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好人和一座叫南京的城

刘恒宝

2009年05月15日  
     在《南京浩劫》(The Rape of Nanking)这本书的开头，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引述了一位历史学家的估算：如果把南京死难者的手连接起来，可以从南京一直拉到杭州，足有200英里长，他们的血液总重可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

　　南京大屠杀发生72年后，一位有前途的中国青年导演陆川，用一部名字为《南京！南京！》的史诗般的电影，让这一段残酷、暴虐而惨烈的历史，重新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这部电影之所以引致如此多的争议，在于片中人物。说汉语台词的中国人人物众多，也因此塑造得不够完整和立体，中国演员每个分掉了一些戏，最后每个人的故事都显得有些支离破碎。最有戏的，竟成了在战争中彻底崩溃的普通日本士兵角川。他贯穿全片，堪称男一号：他进入南京，开始是做屠城任务的一颗螺丝钉；他结识了一些南京人；他去寻找日籍慰安妇并有了初恋对象；他不断挣扎于所见所闻，他开始苏醒，参加了一次日军集体的祭天仪式；他用枪击姜老师来救其贞操，以及最终放了两个中国人，包括一个象征希望的小男孩小豆子；他最终自杀于南京城外。

　　陆川在解释角川这个切入点时，引用了《魏特琳日记》，里面记录了魏特琳女士曾经见到的一位上过教会学校的日本兵，他厌恶战争并想要帮助中国人。但我想，这个日本好人的出现，不会这么简单。不能排除这个大胆假设，这位日本好人所谓的人性微光，在某种程度上救了陆川的这部电影，让它得以顺利面世。

　　多年来，日本始终是亚洲区最大的电影市场。1995年，吴子牛的《南京1937》做过类似的尝试，他以一个日本慰安妇的角度切入，进入了日本院线，但在国内一片指责声中匆匆撤下。14年过去了，新一代中国观众接受了《南京！南京！》的放映，这是非常意味深长的。一个中国导演，为自己找了一个看似原谅当年虐杀同胞者的褊狭角度，塑造了一位史上并无真实原型的日本士兵，不管这么做有多少大大小小的道理，不论是言说策略抑或探讨人性，好像都没有说服我。这到底是为什么？我确乎不能够理解。这就好像张纯如在她的书中，永远无法理解日本军队当年何以那样虐杀中国人。

　　人性是一个大水缸，里边可以装美酒，也可以装毒药。角川的人性，是虚构的、软弱的，如果存在，日本军队当时一定冠之为脓包的人性。角川是南京的贾宝玉，是一个小说人物，面对南京这座偌大的城和城下的累累白骨，他的性情太颗粒化，太小，太不足道也。他没有办法清洗或缓释南京之痛。

　　如果有人跳出来指责我：你要有理性，更当代，不可以这么感情用事！那么我要说，只许日本人对广岛和长崎感情用事，不许我对南京感情用事吗？只允许你家里有人死在1937年的南京，你对这个事情，才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吗？对一整座城的感情用事，比起对一个小说人物式的日本士兵的感情用事，孰轻孰重？

　　这类全世界人人看得懂的人性，或者说普适哲学，现在已成电影小国国际化、走向国际市场的常见手段。但它在南京这个具体无比，涉及大批生命、深度情感的一整城的问题上，会变得虚无、懦弱、投机和不足道也。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历史与艺术的冲突。艺术家的巧思，在以历史的血液和骨骼组成的山体前，是应该像一只鸡蛋迎面撞去，还是像一只蚂蚁，啃出一条小隧道，钻进去？我欣赏前一种态度，因为它果断、决绝，且勇敢，它的勇敢，是一种连自己也不考虑在内真正的勇敢。这勇敢，曾经出现在拉贝先生和魏特琳女士身上。他们的人性，才是我所认为的有光芒的人性。(来源：日本新华侨报；作者：巫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