞弊案的最高峰，一代“宰相”柏葰成为刀下之鬼，也成为科举史上因科举舞弊被处死的职位最高者。这场大案，严惩了一大批参与舞弊的考官和士子，令人风声鹤唳、如履薄冰，之后的数十年里，科场舞弊明显减少。《清史稿》载:“自此，司文衡者懔懔畏法，科场清肃，历三十年，至光绪中始渐弛，终未至如前此之甚者。”

柏葰身为一品大员，从官32载，持重老成，忠厚谨慎又不失勤恳，深得皇帝器重，不可能为了16两银子铤而走险，但他置身条子横飞、贿买肆虐、恬不为怪的环境里，很难保持清醒。正如他在供认为何收受银子时说:“向系如此，随即收下。”柏葰是罪有应得，但又是社会腐败风气的牺牲品。当一个社会面对违法行为麻木不仁、熟视无睹甚至以违法为荣时，这个社会必然混乱不堪、公正沦丧。一旦法律成为空文、违法成为勇敢者借以自豪的标志，任何人都会失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