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神经生物学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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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神经生物学在中国

作者：DAVID CYRANOSKI

来源：Nature2011-9-20 13:35:14

关键词： 神经 nature



蒲慕明过着双重生活。每个月有三个礼拜他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里有他的一间零乱狭小的办公室。这位62岁的神经科学学家窝在椅子里，穿着暗绿套头衫、橄榄色长裤和黑色的运动鞋，显得有些乏味。办公室隔壁的实验室里，六个博士后，也就是可以独立完成工作的研究人员，不声不响地干着自己的活。

镜头切换到上海，蒲先生每个月还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这里。神经科学研究所（ION）所长办公室里的蒲先生精神奕奕，平整妥贴的淡蓝色衬衫束进了腰带，脚上仍然蹬着那双运动鞋。房间里的书和论文很少，显得比伯克利那间办公室要宽敞；盘子里装着芒果之类的水果，更添生机。在神经所，他带的实验室里只有一个博士后，但有十来个叽叽喳喳的博士研究生正挤在办公室，等着逐个和老蒲会谈，因为老蒲每次匆匆来回都会留出时间和学生交谈。比起在伯克利，在神经所的蒲先生坐得更直，语速更快，显得更敏捷、更有活力，甚至，更年轻。在美国，身为科学院院士的蒲先生从研究工作中找到了兴奋感；而在中国，他又找到了一种使命感。他说：“这里更加令人兴奋、令人振奋。他们需要我。我觉得，这是我的生命最好的用处。”

中国有很多科学的机会，但要实现它们却很复杂。这个国家热爱速度，换句话说就是短期成绩和眼前利益，而且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在化学、物理科学，以及像大规模基因组学那样的领域，研究人员能够有组织有计划地一一开列他们做出的化合物或基因序列，对速度的热衷相对来说比较有效。可是，神经科学以及生物科学的其他领域，涉及到很多很多未知的东西，就需要更大的耐心以及自由探索的学术氛围，而这些与中国学术界一些根深蒂固的性质并不吻合。中国国内的研究生通常沦为导师手里的工具，亦步亦趋地跟着导师。由于衡量工作成果的标准是数量，学生们在次要的期刊上大量投稿。而年轻科学工作者是否能当上课题组组长，是靠上级领导来清点他们发表的文章。因此，最优秀的科学家几乎都去了美国等地方发展。

但这种情况正在转变，这里有不小的一部分要归功于蒲先生和神经所――一个成立10年，有26个研究组，350名成员，名声响亮的研究所。蒲先生有时遭人批评，说他像个事无巨细都要管的经理、是个独裁者（他笑着说“也许是个善意的独裁者。”），可神经所的学生和课题组组长都很尊敬他，尊敬他孜孜不倦的督导，尊敬他创建了美国式的科研文化、领导全所上下朝着顶级科学迈进。老蒲对学生的要求是，要有批判性的思维，要在权威期刊上发表一篇第一作者的文章，而不是在小杂志上发几篇差的小文章。评估和招聘老师则是以发表的同行评议论文以及其他成果为基础。

结果清清楚楚摆在那里。中国本土在Cell, Science, Neuron, Nature Neuroscience 和Nature Cell Biology (译注：这是发表神经生物学论文最权威的几大杂志。)这几本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神经生物学论文，都是神经所研究人员做出的工作。此外，截至2005年，按老蒲认可的标准，中国本土研究单位发表的高水平神经科学论文中，神经所贡献了半数以上。担任神经所国际评审委员会委员的英国爱丁堡大学神经生物学家Richard Morris说，神经所“让中国人认识到了神经生物学的重要，这是其他基础神经科学研究机构没有做到的事，这是它重要的成就。”

过去两年，神经所拿到了政府和中国科学院三笔重大的基金项目，使其到2020年之前可以规模翻倍。而神经所也在输出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抱负的年轻科学家，将神经所的文化撒播到其他地方。和蒲先生共同起草创建神经所、现任中国GSK制药公司生物研发副总裁的鲁白说：“看到有高质量的神经科学研究从神经所播撒到中国的其他研究单位，非常高兴。”

连西方人也看到了这股趋势。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Thomas Insel认为：“学生留在中国做博士后是迟早的事，而且也许过不了几年，我们就会看到有美国学生和博后申请中国的位子。”

半路出家

蒲慕明出生于大陆，在台湾长大，在台湾名校清华大学取得物理学学士学位后到了美国，攻读生物物理。他早期的研究是关于细胞膜蛋白的运动，进而对突触（即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产生兴趣，再然后兴趣转向突触的形成与可塑性，也就是神经连接随神经活动而变化的过程。从物理学家到生物学家的转变可以说是半路出家，而这种方式他保持至今。蒲先生说：“我走的是相当非传统的路。我不会在一个问题上一直研究直到完全解决。我倾向于跳。”

蒲先生总是有话直说，他也承认这种作风为得罪了一些人。无论是确定下一个关键实验，还是批评中国的科研体制，他都同样地直言不讳，对于1999年创办的神经所也是这个态度。尽管神经所隶属于敏感的中科院，蒲先生却要求参照西方经验、自主开展研究，并借此转变中国的科研模式。

例如，他改变科研成果由上级领导评价的惯例，引入了独立评审体制，就算是资深的中科院院士都必须接受这个体制的考核。“这是过去闻所未闻的做法。”他说。结果有一位院士拒绝考核，就此离开。在去年的一次考核中，八个研究组里有两个是“有条件”通过――意思是这两个组必须在两年内发表成果，要不就得解散。

神经所的研究工作涵盖了基础神经科学的各个领域，从感觉机制到神经退行，从干细胞到遗传学。仿照美国体制，所里的学生（每年有20名左右的博士从这里毕业）在三个不同的实验室轮转，然后根据轮转挑选一位课题组组长作为自己的论文导师。蒲先生鼓励学生们对Nature、Science和Cell上的文章开展批评，而在中国，这几份期刊常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他安排知名科学家来所里讲座，并要求学生用棘手的问题穷追猛打。不仅如此，在中科院的各研究所里，神经所还是头一个允许员工在离职时带走东西的――只要支付一些赔偿金，研究者就能将设备和试剂带到新的单位。

与此同时，蒲慕明在伯克利的研究也没有丝毫懈怠。他自2000年起在那里工作，研究神经活动如何塑造神经环路，并进一步研究这些机制如何与更广泛的行为模式，诸如学习和成瘾相联系。

比如他在伯克利实验室的博后Andrei Popescu研究的课题，是用小鼠模型来深入了解某种在孩子身上观察到的现象。90年代，新泽西罗格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训练那些有听力问题的小孩时，如果对他们的成功给予奖励，比如在计算机屏幕上呈现可爱的动画，那么孩子们不仅在听力上有所改善，在语言能力上也得到了提高。

Popescu和老蒲的目标是通过在小鼠上模拟这一行为来理解学习的“泛化”过程。蒲先生提出了一个假说：在学习中辅以奖励，就能改变脑中以多巴胺为基础的奖赏环路（一般认为，这一环路在毒品成瘾中也发挥作用），从而能使其他任务的学习也有所长进。实验结果不出所料：被试真的对学习“上了瘾”。

蒲先生的教育理念与他的研究假说互相印证。他建议学生尽早发表有影响的成果，因为这样就能获得喜悦、爱上研究。他说：“那些在挫折中放弃的人，他们放弃的原因是自我约束不够，所以没能取得初步的成功。”他自己就是因为1974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而爱上研究的。

蒲先生的自我约束方法是努力工作。除每月和他在神经所的研究生一一面谈，他还每周在Skype上开组会。神经所出产的论文初稿他每篇都要过目，以确保它们全部达标。他在两大洲拥有实验室，何况还有一整个研究所要管，要怎么才能忙得过来呢？“多花时间、多下功夫，”他这样解释，“我没有周末，工作起来像老黄牛，每天晚上我都待在这里。”

蒲先生的治学管理之道

2000年，蒲先生在伯克利实验室的成员将他的一封电邮帖上网络，他的声誉因此受损。他在那封电邮里哀叹了研究小组的缓慢进展：“要是再没有重大进展，你们当年加入的那个高产、一流的实验室就将不复存在。”电邮发出后，他就在实验室里推行了严格的规章，比如每周至少在实验室工作6天、在实验台上的工作时间总计不得低于50小时（阅读论文的时间是不算在内的）。有谁不遵守这些规章，就必须“立刻另做打算、离开实验室。”一个学生还真那么做了。

蒲先生是言出必践的。他说：“年轻人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必须努力。”那么，那封电邮是否对他招收学生造成了影响？蒲先生犹豫了片刻说：“它起到了筛选的作用。”在伯克利的最后一个博士生去年毕业了，到现在蒲还没有积极招收学生。“我也没有时间去指导他们。”他这样解释。结果，实验室就从2007年的20人左右缩减到目前的区区6人。

在Popescu看来，把蒲先生塑造成独裁者未免离谱。在加入蒲的实验室前，他找了实验室的几位前成员谈了谈，并且很快放下心来：“我觉得最好是相信内部人士，而不是网上的那些消息。”蒲在上海的实验室有十来个学生，来自全中国的不同省份。在他们眼里，神经所的氛围是紧张的，却也是支持的、包容的。有一个学生夸口说自己要到中午才开始工作，但是他也承认自己每周工作六到七天。所里的一位课题组长胡海岚说，蒲所长带起学生来非常细致――不光是帮他们修改论文，还传授语法和讲演技巧。“对他来说很辛苦，但是对学生很有帮助。要他改论文是得提前预约的。”

Insel回忆起几年前访问神经所的情景，说那给他留下了“相当持久的印象”――博士生们提出尖锐的问题，职员也个个专心研究。他说，这一切“ 让我对蒲慕明及其同事在上海的研究深感敬佩。”

一片富饶的土地

2009年，中国科学院批准了一项十年计划，准备将神经科学研究所扩展到50个实验室的规模。同年，中科院又将神经所选为“试点所”，神经所将获得稳定的资金支持，每个研究员的经费也将由原来的60万元人民币倍增至1200万元。目前，稳定的政府拨款占到了神经所预算的40-50％（以前是30％），剩下的则多半由研究基金填补。蒲先生在今年的业绩甚至超过了往年――他主持的“智力的神经基础”项目赢得了中国数额最大、竞争最激烈的基础科学基金，还纳入了科技部的国家基础研究计划。今年一年入选的项目只有11个，其中生物领域仅占3席。神经所将在未来5年里得到总额8000万元的经费赞助，在之后的10年，国家也将为这个项目保驾护航。资源在握的老蒲正着手筹建一个国家级项目，除了神经所现有的研究组之外，他又从10家研究单位招募了十几组人马。

中国即将迎来神经科学的繁荣，这个势头在别的地方也很明显。2008年，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了一个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成员都是美国海归；除此之外，华师还计划建立一个大型灵长类研究中心。今年4月，曾在麻省理工大学资助McGovern脑研究中心的技术和媒体大亨Patrick McGovern也来到了中国。他同意出资1000万美元在清华大学建立一个兄弟研究所，他还和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开展了类似合作的洽谈。

然而，中国神经科学的迅速发展，也为推动发展的这家研究所带来了问题。GSK的国际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基地曾经从神经所招募了至少7 位毕业生（基地设在上海也是考虑到了神经所），但是蒲所长遗憾地告诉我们，其中的好几个人是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就去了GSK。此外，神经所的一些高级研究员也相继离职，去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和其他大学。蒲给出的解释是别处的工资待遇更好，但也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者表示， 蒲所长那种“过度掌控”的管理模式也是原因之一。不管究竟是什么原因，目前神经所的研究人员中，半数以上在神经所还没待满5年；而在顶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也有所下降。蒲先生建立了一个流动的体制，而这里的人员也确实在往外流动。“但这个我并不担心，”他说，“我们这里是开创事业的地方，是一个温床。”

蒲慕明对于中国科学的未来仍旧心存疑虑。他担心学术不端无人惩治，科研伦理遭受侵蚀，学生们追求舒适的居所、可口的伙食、更多的假期。对于政府盲目优待海归科学家的做法，他也同样嗤之以鼻。“这样是培养不出本土人才的。”他批评道。

聆听蒲先生谈论中国，你会觉得这个国家也许不会马上变成生命科学强国；但是观察他的作为，你又会觉得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崛起是确定无疑的。“我在一流院所工作过40年，”他告诉我们，“要想让这个研究所成为一流，跟我走就对了。”中国正跟在他的身后。

原文链接：Neuroscience in China: Growth factor : Nature News：

http://www.nature.com/news/2011/110803/full/476022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