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林晚年的失误及其启示

王兴

鲍林晚年的失误及其启示*

祖述宪（安徽医科大学）


20世纪伟大的化学家——鲍林其人[1-4]


　　莱纳斯·卡尔·鲍林（Linus C Pauling，1901-1994 ) 是美国著名的化学家。他极富个性和创新精神，不断开拓边缘学科，在化学的许多领域卓有建树，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化学家。　　
　　1901年，鲍林出生于美国俄勒冈的一个小镇，父亲是药剂师。他自幼聪慧超群，博览群书，被誉为科学奇才。由于年少失怙，家道中落，16岁时就近入俄勒冈农学院学习化学。大学毕业后赴加州理工学院深造，迅速掌握了具有革命性的X射线晶体衍射技术，进行创造性工作， 1925年获博士学位。次年赴欧洲研究将量子力学应用于化学，师从索末菲(A. Sommerfeld)、玻恩和海森伯。1927年回国，从事化学键本质的研究，创立了杂化键轨道理论和共振论，把经典的化学理论与量子力学相结合，从而改写了20世纪的化学。1931年成为加州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教授，1933年入选美国科学院，也是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　　
　　1934年开始，他把结构化学应用于生物学；在抗原和抗体蛋白质结构的研究上，把抗体生成的直接模板学说发展得更加完善。在40年代，鲍林在生物学上作出了二项重大的贡献：一是与科里（R. Corey）阐明了蛋白质的α螺旋结构；二是证明镰状细胞贫血是由于血红蛋白的变异，说明人的遗传性疾病是由于突变基因表达所产生的异常蛋白质，首先提出分子疾病的概念。1957年，英格拉姆（V. Ingram）证明，镰状细胞血红蛋白(HbS)是由于血红蛋白中的谷氨酸被缬氨酸所取代。1960年代初期，朱克坎德（E. Zuckerkandl）和鲍林提出，通过比较不同物种的同源蛋白质来确定不同物种的亲缘关系。（注1）这种方法已被普遍使用，成为确定不同物种的亲缘关系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1954年鲍林因阐明了化学键的本质和分子结构的基本原理获诺贝尔化学奖。根据诺贝尔的遗嘱，他的奖只授予单项重大发现的科学家，而不适合于作出一批重要研究成果者。鲍林获奖首次突破了这条原则。　　　
　　鲍林是“主张自由表达信仰的理想主义者”和激进的社会活动家。他直言不讳、话语尖刻，坚持己见，决不退让。二战结束后，他积极参与开展反战活动，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的战争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手段”，奔走世界各地，唤起社会大众对核污染威胁的关注，不遗余力地反对核试验，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1958年1月，他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由他起草并征得49个国家的11 000多位科学家签名的《科学家反对核武器试验宣言》，要求缔结一项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国际协定。1963年10月10日美苏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之日，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把1962年和平奖授予这位坚持不渝的反核斗士。鲍林是迄今仅有的两度单独获得诺贝尔奖桂冠的人。由于他对化学与和平运动的贡献，他获得的荣誉博士学位和奖项不胜枚举。　　
　　然而，鲍林在思想观点和行为方式上又是颇有争议的人物，在获诺贝尔和平奖以后，他更加坚持己见，猛烈地抨击美国政府的政策，明显与公众舆论脱节。他既被视为具有敏感直觉、敢于冒险、不敬权贵、富有魅力的人物，同时又是自命不凡、一贯正确、桀骜不驯、我行我素的怪人，他的官司接连不断和失败，以至声名狼藉。美国主流媒体对他的政治观点颇有微词，甚至认为是“荒诞不经”；对他获诺贝尔和平奖也不以为然，他曾担任过主席的美国化学会的学报也冷眼相待，只在很不显眼的位置提及此事。
　　1950年代开始，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和化学系教授们对鲍林感到不满，抱怨他“竭力发展个人所迷恋的化学生物学，远离了该系在物理化学方面的根基。”1964年他悻然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去圣巴巴拉的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不久发现这里也令他失望，不能实现他的宏大政治理想，又没有实验室，于是打算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那里的化学系主任是他的学生，但被校长所否决。1967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接受他担任研究教授，二年后去了斯坦福大学，成为“学术界的流浪汉、漂泊谋生”，至1973年创立自己的研究所。[4]　　
　　鲍林晚年致力于“营养保健”的研究，极力鼓吹正分子医学（orthomolecular medicine）、大剂量维生素疗法和其他旁道医疗（注2），支持庸医骗术，由于他的科学家声誉致使谬种流传，在社会上产生不良的影响，遭到美国医学界的一致批评。[4，5] 　　
　　其实，卓越的科学家在晚年误入歧途，鼓吹与科学格格不入的东西或者迷恋方术，科学史上并不罕见。当前我国的伪科学和骗术盛行，庸医假药泛滥成灾，其中就有不少科学家的参与。因此，对鲍林的晚年失误加以讨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分子疗法[4-7]


　　1950年代初期，精神病缺乏有效的药物治疗，少数精神科医生采用大剂量维生素辅助治疗严重精神病，后来扩大到无机盐。1965年的一天，鲍林偶然在一位精神分析医生家里看到一本《精神病学中的尼克酸疗法》，作者是加拿大一个精神病研究所的所长。尽管鲍林缺乏精神病学的知识，但他对精神病的生化机制已经感兴趣多年，对文中所用的尼克酸（维生素B3）剂量之大而没有副作用，“对精神分裂症的大脑功能有相当积极的疗效”，感到惊奇，同时联想到应用其他维生素是否相同。对此他的兴趣更加浓厚。　　　
　　1968年，鲍林与精神科医生霍金斯（D. Hawkins）的著作《正分子精神病学(orthomolecular psychiatry)：一种治疗方法》问世。在斯坦福大学期间以及后来成立的研究所，他都一直醉心于“正分子医学”。其假说是：人的大脑是一种分子—电子能激发的场所，通过复杂的生化机制发送信号，这个机制由代谢物提供必要的营养。精神疾病是由于体内化学分子失衡引起的，所以，应用正常存在于人体的营养素的“最适分子和最适剂量”可以矫正分子平衡，为大脑提供最适的分子环境，达到治疗目的。因此他提倡应用大剂量维生素或无机盐治疗精神分裂症和各种精神病，以及躯体疾病，包括过敏性疾病、关节炎、高血压、癫痫、代谢异常和皮肤病，称为正分子疗法或正分子医学。
　　然而，他的假说不仅缺乏科学证据，而且不打算认真地用临床试验加以考核，因而不能得到医学家和营养学家的赞同和证明。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专题研究报告指出：大剂量维生素治疗不仅缺乏理论基础，诊断和治疗反应评价以及心理测试的方法既不可靠也缺乏特异性。报告结论是用词最严厉的批评：[8]　　
　　“这项评审和批评仔细审查了大剂量维生素支持者以及试图重复他们的基础和临床工作的研究者的论文。结论是大剂量维生素支持者的论文可靠性低。由于他们在过去10年里一直拒绝进行对照试验和以科学上可接受的方式报告新的结果，致使他们的论文的可靠性更形降低。　　在这种情况下，本专题研究组认为，他们运用象“大剂量维生素疗法”和“正分子治疗”等真正用词不当的流行语，通过广播、通俗出版物和大众书刊进行大规模广告宣传，应当受到谴责。”1979年，美国国立精神健康研究院研究咨询委员会审阅有关的科学资料后认为，大剂量维生素疗法不仅无效，而且可能有害。美国国防部小组委员会也调查了这一疗法，决定从军人家属的CHAMPUS保险项目覆盖中删除这种治疗。　　
　　美国儿科学会和加拿大儿科学会的营养委员会，先后在报告中揭露，大剂量水溶性维生素和无机盐治疗儿童的智能低下、神经症、孤独症、诵读困难和其他学习障碍有效的临床报告很不可靠，是虚假的，尽管在信仰者中已经形成一种“狂热宗教”。[9，10] 大剂量补充维生素或无机盐疗法提高智能低下儿童的智商也缺乏根据，对先天性愚型的行为和智商的改善与对照组没有不同。[11]这些报告警告说，不能证明这种治疗对上述疾病有任何益处，还可能招致严重毒性反应。[9-11]

王兴

大剂量维生素C防治感冒


　　鲍林晚年的兴趣特别集中在大剂量维生素C上，与他的经历多少有些关系。1950年代末，鲍林在圣地亚哥医学会的一个聚会上演讲，医生们举杯饮酒、谈笑自若，令他恼火。随后他对医学界请他演讲的酬金与医生的不相称，也使他感到受怠慢，为此耿耿于怀，促使鲍林决定就维生素C问题挑起讨论。[4]　　1966年3月，鲍林获卡尔·纽伯格奖，这是对“医学与生物学新知识进行综合研究”的奖励。斯通(I. Stone) 博士特意去颁奖会结识鲍林，数天后他写信奉承鲍林，并大谈维生素C对健康和治疗疾病的作用，劝鲍林每天服大剂量维生素C预防感冒。他说他早就对维生素C有研究，并且获得了维生素C作为食品添加剂的专利。斯通认为，人自身不能合成维生素C，是由于进化过程中遗传变异导致一种酶的缺乏，因此坏血病不是简单的营养缺乏症，而是一种遗传性缺陷。根据世界各地的报道，他认为大剂量维生素C能治疗包括炎症、胶原病、心脏病和癌症在内的很多疾病。他和妻子每天服3克维生素C，增进了健康。可是，他的有关论文却屡遭医学刊物的拒绝。斯通自投鲍林旗下，显然是为开发“保健品”寻求支持。他自称是“生物化学家”，实际是酿造工程师，只有2年化学专业的学历，博士学位是一所未经认证的函授学院授予的。开始鲍林并不相信斯通所言，但他的“理论”打动了他，觉得此人的建议值得一试。于是便和妻子爱娃每天服维生素C，果然二人顿感精神日佳，也不感冒了，出现“神奇的”效果。[4]　　维生素C又称抗坏血酸，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与动物不同的人体是必须从外界获得，缺乏可导致坏血病。成人的膳食标准日供给量（RDA）为60毫克，每日服250-300 毫克，几天内即达到饱和状态，过量吸收则排出体外。因此，美国医学会推荐（1987），维生素C每日的预防剂量为50-100毫克，治疗缺乏症为 250-500毫克。[12]英国荐用的维生素C成人日摄取量为40毫克。[13]由于维生素C具有抗氧化作用，人们一直推测它具有潜在的治疗作用，临床应用由来已久，但疗效未得到证明。1930年代开始就有维生素C防治感冒的报告，如Ruskin（1938）、Cowan等（1942）和Ritzel（1961）等的研究，但没有引起广泛注意。　　
　　1970年，鲍林的《维生素C与感冒》出版，声称维持健康所需要的维生素和其它营养素因人而异，差别悬殊，许多人的需要量远比日供给量大得多。一般人每日口服维生素C 1克，感冒的发病率可以下降近一半，有些人的需要量更大达4克。并且用很大篇幅阐述了关于矫正分子的假说和斯通的进化概念。由于当时社会正出现“自然健康”和“天然食品”热，加上他的科学家名声和亲身经验，该书立即畅销美国，维生素C的身价也因此陡增，销售量直线上升，以致“供不应求，超出了生产能力”。同时，鲍林还抨击医学界和药厂，为了感冒药的销售和医学刊物的广告利益，企图抹杀维生素C的有效证据。[4]　　
　　由此，鲍林挑起了一场大辩论。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迅速作出反应，指出全国范围的维生素C热是“荒唐可笑的”，“尚无科学证据，而且没有重要的研究可以表明维生素具有防治感冒的作用。”医学界同样对鲍林提出激烈的批评，认为这本书的观点 “只不过是理论推测而已”。《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书评说：　　“在此，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追求真理的哲学家或科学家作出的论述，而是一个为了推销某种货物的广告商声嘶力竭的叫卖，……甚至那些吹捧鲍林的人，也不希望他写这么一本书。”《药物与医疗通讯》（注3）批评说，鲍林的结论“是根据胡思乱想或很不严谨的临床研究得出的，因而是一家之言。”作为著名的科学家，鲍林曾试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未能如愿，论文被退回。[4]　　
　　感冒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迄今尚无特效药物，病程为自限性，不治自愈。一个人每年可以多次患感冒，每次轻重不同。对这种疾病的药物治疗的效果评价，尤其须要采用随机对照双盲的临床试验。　　
　　在鲍林的《维生素C与感冒》问世之前，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很好的研究否定了维生素C防治感冒的作用。如1967年英国蒂勒尔 (D.A.J. Tyrrell)领导的感冒研究组进行的志愿者实验：试验组每日口服维生素C 3克，对照组服安慰剂，再用病毒攻击，二组的感冒发生率、病程和病情轻重完全相同，结论是维生素C预防无效。[14] 但鲍林认为过去的研究无效，是因为所用剂量太小，和资料分析不当。[15] 由于他的影响，医学家重开维生素C防治感冒的临床试验，结果是至少16篇设计周密的双盲试验一致证明，除个别试验出现症状略微减轻外，大剂量维生素C对感冒无预防作用。[16-19，21-24]加拿大流行病学家安德森领导的研究组先后进行三项临床试验：第一项结果是，大剂量维生素C组比对照组的感冒发病率低，症状较轻，统计学差别显著，但实际意义不大。[20] 第二项试验则完全无效，[21] 第三项试验是应用较小剂量的维生素C，每周服500毫克患感冒较对照组轻。[22] 施瓦茨等给志愿者每日口服3克维生素C，连续14天，然后用感冒病毒攻击，结果未发现有预防作用，患病天数没有缩短，仅症状略有减轻。[23]这些说明，维生素C预防是无效的，“减轻症状的作用”也很不可靠。值得仔细一提的是，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中进行的一项防治实验。[24]受试志愿者随机分成二组，一组服维生素C药丸，对照组服安慰剂乳糖药丸，观察效果的医生和受试者都不知道谁或自己服的是什么药，即双盲试验。因为维生素C味酸，乳糖味甜，于是受试者中有102人试图咬破药丸尝味道猜出所服的药物，其中79人猜中了。结果如按服维生素C或乳糖二组进行分析，前组患感冒的症状较后一组轻。但细分发现，维生素C组猜中者，感冒的病情较对照轻，病程短；未猜中者，则二组没有差别。再进一步分析9个月观察期间的感冒≥2次的发病率为：猜维生素C实际是乳糖对照的为18%，猜乳糖但是维生素C的为67%，未猜的维生素C组36%，未猜的对照组47%。[24]这说明，当一个人对一种药物或疗法信仰时，可以出现虚假的效果，即安慰作用，说明双盲试验的重要意义。　　
　　然而，要鲍林听取异见、改弦易辙是不可能的。1976年他的书再版，更名为《维生素C与感冒和流感》。推荐的维生素C剂量更大，还专门增加二章针对医学界的批评。
大剂量维生素C防治癌症与心脏病[4-7]

　　1979年，鲍林与卡梅伦（E. Cameron）的著作《维生素C与癌症》出版，宣称大剂量维生素C对癌症有效。1986年，在《怎样才能长寿与健康》（How to Live Longer and Feel Better）一书中，鲍林把大剂量维生C说成是万应灵丹妙药，“可以增进健康，增加生活乐趣，有助于防治心脏病、癌症和其它疾病，并且延缓衰老。”他身体力行，自称每日至少口服12克，患感冒时增加到40克。1993年，鲍林患前列腺癌接受放射治疗，他断言，由于他长期服维生素C使癌症发病延迟了二十年。这种说法当然无法验证，不幸他最终仍死于癌症。　　
　　卡梅伦是苏格兰一所医院的外科医生，他在1966年出版的《透明质酸酶与癌症》中提出一个假说：癌症产生透明质酸酶使细胞间质溶解，是癌细胞扩散的原因，维生素C促进胶原生成，同时可抑制透明质酸酶，因此可以加强细胞间质，具有防止癌细胞扩散的作用。1971年他写信给鲍林，讲述自己应用维生素C 治疗晚期癌症病人的“意外发现”，每日10克或更大剂量的维生素C，可使癌症进展变慢、肿块缩小。鲍林对此非常重视，回信说“我感到你的思想的确很重要，而且很有根据。”　　
　　于是，鲍林帮助卡梅伦整理维生素C与透明质酸酶的理论，总结治疗经验，结论是每日服维生素Ｃ10克对100例晚期癌症病人有延长生存的作用。为了保证能够发表，鲍林将论文寄往《美国科学院学报》，但仍遭到一再退稿，使他大感意外和吃惊。最后只好把临床应用维生素C的建议作了低调处理，1976年才得以发表。[25，26]尽管这篇文章中有1000例病人作为对照组，但这些病人是别的医生经治的，与卡梅伦治疗的100例不同。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临床研究部主任德威斯（W. DeWys）博士指出，两组癌症病人的临床判断标准和治疗方法都是不可比的，而且未采用盲法评定效果。由于卡梅伦把自己的病人定为“不治之症”的状况提前，所以生存期比别的医生治疗的病人延长。　　
　　1979、1983和1985年，美国著名的梅奥医院（Mayo Clinic）先后三次在总共367例晚期癌症病人中进行随机对照双盲临床试验，试图加以验证，结果是每日给予维生素C 10克并不比安慰剂对照好。[27]　　
　　1989年，德国青年医生拉思（M. Rath）前往美国向鲍林他讲述了自己的理论，维生素C与脂蛋白(a)（低密度脂蛋白颗粒外包粘附性apo蛋白）以及心血管病之间的关系，重新点燃了他研究心血管病的热情。对于鲍林来说，任何能说明维生素C有益的建议，他都会欢迎。　　
　　拉思认为：人类进化过程中由于膳食富含维生素C的植物，以致自身丧失合成能力。由于维生素C缺乏，替代的脂蛋白(a)便沉积在动脉壁，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原因。动物自身能产生维生素C，血液含量很高，脂蛋白(a) 浓度则很低。因此鲍林相信，维生素C是脂蛋白(a)抑制剂，可用于抑制动脉粥样斑块的形成、预防冠心病发作，甚至减少血液脂蛋白(a)含量。胶原蛋白是结缔组织的主要成分，维生素C可以促进胶原合成，因而加强皮肤和血管壁的力量。鲍林进而说，心血管病即是一种慢性坏血病或亚临床型坏血病。人的维生素C摄取量，应与动物体内生成的量相当，即每日10-12克。据说，他日常服用的剂量，从1960年代的每日3克，最后增加到18克。1994年，在逝世前不久接受《英国最适营养杂志》访谈时，鲍林断言“适当应用维生素C和赖氨酸完全能够控制、甚至治愈冠心病、心肌梗塞和中风。”　　
　　此外，鲍林还积极推荐螯合疗法治疗冠心病。EDTA（依地酸盐）是一种螯合剂，临床用于清除体内金属离子的积蓄和中毒。螯合疗法是一种旁道医疗，鼓吹者认为，EDTA螯合疗法可以清除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钙沉积，替代冠状动脉搭桥术；或者认为EDTA可以清除体内的有毒金属，从而减少自由基形成，能使动脉粥样硬化修复。然而，这些想象的机制和螯合疗法的作用尽管炒得很热，但完全没有科学根据和临床试验支持。

王兴

积极支持保健食品业和旁道医疗[4，5]

　　鲍林始终坚持大剂量维生素C会给人类带来健康，提倡正分子疗法。1972年，斯坦福大学拒绝了鲍林扩大实验室的要求，同时提醒他已超过退休年龄。1973年5月，他用筹集的捐款成立了莱纳斯·鲍林正分子医学研究所。不久，美国精神病学会专题研究组发表了长篇报告，批评正分子精神病学的概念，认为“矫正分子”的想法纯粹是“胡说八道”。尽管鲍林作了激烈反驳，谴责他们的“偏见”，但他的声望和刚成立的研究所财政遭到沉重的打击，于是次年改名为莱纳斯·鲍林科学与医学研究所（简称鲍林研究所）。　　
　　鲍林并没有接受医学界的批评，反而与保健食品（或营养品）行业紧密联合，越陷越深。在第一本书《维生素C与感冒》中，鲍林还批评保健食品行业鼓吹所谓的“天然”产品是误导消费者；合成的与天然的维生素完全相同，追求价格昂贵的天然产品徒然浪费金钱，“有机的”食品也毫无意义，只不过是保健食品行业为了推销产品所用的一种行话。但是，由于此书出版后遭到医学界的强烈批评，因此他也一反常态，反而抱怨对保健食品的批评是“偏激的”，一部分的批评是针对他的，该书再版时也删去了他对保健食品行业的批评。这时鲍林对维生素C的态度，已经不是科学是非的问题，而是纯属恩怨之争了。　　
　　由于鲍林的影响力，1970年代美国大约有5000万人服用维生素C作为“保健品”，维生素C的需求量迅速上升，批发价格涨了三倍，连续多年的年销售额达数亿美元。为此药厂欢欣鼓舞，称之为“鲍林效应”。荷夫曼－罗氏(Hoffmann-La Roche)制药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维生素C生产商，获利最多，作为回报，每年向鲍林研究所捐赠10万美元。大剂量维生素C疗法在世界上也有很大影响，在我国也一度风行。上海一位著名的物理学教授晚年在记者访谈中，提到她坚持服用大剂量维生素C增进健康，或许是受到鲍林的影响。　　
　　维生素是人体正常代谢所必需的营养，但生理需要量不大。除孕妇和哺乳妇女外，健康成人摄取多样化的日常膳食，无须额外补充维生素。由于疾病导致维生素吸收和利用下降或需要增加，才须按医嘱额外补充。大剂量的维生素可能就变成药物，如大剂量烟酸治疗高脂血症。大剂量的维生素A、D、E、B3和B6都可以产生副作用和毒性。维生素C 口服或静脉注射500毫克或以上，尿中草酸和尿酸的浓度显著升高，可能促进形成尿路结石。此外，尚可引起腹泻和腹痛。1991年，鲍林医学研究所推荐每日补充的维生素量更大，比通常的日供给量高数十倍乃至200倍。如维生素A 25000 国际单位，维生素E 400-1600 国际单位，维生素C为6-18克。在长期服用的人口中难免不发生副作用。
　　“大剂量维生素或无机盐疗法”、“正分子疗法”、“正分子营养”和“最适营养”，现在都被归入旁道医疗，或被批评为“营养骗术”，而鲍林研究所研究推广的正是这类东西。研究所在筹集经费的宣传上，也充满不实之词，例如，为了强调维生素C治疗癌症的价值，就声称多少年来癌症治疗毫无进步，这正是推销癌症灵丹妙药的江湖庸医进行宣传，诋毁现代医学的惯用办法。1976年，鲍林协助领导美国“保健食品”业向国会施加压力，要求通过一项法案，旨在削弱FDA保护消费者免受营养品误导。1977、1979年，他接受了美国营养食品协会的颁奖，这个协会是专门制造和销售“保健食品”商家的组织。1981年，他向美国保健联盟（NHF）捐款，该联盟授予鲍林保健自由贡献奖，并接纳他的女儿为终身会员。保健联盟是一个促销各种保健骗术的组织，它的一些领导人曾经触犯法律，有的还因从事非法的“保健活动”下过监狱。1983年，“保健食品”推销商法尔可尼 (O. Falconi)，因声称维生素C可以预防膀胱癌、控制尿路感染、戒烟戒酒以及清洗胃肠免受咖啡因不良作用的伤害等，遭到虚假产品宣传的指控，鲍林出庭为他辩护。由于英国《自然》杂志和当地报纸的报道，使这一事件广为流传。　　鲍林与罗宾逊(A. Robinson) 博士的争端表明他有欠诚实，缺乏科学态度。罗宾逊是他的学生和助手，帮助他建立了鲍林研究所，成为首任副所长。1978年罗宾逊用裸小鼠研究给予不同组成的膳食，紫外线照射后皮肤癌的发生率。结果给予小鼠相当于鲍林荐用于人的1-5克维生素C的剂量时，能促进皮肤癌的发展，发生率为对照组的2倍；在相当于每日100克、接近致死量或营养不良组，小鼠的皮肤癌才受到抑制。鲍林对这项结果非常不满，因为与他提倡的维生素C可以防止75%的癌症说法相左。他还公开宣布罗宾逊的研究属“业余水平”，是不适当的。罗宾逊不久便被解雇，同时实验动物被处理，资料也被没收销毁。罗宾逊因此状告鲍林研究所毁约和伤害名誉，1983年此案在法庭外以57.5万美元的赔偿了结。鲍林接受《自然》杂志的采访时说，研究所接受这种结案办法，是因为厌倦旷日持久的官司和付出的代价较小，支付的费用只是对罗宾逊失去工作和诉讼费用的补偿。　　
　　可是，法庭协议书上却明白地写着，其中42.5万美元是对罗宾逊诽谤的赔偿。[28]1984年，在他处境艰难的时刻，美国化学会授予他普里斯特利勋章。[4]（J. Priestley英国著名化学家，元素氧发现者。）1994年罗宾逊和他的同事发表了上述的小鼠实验。
　　整脊医疗是一种旁道医疗，为主流医学所不取。鲍林应邀在整脊医疗学院作荣誉性演讲，并和听众合影，供他们作宣传之用。1992年，庸医格伯(M. Gerber)和列文（W. M. Levin）因严重玩忽职守、欺骗性执业导致医疗事故受到指控，他先后为他们出庭作证辩护。　　
　　现在，与鲍林名字有关的网站非常庞杂，大量内容是在鲍林的大旗下，借他的名字和“理论”推销各种旁道医疗或医疗骗术和产品，包括提倡应用大剂量维生素C治疗阳痿，因为可以减少（阴茎）动脉壁的脂蛋白(a)粥样斑块。

鲍林失误的启示

　　鲍林晚年的失误有很多教训值得我们思考和吸取，而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生物医学和医疗是伪科学、弄虚作假和骗术最容易切入的领域。这是因为高度数学化逻辑结构严密的物理学和化学类学科，具有内在的“防伪能力”；实验的条件易于标准化，结果对错不难重复证明。而人体和生物学实验条件较难控制，容易出现未知因素的影响，结果的不确定性或变异性较大，重现性较差，在已知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因此，错误有时不容易发现，别有用心的人也易于寻找遁辞和借口来钻空子。人体“特异功能”和医疗骗术，远比“浅底船”和“水变油”难揭穿得多，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在大众的心目中，人体和医疗有其神秘性，导致对医药的迷信，加上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科学观念难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总是习惯给观察到的事物加上主观色彩，以适合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跟着感觉走”，凭个人的经验和直觉形成信仰。把时间上顺序发生的二个现象联系起来，按照“在前为因，在后为果”的逻辑判断因果关系，是产生经验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如西方所称的后此谬误：“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拉丁文，意为“在此之后，所以因此”，或“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其结果”）。人生病时常主观地把在前的某个因素或事物当作原因，痊愈后则认为当然是治疗或干预的效果，而且这样建立的因果联系又基本上与大众文化观念相符合，无形落入“循环论证”的窠臼。在医学昌明之前，医生的经验缺乏客观的实证只能按这种方式积累，传统医疗就是这种经验的产物。　　
　　从心理上说，人们夸大药物治疗效果多半出于良好的愿望，而非有意欺骗。然而，珍视健康、追求医药是人的天性，为此花钱在所不惜，使得医疗保健成为一个巨大的有利可图的产业。因此，牟利是医学产生伪科学和骗术的动力。　　
　　“无论科学家怎样有发明才能和想象力，也难免会犯理解性错误，就是说，难免会信奉某个错误的观点，或搞出某个经不起推敲的假说。”[29]我相信鲍林所犯的错误虽然产生很大的的影响，但属于理解性错误。与鲍林不同的是，国内一些大学和科学研究院所的少数专业人员，在研究上无所用心、难有作为，于是在“联系实际”、增加“经济效益”的口号下，“开发医药保健产品”；有些则纯粹是利用机构和个人职务的社会声誉制造伪劣的医药保健产品，为了赚钱进行欺骗。这些活动和行为似乎得到某些有关上级的默许和支持，不能不说是一种异化、堕落和道德沦丧。　　
　　1980年代末，国内首次有人推出一种“正分子核酸”保健品，并出版《正分子核酸和代谢疗法》一书，鼓吹正分子医学和"核酸营养”，一位科学界领导人物应邀作序极力推崇，可惜他只认识鲍林，而对临床试验和医学主流对正分子医学的评价一无所知。
　　第二，在生物学和医学上任何假说必须由实验来检验，以“决定假说是否符合无数可观察的事实。”（René Dubos）　　
　　科学离不开假说，更须要依靠证据，用自然的事实来检验人的思想，并用一种可让别人能重复其观察或实验的方式发表自己的研究结果。判断成功实验的基本条件就是再现。对照实验是生物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30]任何一种药物或治疗方法的效果，不论是“灵丹妙药”还是“神功手技”，化学药物还是天然本草，单体还是复方，最新发明还是祖传经典，也不论动物试验是否齐全，“推理”和“临床经验”怎样有效，都必须采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进行评价，确定对病人是否安全有效，对健康是否有益。而且研究结果要在有信誉的期刊上发表，经受同行批评审议和重复检验。　　鲍林的成功方面在于用物理学的最新成就发展了化学，又把现代化学与生物学相结合。他不仅单靠敏锐直觉提出假说，更是依赖科学方法来证明。他晚年提出各种疾病的假说和治疗方法，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自信某个假说如何正确，并不表明它果真如此。”[30]必须仔细收集观察资料、进行实验，来验证假说是否正确；决不能把逻辑推理等同于事实。鲍林的失误不在于他是不是医生，而是他不遵守评价药物（包括“保健品”）的规则，不懂得临床试验的重要性，所以他的理论和疗法经不起实践检验。　　

王兴

　　第三，对有声望的科学家不能盲目崇拜，尽信其所言，特别是新的领域。　　
　　有成就的科学家往往思想活跃、兴趣广泛，他们常涉足不同的科学领域。英国兽医学家泰勒说：“具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比只有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人要更容易产生新的联想和独到的见解。”[30]毫无疑问，医学研究永远需要不同门类的科学家参与、交叉学科介入，从各个方面把有关联的观点联系起来，成为创新的力量。　　然而，在科学家缺乏足够的准备时，对新的领域发言，也有可能是胡思乱想，因为科学与荒谬的界限并非总是截然分明的。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戴森教授（F.J. Dyson 1924-），不仅是第一流的物理学家，早年是量子力学的巨擘，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而且在数学、生命科学和天文学等许多领域间优游畅想，更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向往无限宇宙的哲人和作家，有多本著作问世。1973年他在英国的一所大学的演讲中，对生物学未来作惊人之语：利用微生物代谢使原油分解生产各种石油产品以及从空气和从海水中提取金属，用牡蛎从海洋中提取黄金，用微生物消除放射性废弃物。[31]这些设想一度受到重视，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毫无疑问，老科学家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但不能迷信。著名免疫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达沃 (注4）在年老时说：“过于相信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是一种老年性自高自大，这同年轻人的自视甚高一样令人生厌。”一群白发老者“都坚信自己的观点，并且对科学概念的未来发展做着各式各样的断言。其实，在哲学家看来，这些断言未必很有根据。”[29] 被誉为现代毕升的王选院士，也反复地说“高新技术领域不能迷信院士”。科学学的创始人贝尔纳早就指出：科学界的“老人统治是妨碍科学进步的最大因素。……对我们文明的作用必然迟早会象它对希腊和罗马文明所起的作用一样，使科学变成故弄虚玄的东西，过于尊重权威和过去伟大的事迹。”[32] 著名的科学家晚年误入歧途陷于荒谬，在科学史中例子很多。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克鲁克斯和物理学家洛奇（注5）晚年都醉心于灵学研究，对巫术深信不疑。克鲁克斯还试图用实验证明，巫师表演的“奇迹”是超常现象。当别人识破女巫施术行骗时，他却认为她正直诚实，是精灵显现。[33] 19世纪奥地利化学家赖兴巴赫，晚年声称发现了一种“自然力”，这种“力”无法用仪器测量，只可被能感受“超自然力”的人所感知或看见；并用“感受者”进行试验，力图证明他的“理论”，用以解释许多无法捉摸的现象。其实这些“超自然力感受者”都是年轻的歇斯底里性格的妇女。[34]　　近些年来，我国的伪科学与各种骗术泛滥，“特异功能”、“气功”以及意念摄物、穿墙术、辟谷术、宇宙意识和转世再生人等争相出台亮相，固然有其社会原因，但科学家和名人的介入，把骗术变成了伪科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我国发展尖端武器贡献至巨的一位著名物理学家，对“特异功能”和“气功”也特别热心。他说：“祖国大地一声春雷，出现了青少年的人体特异功能，耳朵认字”、“皮肤认字认图，透视以及遥视”。据此他要创立一门新的“人体科学”，“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理论是一个体系，蕴育着人体科学最根本的道理，而气功是核心。”他对发现“特异功能”尤其“振奋”：“从1979年第一次全国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到(1981年)第二次全国讨论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日新月异。这种热烈气氛不禁令人回忆起六十年前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出现于现代科学舞台的情景，但是，现在的舞台在人民中国！这难道不令人振奋吗？”[35] 有的专家进一步提出“人体功能态学说”，认为这个学说“具有很大的意义，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气功功能态和特异功能态作为人的异常功能态存在”。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挖掘人的潜力，进一步提高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让更多的脑力劳动者经常爆发‘灵感’，大大增加‘天才’出现的频率；让体力劳动者、体育工作者常常处于竞技功能态，人类就成了‘超人’，整个世界面貌将会有更大改变。”[36]这些科学家的想象力虽然丰富而美妙，可惜不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只能是幻想。包容在新“人体科学”下的许多“气功”论文，多是用科学的语汇或数学符号来演绎天方夜谭。　　
　　原来的气功相当于佛教的坐禅和静坐、冥想。近年流行的一些“气功”类似催眠术，施以诱导，使信众进入催眠状态，根本不存在什么“外气功”。（注6）“气功师”为信众“消灾治病”所采用的花言巧语、装神弄鬼或串伙设局的手法，是老套的江湖骗术。所谓的“特异功能”实际是利用魔术技巧进行欺骗，这已被很多人所揭穿。这类骗术并非始自今日，国内外早有记录，不过时隐时现，一遇合适的气候土壤便繁荣起来。现在传媒发达，记者、作家、科学家和名人的鼓吹，使得这些骗术迅速蔓延。三十多年前，笔者曾经亲自观察过发生在苏州、上海的“钉螺姑娘”闹剧，她/他们声称视力可穿地三尺发现地下钉螺（一种传播血吸虫病的小螺蛳），或者透视人体观察病变，其实只是拙劣的魔术或骗术表演，不过当时许多专家和首长都深信不疑，以为她/他们真有什么“特异功能”。　　生理学、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哲学都是从不同的方面研究人类，另起炉灶搞一套新的“人体科学”，可能成为伪科学。虽然在医疗系统和实施上世界各国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但作为现代科学的医学不应该存在地域的或民族的分野，如有那是历史的医学，应当纳入医学史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畴。现代的科学不分疆域和古今，其理论或实践应接受公认的科学方法的检验，得到普遍认同。因此，在考查我国独有的人体生物学现象（如经络）的发现创造或传统医疗的效果时，应当取审慎态度。前苏联科学界的教训，如生物学界的诸位“科学英雄”的兴衰浮沉，以及朝鲜金奉汉博士的“奉汉小体” 的破灭，值得记取。（注7）　　
　　顺带说明的是，《美国科学院学报》是质量高的科学刊物，鲍林的大剂量维生素疗法的文章有些是在这个《学报》发表的，怎么解释呢？这是因为他是院士，稿件无需同行评审便可发表。不过他的癌症治疗文章，还曾二次退稿。时下浮躁风吹出一股“名刊迷信”小风，即对一些国际著名的科学期刊顶礼膜拜、奉若神明。这些刊物对学术交流的意义本是勿庸置疑的，但任何好的书刊也非篇篇都是真知灼见、至关宏旨，没有不需要批判性阅读、通过自己的思考加以消化吸收的。不过社会和人们的“名刊迷信”和“名奖崇拜”等一样，看中的似乎都在于功利。舍本逐末渴望一登龙门，是无补于科学事业的。　　
　　民主与科学是现代文明的特征，现代国家的支柱。科学的力量，不仅在于发展物质创造，更在于科学精神，其核心是追求真理、不迷信盲从的批判性怀疑与实证态度。鲍林是公认的杰出科学家，英国的《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甚至把他列为人类迄今最伟大的20位科学家之一，与伽里略、牛顿和达尔文等齐名，20世纪只有他与爱因斯坦比肩。但美国医学界并未因此轻信他的正分子医学、大剂量维生素疗法，而是持批判的态度加以考察，用临床试验加以检验，结果证明是错误的。因此，因此，社会民主是保障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
*此文初稿在鲍林逝世的翌年，1995年写成，1996年在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发表，根据编辑部要求删去了二段内容。本文是2002年7月参考托马斯?哈格著：《鲍林》和鲍林研究所等网站资料补充重新改写的。

王兴

　注1：朱克坎德（Emile Zuckerkandl 1922-）1958年去鲍林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他和鲍林发现，各种不同的灵长类动物的血红蛋白氨基酸序列的变异度，似与假说的进化关系直接有关。这项研究导致他提出“分子钟”（ "molecular clock"）学说，成为分子进化研究的奠基人。现在通过比较不同物种的同源蛋白质或基因序列来确定不同物种的亲缘关系的方法已被普遍使用，成为确定不同物种的亲缘关系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注2：旁道医疗或补充疗法 (alternative /complementary medicine)系指声称有治疗效果，但未经现代医学的科学方法加以评价或证明，医学界未予公认的各种医术或医疗方法。这类医疗在理论上与现代医学也不相容的。亦有人译作另类疗法和替代/补充医学/疗法，后者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注3：《药物与医疗通讯》（The Medical Letter on Drugs and Therapeutics）美国出版的一份反对庸医骗术和医疗欺诈的科普刊物。注4：梅达沃（Sir Peter Medawar 1915-87）英国生物学家和免疫学家，对现代细胞免疫学、HLA抗原和移植免疫贡献很大，获1960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注5：克鲁克斯爵士（Sir W. Crookes 1832-1919）：元素铊发现者，提出克鲁克斯幅射计原理，对阴极射线研究有重大贡献。洛奇爵士（Sir O.J. Lodge 1851-1940）发明无线电检波器。赖兴巴赫(K. von Reichenbach）因从木焦油中发现杂酚而闻名。
注6：许多“气功”类似超觉静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在单调、平抑、重复的暗示性语言和特殊的环境下，运用自我心理调节技巧，达到入静或一种超逸境界，用以摆脱精神压力与焦虑的修身养性的方法。有些“气功”近似催眠术，在“气功师”的语言和环境诱导下，使信众进入催眠状态，根本不是“外气功”的作用。轻信、喜欢沉溺于幻想和有愿祈求的信众特别容易接受暗示。催眠术是一种古老的暗示疗法，曾经作为轻型心理、精神障碍的辅助疗法。（张春兴：现代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93-211; Morris CG.Psychology 6ed.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88:148-151）
注7：1940-50年代，前苏联生物学界出现了三位著名的伪科学家，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曾被我国广为宣传，奉为科学教育界的楷模，后来被揭露并讥为“科学英雄”。第一位是农学家李森科。他弄虚作假，鼓吹“获得性遗传”，并利用政治权势残酷打击、迫害异己的科学家。第二位是生物学教师勒柏辛斯卡娅。她发现的非细胞的生命结构单位 “活质”，其实是一种脂肪颗粒。第三位是微生物学家波希扬。他宣称细菌与病毒可相互转变，任意变成滤过型，否定“种”的存在，声称免疫就是病原体的滤过型与其原型之间的斗争。　　
　　1966年，朝鲜的金奉汉博士宣称，他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人体经络系统的物质基础，一种具有特殊结构的“奉汉小体”，沿经络分布。我国的《人民日报》立即将这一“发现”在头版作了详细转载。后来证明系作伪，金奉汉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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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31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