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教授培训中国官

顾汉现

洋教授培训中国官

2012-07-09 16:21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核心提示： 当中国官员与洋教授在课堂上相遇，其中的思想和文化碰撞以及整个培训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或许正是这一轮中国官员培训热潮希望达到的效果之一。



邱炯／插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杨梅菊 发自北京

12-5月28日，“第七期全球公共政策高级培训班”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正式开班，来自全国29个省区市、各部委以及新加坡的共50多名官员，将在这里接受为期两个月的培训。这一天，距离清华大学“中美高级官员培训”项目结束刚好一个月。而这仅仅只是中国官员接受国际化培训大潮流中的两朵浪花。
官员们，上课了！
“一万年都要学习嘛！”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这样论述。
半个世纪后，当数目庞大的中国官员重新回到校园，与来自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一流学府的洋教授们进行头脑风暴，与来自中国最知名院校的老师们就医改和钓鱼岛问题激辩时，另一种课堂正在成为中国官员“学习中国和世界”知识的重要载体。
多年来，中国的官员培训已逐渐走出单一的党校模式，形成党校为主，辅以高校、海外和现场的多渠道局面。而课堂上越来越多的外国官员面孔，则更是近年来中国在官员培训道路上的新探索。
从中外官员们参加培训的课堂上，以及课堂中的中外官员身上，或许能从一个侧面，读懂中国以及它所联系着的世界。
“中外混搭”新模式
2012年5月28日，“第七期全球公共政策高级培训班”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正式开班，来自全国29个省区市、各部委以及新加坡的共50多名官员，将在这里接受为期两个月的培训。而这一天，距离引来大批媒体关注的清华大学“中美高级官员培训”项目结束刚好一个月。应该说，这是中国当下官员培训热潮中代表较高水平的两个项目，它们所引领的国际化的学术模式，是未来中国官员培训的主要方向之一。
目前尚在北大进行的“全球公共政策高级培训班”，联合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国巴黎政治学院，主要向以中国的高级公务员为主的学员教授方法论、公共政策有关的课程。项目每期历时九周，每周都有一名教授授课，课时五天，每天上六个小时。这意味着，在一周内，参加培训的官员要消化掉正常一个学期的课程量。
与学术驱动全球公共政策高级培训不同，刚刚结束的“中美高级官员培训”则呈现出另外一种微妙而有趣的思想对抗——常常有尖锐的问题被来自美国的官员们抛出，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为什么要和俄罗斯一样投反对票？所谓的“不干涉内政”是不是就等同于“没有原则”？甚至在中美官员交流为主的圆桌论坛上，对彼此身份的顾虑压倒了双方的发言欲望……
而无论是漂洋过海的取经，还是中外交流的思想对撞，每一次官员培训似乎总能产生无数话题。与此同时，在经由多年的实践证明下，这种时间虽短但信息量极大的培训，在现实层面对中国官员的影响也正在一一呈现。
“哈佛计划”
要探究其进入中国官员培训的历史，则要从本世纪初说起。
2003年，当第二期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开学典礼在清华举行时，曾出现大批媒体不请自来围观现场的局面，彼时中国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的干部培训尚未走得太远。而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三方共同举办的这项培训计划，作为第二批接受培训的中国中高级官员，59名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全国各省市党政机关、研究机构的地厅（局）级以上干部，在清华培训3周后，将飞赴哈佛大学学习6周。一些民间人士因此称之为中国官员培训的“哈佛计划”。
这并非中国官员培训第一次走进哈佛。
早在2001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根据当时的培训热，提出了一项被外界称为是针对中国官员的“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构想。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合作的举办形式也被确立下来。按照计划，从2002年起5年内，三方共同持续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年一期，每期为中国政府培训60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官员，有资格接受这项培训的官员都应具备副厅以上的级别。培训计划则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国内培训，第二阶段到国外培训。
中国高校参与到对官员的培训，正是始于2002年登场的“哈佛计划”。实践证明，在接受了海外熏陶后，这些陆续“学成归来”的官员尽管可能由于培训时间过于短暂而无从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但“新观念、新思想、新方法”却在这些人脑子里生根发芽。

顾汉现

洋教授培训中国官（2）

外国教授的惊讶
最有说服力的观察，来自于那些给中国官员授课的洋教授们。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最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塞奇就曾表示，一开始，美国的教授们还担心中国学生“内向”、“不爱提问”、“不爱发表意见”。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在讲课中，围绕一个问题，中国官员们提出的不同意见竟达五六种之多。
由于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学员们对一些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有时连外国教授都觉得很有启发。“中国学员培训班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所经历的最成功的一届培训班，也是哈佛教授们遇到的最尖锐的一班学生。”塞奇说。
同样，2012年夏天到北大培训中国官员的巴黎政治大学坦克雷德·瓦楚里耶博士也对中国官员的表现感到欣喜。瓦楚里耶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在讲述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问题时，组织了一个模拟《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多哈大会，让1/3学员代表中国，1/3代表美国，1/3代表欧洲，“我告诉他们，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点，充分投入到角色中去。”
“学员们都做得非常好，有些甚至大大超出我的预料。”瓦楚里耶评价说，中国学员都很聪明，表达欲正逐步增强。
而对于国外教授完全不同于中国教育模式的培训方式，北京市第一位参加哈佛培训的官员鲁勇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那里，中国同学们学到了非常多的实用知识，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而曾经于2002年参加过第一届哈佛培训班的52人的代表之一、时任山东济南市副市长的王天义也表示：“培训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增强了战略思维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既走向世界，也回归传统
当高校立足全球语境内试图对中国官员进行全方位培训的同时，另一种培训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一批又一批厅局级干部赶赴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接受培训。而延安模式，也一度成为中国官员培训众多标签中的一大热词。
与清华、北大等名校培训时干部们坐在教室里戴着同声传译听讲不同，在延安干部学院参加培训的官员大多年过四十岁，散布于延安的各个革命旧址，坐在随身携带的小板凳上，聆听老师讲课，积极提问发言，师生之间激烈讨论有时会持续一个下午，而培训期间每天50元的伙食标准更是令有些官员笑称“忆苦思甜”。而这种强调现场的体验式教学，正是以延安干部培训为代表的中国官员培训的另一种“流派”。它是中国庞大的官员培训体系中富有特色的一部分。
作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三大学院，延安与井冈山干部学院侧重于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教育，位于上海的浦东干部学院则更倾向研究探讨改革开放前沿的问题——它们构成了当下官员培训热潮中的另一“回归传统”模式。
有意思的是，有时候官员培训并非只是一个单项经验传递的过程，通过对学员的反向观察，能够看到一个社会的问题。例如某年根据中组部制定的大规模培训干部的计划，来自15个中央部委的2000多名司局级官员到指定的几所院校开始学习培训。而与以往的干部培训不太一样，此次学习不是统一上课，而是官员们可以自主选学，选课人数到一定规模才开班。但从当时“自主选学”情况看，“幸存”的42个讲座中，国学、宗教哲学等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多达19个。报名人数在前三位的讲座是“周易智慧”、“道家思想与老庄智慧”、“佛教禅宗与人生”。相比之下一些典型的现代学科则遭到冷遇，比如心理学、系统科学等讲座，由于报名人数不足，被迫取消。
另一方面，多年来官员培训年年有，但对媒体的防范却也年年不缺席。在今年中美高级官员培训课上，甚至由学生投票将媒体赶出课堂。但这种一方躲避一方痴缠的关系同时也暗示着，官员培训课程在信息向外传递上的丰富性和可供挖掘性。正如一位工作人员所说，“一屋子人，每个人都是一方父母官，怎么可能没有信息呢？”
培训之路的变迁
某种程度上，梳理几十年来中国官员的培训史，几乎就是在梳理新中国的发展史。60多年来，几次培训热潮，既折射出中国各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反映了执政思路上的变迁。
新中国刚刚成立后，由于对建设现代社会的知识几近空白，最快捷的方式当然是向“苏联老大哥”取经。据相关统计，1950年至1963年，有近万人赴前苏联和东欧留学，主要学习实用类的科学技术，出现了一批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
接下来的官员培训热潮，则是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持续至今，主要是去美国与“西方世界”接轨。赴美培训的队伍中，从高官到基层官员都有。“哈佛计划”和“江阴项目”影响深远。与哈佛计划的高校牵头不同，江阴专组党政官员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被视为地方政府渴望学习先进管理模式的主动选择，被冠之以“江阴项目”。据介绍，期间受训的江阴官员须完成创新经济、公共管理、城市规划、金融投资、可持续发展、动漫产业、文化产业等36门课程的学习。同期广东、河南等地也曾派出类似的培训团赴美国、英国，轮训官员。
留美热的同时，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高层将目光瞄向了新加坡。“新加坡有中西文化合璧的优势，在制度上不同于欧美国家，和中国一样都是一党执政，从政治生态上更接近中国。”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如此解释。新加坡实现了在人民行动党领导下的经济高速发展、吏治清廉和社会稳定，这是西方经验无法替代的。由新加坡外交部出资、南洋理工大学执行的中国官员培训，被媒体称为“市长班”。
从留苏培训推进了新中国的工业、科技发展，到受训美国的官员从文化、价值观念、法律体系等方面对国际规则的全面了解，再到“新加坡模式”使中国各级官员在执政过程中的受益颇多，时间改变着中国的官员培训之路。
但同时，正如《香港商报》指出的：在中国向世界学习的路上，并不存在可供完全复制的经验，美国模式无法照搬，“水土不服”时时出现；新加坡能实行的政策，因为历史、既得利益等原因在中国亦未必能实施。反观今日中国，官员的问题往往不是出在能力上，而是出在道德上，而提升“官德”所需要的更多是向“内”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