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反应：一分钱都不该捐给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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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相比以往的灾难援助，中国政府这次的援助明显偏少
在外媒看来，这次中国对菲律宾的援助明显偏少。纽约时报发表题为《救援菲律宾灾民中国不大方》文章，声称“相比中国近期对其他海外人道主义救援的捐赠，这次的捐赠金额似乎不够大。”并举出了两个近期的捐赠例子：1、今年9月，中国亲密盟友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发生地震，估计导致500人死亡，中国随即表示，将向巴基斯坦提供150万美元的现汇援助；2、2011年，一场热带风暴袭击了菲律宾，中国承诺提供1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那时候，两国关系尚未因南海争议岛礁而恶化。

言下之意，自然是指这次援助的金额受到两国关系恶化影响。华尔街日报也称，“中国政府似乎在大国国际责任与国内反对援菲的地区之间做平衡。”。香港南华早报则称中国政府目前给菲律宾的援助金额跟越南给的一样多，相比之下，美国提供2000万美元援助，其他好几个大国也是千万美元级别，似乎意指中国未尽到大国责任。…[详细]

民众反应：一分钱都不该捐给菲律宾
国内的环球时报这次立场与外媒接近，发表了题为《中国应积极救援菲律宾灾民》的社评。环球时报认为，“在一个邻近国家遭遇罕见天灾的时候，中国伸出援手，这是我们作为大国应该有的道义。这同哪个邻国是友好国家，还是不太友好的国家无关。以正常规模援助菲律宾，这是中国不因这场风灾在国际社会丢分的底线。”“我们相信，中国主流社会对政府及相关机构援助菲律宾灾民是支持的，大家不仅理解这当中的利害关系，而且援助那些灾民也是大多数了解灾情的中国人的天然反应。”

国际灾难援助不是“保险”，哪个国家该捐多少钱从来没有定论
要评价中国该不该援助菲律宾，是不是捐少了，首先要搞清楚国际灾难援助的性质。

理论上，灾难救助应该像保险，投保人交了多少保费，受到多大的损失，就得到多少保额，这是理想的运营模式，效率最高。然而，实际的灾难援助中却没有保费这一回事，捐助者和受助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来自于什么合同，而是来自于“人道主义”这四个字。各国根据自身的情况，以及对受助国损失情况的估算，各自给出自己捐助的金额以及物资数量。在国际灾难援助的实践中，这并没有什么固定标准可言，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美国政府向中国援助的金额为50万美元，远比这次援助菲律宾的2000万美元来得少。…[详细]

更何况，政府本就不该随意“慷民众之慨”
并且，一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首先要代表本国纳税人的利益，这要优先于外国的利益。中国也是“海燕”的受害者，截至11月13日16时50分统计,台风“海燕”已累计造成广西185.5万人受灾,4人因灾死亡,4人因灾失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7.92亿元。在这种情况下，对菲律宾过度慷慨是要冒道德风险的。2008年与汶川地震差不多的时候，缅甸也出现了一次特大的风灾，造成极大破坏，它在该国至少导致90,000人死亡，56,000人失踪，严重程度不下于汶川地震。后来，中国政府却把捐给汶川地震的善款中的一千万美元，用于给缅甸军政府赈灾了。这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大争议。
因此，尽管菲律宾遭受的损失比广西要多得多，但一国政府对外援助款项，也必须要慎之又慎，不能随意给予，至少要尽量得到民众的理解。

对灾难援助的实证研究发现，各国“捐多少”取决于很多人道主义以外的因素
对于历年的国际灾难援助，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作为紧急性的款项，人道主义自然是援助的最大理由。但在人道主义之外，学者们发现，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捐不捐”、“捐给谁”、“捐多少”。例如，对美国1964年至1995年之间的人道主义援助的研究显示，外交政策与国内因素在国际灾难援助的资源分配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冷战中属于自己阵营的，受到的援助就多，反之则得不到美国的援助。这直到冷战结束以后才有所改变。

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两位学者的研究则显示，当一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当选为非常任理事国时，该国受到的援助往往会经历暂时性的爆发式增长。这显然是有所求的，希望受助国能够支持捐助国的相关提案。这充分表明，一国的对外援助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

上述这个研究是针对一般援助的，那么当灾难降临，受助国需要紧急援助时，捐助国是否会公平对待他们？哈佛大学与世界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指出，确实，当灾难越重、受影响的人数量越多的时候，受助国会接收到更多的援助。然而，他们也发现，即便是同样程度的天灾，不同特征的国家受到国际援助也会因别的因素而有很大不同。例如，捐助国总是对石油出口国更为慷慨，对前身是自己殖民地的国家更为慷慨。这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何美国这次针对菲律宾、英国针对2007年孟加拉国、2008年缅甸的风灾往往有巨额的援助。

更常见的增加或减少援助的理由是，灾难是否受到媒体的关注，不同的研究者分别以CNN和纽约时报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种世界顶级媒体是否关注某个灾难，对一国政府的援助方针有很大的影响。这间接反映了民意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以上这些人道主义之外的因素，是没有办法在一国政府进行援助决策中排除的。人有好恶，国家行为也有好恶，当两国关系趋冷时，减少或者减缓援助并不是很难理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