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成功开发风能的世界楷模

邓文龙

丹麦：成功开发风能的世界楷模

2012年09月23日 08:30  南方都市报

　　1 。亨利克·斯提耶斯达尔被认为是风力发电产业的奠基人之一。1979年，他将自己的风力涡轮机设计卖给了生产拖拉机和起重机的Vestas公司。今天Vestas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涡轮机生产商。
　　2 。从丹麦这个北欧小国出口到世界各地的风力涡轮机已有5万台，接近全球总数的50%。今天，丹麦24%的能源来自风能。政府还计划，2020年将风能的比例增加到50%，到2050年，全国将完全抛弃化石燃料。
　　3 。在哥本哈根港口，距离海岸线3公里的地方，20个巨大风力涡轮机呈新月形排列。虽然风力涡轮机建造在城市的门户，极其显眼，但让人意外的是，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提出了反对。



　　丹麦被誉为“现代政治奇迹”，以高效率的政府、革新和透明度而备受称赞，最显著的例子是这个北欧国家对风能的成功开发，堪称世界楷模。

　　风力涡轮的叶片用普通木材制成，外表涂成红色，长1.2米。弯曲的边缘打磨得并不光滑。实在看不出来这款貌不惊人的装置带动了一家跨国公司的崛起和整个国家的结构重组。

　　“当时，我在一座谷仓的角落发现了这个布满灰尘的东西，”亨利克·斯提耶斯达尔说，“我依然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风中举着它的情景，”他的蓝色眼睛闪闪发亮，似乎在回忆35年前的那一幕，“我突然感受到它的力量，心想，这就是我们的入场券！”

　　斯提耶斯达尔从椅子上跳起来，他想要向客人们展示那块红色的木头最终演变成了什么样子。这位55岁的西门子风电公司技术总监快速冲进一个庞大的生产车间。墙壁上的黑色花岗岩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条巨大的生产线展示在人们面前，有点像生产汽车的流水线。不同的是，工人们正在组装的钢制扇形部件非常大，几乎相当于一幢房屋。斯提耶斯达尔仍然拿着他的红色旋叶，但和眼前400吨重的风力涡轮机相比，它看上去就像是个玩具。这正是斯提耶斯达尔希望的效果：让参观者们感受过去30年里，风力产业经历的巨大发展。

　　无论对于丹麦还是世界而言，斯提耶斯达尔都被认为是风力发电行业的奠基者之一。在他即将高中毕业时，像整个国家一样他父亲的农场也遭遇困境：那是在1973年，正值石油危机，阿拉伯产油国突然减少石油产量。寒冬如期而至，由于能源紧张，政府呼吁公民只开一间屋子的暖气。

　　正是在这场危机中，丹麦人证明了他们拥有一个高效率的灵活应变的政府。正是在那个时代，丹麦开始声名鹊起，成为革新、透明和治国有道的典范。斯提耶斯达尔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家乡一位能工巧匠的帮助下，他设计建造了第一台风力涡轮机的原型。他们从迫切寻求石油替代方案的政府那里得到5万克朗(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 .3万欧元)的贷款。1979年，他们将风力涡轮原型机的设计卖给了一家叫V estas的公司。他说，“在当时，这家公司还在生产拖拉机和起重机。”

　　今天，V estas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风力涡轮机制造者。斯提耶斯达尔则继续设计新的效率更高的型号，虽然现在他已经跳槽到了德国的西门子公司。2004年，西门子收购了丹麦布兰德的一家小风电设备公司。斯提耶斯达尔的最新突破是一款没有变速箱的风力发电机。他不无骄傲地说，“这台机器的发电能力为6兆瓦，比传统涡轮机轻150吨，需要的维护也较少。”

　　他解释说这些近200米高的涡轮机依然还有巨大的改进空间。“我们在这间工厂生产的涡轮机总发电量达到1.5万兆瓦，”他补充说，它们每年可生产350亿千瓦时电力，“你知道这到底有多少能源吗？”不等我们回答，他又补充说，“相当于丹麦全国的耗电量！”

　　斯提耶斯达尔说，这些风力涡轮机将被运往英国、德国、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他们是我们这个小国家为对抗气候变暖所作的贡献。”

　　从统计数据上看，丹麦的确有骄傲的资本。据估计，从这个北欧小国出口到世界各地的风力涡轮机已有5万台，接近全球总数的50%。现在，由于来自印度、中国、美国等大工业国的竞争，丹麦涡轮机的销量有所下降。

　　除了巨大的风力涡轮机之外，丹麦还是可持续发展的典范，这个议会君主制国家证明了一个国家完全能够从依靠煤炭、石油、天然气转变为主要依靠可再生能源。

　　今天，丹麦24%的能源来自风能———创下世界纪录。政府还计划，2020年将风能的比例增加到50%，到2050年，全国将完全抛弃化石燃料。

　　迎接这一挑战在技术上需要斯提耶斯达尔这样的人创造出更高效、安静、强劲，更适合在海上工作的涡轮机。上世纪90年代，世界第一个海上风力发电场所用的涡轮机就是他设计的。

　　丹麦的成功能源转型最让人好奇的在于：如何让议会、法庭和公司董事会迅速通过方案，并且让人民看到它的优势，而不是对新生事物产生恐惧？要如何让人们接受一种技术革新，要如何将这种新能源输送到各家各户。

　　这是一代人所面对的挑战，是一场与时间的竞赛：谁先驯服风力谁将获得繁荣和力量。“你以为中国国家主席最近为什么访问丹麦？”斯提耶斯达尔问。

　　事实上，即使没有风电的成功，政治学家们早已将丹麦列为模范国家。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最新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提出“效仿丹麦”概念。这位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斯坦福大学教授认为，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小国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以其突出的政治经济体制闻名。“它稳定、和平、民主、繁荣、包容性强、政治腐败现象极其罕见。”

　　在福山看来，丹麦是“现代政治的奇迹”，是世界其他国家参照的坐标。同时这个国家体现了成功治国之道的三大要素———高效的管理、透明的司法系统和对公民负责的政府。

　　“在丹麦总有这样那样腐败的东西”，这句《哈姆雷特》中的著名台词依然频繁被丹麦政治评论家们所引用。即使丹麦也无法完全免疫于议会体制的种种弊端。但是，在国际排名中，在生活质量、竞争力、反腐败和公民满意度、政客质量等方面，这个北欧小国经常位居前列。

　　最近，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在比较100多个国家的政治现状后得出下面的结论：丹麦人对政府和行政部门的信任度相当高。在排名上，丹麦位居第三，领先德国8位，领先法国22位。调查认为哥本哈根政府的行为相当“可靠、透明”。

　　高效的管理、公正的司法和负责任的政客，这三者的结合究竟能够实现什么？风能的繁荣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在哥本哈根港口入口处耸立着丹麦风能成功的第一个明显标志。距离海岸线3公里的地方，就在当地人经常光顾的海滩前面，20个巨大风力涡轮机呈新月形排列，就像是一条项链，点缀在分隔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海峡上。“除了几个老年妇女，它们没有招惹到任何人，”56岁的埃里克·克里斯蒂安森说。他是经营这座风电场的合作组织负责人。

　　在2001年风力涡轮机———每个高100米，发电能力为2兆瓦———连网之前，只有4个人对这一项目提出了反对。按照德国的标准，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当时，一位居民抱怨说，这些涡轮机太靠近海岸，让她不得不每天看着这些庞然大物。“当然，这正是我们的意图，”答复这样说，“我们想要让可再生能源显而易见。”

　　1997年成立以来，克里斯蒂安森一直担任合作组织负责人，当时他手下只有7名员工。今天8642名合作组织成员拥有50%的股份，剩余股份由国有能源巨头D ong所有。

　　克里斯蒂安森是一位性格温和的法律专家，也是一位环保主义者，但他并不是激进分子。事实上，这个留着小胡子，戴方框眼镜的男子身上体现了一种特质，很多政治学家认为它造就了丹麦政治的成功。德国北欧问题专家伯恩德·海宁森称之为“意识形态免疫”。

　　一直以来，在丹麦，政治持续性而非翻天覆地的革命被认为是成功的保障。伟大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认为，政治思想和行动必须建立在现实之上。就风能而言，现实就是从此不再依赖化石燃料的迫切愿望。

　　在很长时间里，哥本哈根海岸边的风电场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风电场的建造没有任何规章可循，一切要靠实践一步步的摸索。克里斯蒂安森和他的同事们反复琢磨，如何让公众接受这个庞大的项目？如何筹集资金？要完成这个项目，合作组织必须筹集约1.8亿克朗———相当于2400万欧元。他们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筹集到足够资金，股东们表现出了空前的乐观。

　　虽然风力涡轮机建造在城市的门户，极其显眼，但让人意外的是，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提出了反对。有几个渔民提出抗议，但由于水污染条例，他们本来就不允许在这片水域捕鱼。还有一些水手担心涡轮机的噪音太大。还有一些环保主义者担心涡轮机可能导致海鸟死亡。

　　在其他国家，这些都是常见的反对理由。但在丹麦，风力已经成为一场“人民运动”。虽然遭到一些保守农民的反对，改革派和发明家们———包括很多嬉皮士和不墨守成规者———成功说服农民和小镇居民让出土地，拿出投资。斯提耶斯达尔说，“我们不和对自己有利的事物作对。”

　　作为一名公司高管，斯提耶斯达尔知道，在其他国家，大城市的牙医们是主要的风力涡轮投资者。但是在丹麦却不一样。风能的原始支持者们也许再也无法筹集到需要的大笔资金，现在，大型风电场的资金大多来自国际投资基金，但当地社区也参与了投资。根据法律，当地社区的投资要占总资本的20%。海上风电场———比如位于安霍特岛附近的丹麦最大海上风电场———甚至有一部分资金来自养老基金。斯提耶斯达尔说，“看到这些涡轮机，知道它们在为维护我们的养老金做贡献，这种感觉很棒。”

　　在西门子的布兰德工厂，几乎每天都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客、公务员或普通公民。“我们刚刚接待了一个来自南非的参观团。”斯提耶斯达尔说。

　　去年，当德国议会批准能源转型方案后不久，哥本哈根的一个电话响起。电话的主人叫汉妮·温德穆勒，是一个有着一头棕红色头发的娇小女子。打电话的人是柏林环境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她想知道，如果想要彻底改造一个重要产业，国家应该做些什么，而温德穆勒是这方面的专家。

　　作为丹麦能源部的法律专家，温德穆勒在她的国家的新能源计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丹麦议会于春天批准该计划。这是丹麦首相赫勒·托宁·施密特的一次重要政治胜利。去年年末上台后，这位美女首相一直被指责过于年轻、缺乏经验，因此承受了巨大压力。这个新的计划也为温德穆勒带来了大量工作。

　　温德穆勒正准备去参加她的下一个会议，她匆忙地拿了点食物，端着盘子就走出了办公室。办公大楼是典型的北欧风格，主要采用混凝土、钢铁和木材，被世界各地所效仿。温德穆勒说“议会在风能应用问题上一直高度的一致”。事实上，从日德兰半岛刚刚开始修建风电场开始，除了少数特殊情况，大家的意见非常一致。

　　在意识形态主义者看来，这种一致也许单调且缺乏新意，实际上却有着巨大优势：“这种共识为大型项目提供支持，即使政府换届也不受影响，”温德穆德说。她的上司，丹麦能源部长马丁·利得加德知道，他可以依靠丹麦人们的支持。他说，“看来丹麦人似乎天生和风能有种亲缘关系。”

　　对于北欧人对共识的不懈追求一直有着多种猜测。它可能源于宗教改革。在很早以前，身穿黑袍的教士们就开始教导全国各地的丹麦人读书写字。他们至少要能够读懂教义问答手册。福山在他的书中提出，这使得丹麦人在思想上比其他国家的欧洲人更早成熟。

　　当然对于一个像丹麦一样的小国，寻求大家一致认同的解决方案可能出于实际的考虑。这也许是过去的冲突和战争留下的教训。比如1864年与普鲁士的战争让丹麦被迫将南部土地割让给德国。当时流行的口号“外面失去的，国内赢回来”在今天依然适用。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小国家只有通过内部团结而非观念冲突才能生存下来。

　　丹麦的共识体系建立在公民对国家和政治的深厚信任之上。事实上，在这一点上，其他任何西方国家都无法比拟。像温德穆德这样的人民公仆用行动确保这一优良传统的持续。

　　她的团队负责海上风电场的规划建设，包括协调所有相关部门，委托进行必要的环境研究，获得必须的许可，制定规则制度———一切都在一个屋檐下进行。“我们计算要实现我们的能源目标需要多少风能，”温德穆勒说。此外他们还讨论修建风电场的地点，选出最佳位置，进行所有必要的前期调查。

　　“这是我们为投资者所做的，”温德穆勒说。在别的国家要得到风电场的修建许可，风电公司必须经过政府部门的层层审批。这让她觉得实在难以理解。在丹麦，所有前期准备工作都由政客承担。温德穆勒的团队选择好了地点之后，这片区域将进行拍卖。“合同将被授予投标电价最低的公司。意思是，给公司承诺将以这个价格向公众提供电力。

　　这个过程对于所有人都有好处：电力公司清楚地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温德穆勒说。“他们不用担心接到投诉抱怨，也不用担心政府突然颁布新的规则。”这种集中计划的方式同样有利于国家：它可以确保它制定的所有目标都得到尊重。

　　德国政府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将数十亿欧元投入低效率的光电产业。在丹麦，这样的错误的能源政策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感谢透明的程序，公民们可以期盼项目的成功———他们通常用忠诚来回报政府。然而，信任同样意味着所有参与者都开诚布公，公司必须证明他们尊重投标过程的所有规则。

　　温德穆德的机构必须确保最大程度的透明度。“腐败”，温德穆勒说，“在这个国家几乎不可能。”整个过程的所有细节几乎都是公开透明的，任由公众监督。在丹麦透明是一条双行道：公民和记者可监督政府所有的工作。反过来公民也必须允许国家更多地涉足他们的私人事务。

　　这种开放原则是北欧典型的特点，难怪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中，丹麦往往名列一、二名，这意味着，在透明国际调查的所有国家中，它是最不腐败的国家。这可能和北欧国家盛行的强调道德观念的新教有关。几个世纪以来，虔诚的社区宗教领袖们竭尽所能地确保人民严格遵守教义。但政治学家也认为，这种严谨是北欧国家成功的秘密之一。

　　腐败就像一种腐蚀剂，它渗透国家机器，导致一切生锈腐败，最终完全瘫痪。比如，如果人们认为他们的政治领导任人唯亲，他们还会心悦诚服吗？

　　温德穆勒知道，当一个政府宣布一个大型项目，而公民的条件反射是立刻投诉、抗议、组织游行，那么这个国家的内部肯定出了什么问题。同样地，她无法理解，为什么德国的海上风电场遭遇如此大的抵抗，最后不得不建在从海岸边看不到的地方。肯定不是因为丹麦人特别关注环保。风电场，尤其是陆地风电场在丹麦也有众多的反对者。但政府想方设法让风能对当地人更具吸引力。能源部提供各种奖励措施：风能的部分收益将交给当地社区，用于环保项目。温德穆勒说，“对于他们这是一项不错的额外收入。”如果风力涡轮机的建造可能令周围的房地产贬值，主人也将得到相应的赔偿。此外，国家还扮演担保者的角色，防止管理风电场的合作组织破产。“这样做可减少人们的担忧，鼓励大家投资风能。”

　　由于这些原因，在丹麦，风能相关的投诉比德国少得多。事实上，丹麦有两个受理公民投诉的委员会，都由法官主持。“任何反对风电场修建的人都有发言的地方。”温德穆勒说。仲裁者达成决议通常需要6个月到1年时间。不满还可以上诉。“据我所知，迄今为止，普通法庭还没有接到过任何这一类案子，”温德穆勒说着走进了会议室，时间刚好。

　　今天的议题之一是关于在北京新开设的办公室。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正迫切寻求新能源建议。“想象一下，”温德穆勒说，“来自丹麦这样的小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