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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朱德为何三易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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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7 14:25:32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就职中共中央第一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9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年事虽高,但很勤快,喜欢到地方了解情况。一位很有地位的同志说,党内他最佩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有思想,一个是朱德实际知识很丰富。朱德的实际知识,来源于几十年社会生活的丰富阅历,来源于建国后经常的深入基层。
1958年以来,朱德每年几乎都有一半的时间,在外地视察工作,了解当地生产、群众生活。四年的时间里,他除了西藏、云南、宁夏,几乎走遍全中国,像其他常委很少涉足的新疆、甘肃、青海、内蒙、贵州、福建等,都留下了朱德的足迹。康克清说:“给我的直观感觉是,这些实地考察,加深了朱老总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形成了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在七千人大会上,朱德要讲些什么呢?
比较有意思的是,为了在大会上的讲话,朱德三易其稿,颇费思量,表现得有点特别……说起来情况是这样的:
1月9日,在大会开幕之前,朱德起草了一个讲话稿,并送给毛泽东征求意见。信中说:“主席:送上讲话草稿,请你修正。并问你好。敬礼 朱德。”
1月13日,朱德又把讲话稿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谭震林等广泛征求意见。每一份讲话稿上,朱德都亲自写了请“修正”字样。在给刘少奇的稿件上,还专门附了一封信。信中说:“少奇同志:你的报告读过了,很好,很完备,很透彻……我完全同意。我准备了讲话稿,请你修正。此致 敬礼 朱德。”
反馈回来的情况是:邓小平于1月27日批写“退总司令”。谭震林2月1日批写:“已看了一遍,最好是谈一谈总路线问题。”李富春1月30日退来的稿子上说明:“有三处小的修改。”其他人未见有书面反馈意见。
朱德的这个讲话稿,主要讲四个问题:
一是谈当前国内外的形势。他的看法是:总的说来是很好的。“在国内,12年来,特别是大跃进的4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连帝国主义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他还说:“事实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今后历史将进一步证明,三面红旗不仅是我们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而且是走向共产主义胜利的道路。”
二是讲要积极发展手工业,还应注意恢复和发展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生产。
三是讲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大力开发能够出口的一些产品。
四是强调有了正确的路线政策和办法,关键在于贯彻执行。基本思想是强调贯彻各项具体政策,也就是当时各行各业制定的各项条例。
从讲话的内容看,朱德这个讲话稿主要是围绕经济问题展开的,其中积极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积极发展对外贸易问题,是他平时比较关注的问题,在当时也是两件大事。在今天说来,也仍是十分重大的事情。现在我们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千方百计扩大出口,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国策,从这个意义上讲,朱德很有眼光。所以,朱德的这个讲话稿还是中肯的。至于朱德对“三面红旗”的充分肯定,应该说是当时程序化的表态。
但是,不清楚为什么,1月29日,朱德改变了主意,他写信给毛泽东说:“我拟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原来起草的稿子不好,不适用,又重新起草了一个。现送上请修正退我。”
也就在同一天,朱德又写信给邓小平说:“前稿不适用,又写了很简单的稿子,在这次大会上口头上讲一讲,以兹鼓励。请你再修改退我。”
朱德的这个讲话稿(二稿),确实非常简单,同第一个比起来,相对较空,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可以说是一个表态性的发言,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给大家鼓劲的发言。讲话稿说:
我完全同意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做的报告。12年来,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上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特别是1958年以来。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面的大跃进。我们的三面红旗,是毛主席总结了我国6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经验后提出来的。因此是完全正确的。他不仅得到我国6亿人民的热烈拥护,而且得到亚非拉美革命人民的赞扬和支持。
按照这样一个基调,他最后强调:
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要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周围,高举三面红旗,为完成1962年的任务,为超额完成十年规划的目标奋勇前进。
这个讲话稿,在表态方面,似乎更强调了“三面红旗”的重要作用,对过去几年工作的评价明显是夸大其词的。在这个稿子里,1958年以来不仅实现了“大跃进”,而且这个“大跃进”是“全面的”,“史无前例的”。不清楚朱德为什么要准备这样的讲话,这难道是他的真实想法?以朱德一贯的做法来看,似不太可能!
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中间的反复出于什么原因?
为此,笔者曾打电话给目前惟一能够了解情况的朱德的秘书曹全夫同志,向他寻问事情的原委,并说朱德讲话的第一稿上还有他批写的“打印15份,1月10日,送玉泉山”字样。曹全夫同志反复回想,并试图找出自己的日记本,可惜已经不知去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他来电话说,40多年了,实在想不起来了。到此,真是使人感觉很无奈,莫非这真的成了历史谜团?
无奈之下,仔细翻查当年的一些材料,想找出一些比较合理的解释来。事情是不是这样呢:1月29日,林彪在大会讲话,他大讲“三面红旗”的重要意义,对过去几年“三面红旗”的评价调门很高。林彪讲完后,受到毛泽东的当场表扬。此时的朱德,有可能以为大会会按林彪的口径统一思想。
原因是:1959年庐山会议的前期,朱德曾表现得十分活跃。会下不断找人谈话,了解情况、交换看法;会上积极发言。他批评1958年是发了一阵疯,“农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不但损失了20个亿,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别的事情”,他反对办公共食堂,提出要坚持自愿参加,即使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他评价1958年说:“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一是公社化。结果该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坛坛罐罐归了公,农民的家务被搞掉了,使国家也受到了很大损失。现在应该退回去,首先要把农民的家务恢复起来。”他还说:“如果去年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样再维持几年,农业就会皆大欢喜了。至少肉、鸡、蛋会有的吃。”我看应当让农民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的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或许朱德本人没有意识到,对全国大炼钢铁、公社化提出批评,强调不要怕农民富,实质上就是对“三面红旗”、对担心出现富裕阶层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提出了批评。庐山会议前,党内还是比较敢于讲话的。
庐山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之后,朱德又说,彭总的看法是错误的,但彭总的信起了好作用,“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朱德的几次发言,都是这个调子,毛泽东不大满意,在中央常委会上,批评他“未抓到痒处”。
由于毛泽东的不满和批评,朱德在庐山会议小受挫折。庐山会议结束仅仅两天,中央军委在北京就召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因为朱德在庐山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曾批评过“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在这次会上,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的批判。会上,林彪“帽子”满天飞,出口伤人,污蔑朱德是“老野心家”、“想当领袖”,还说朱德实际上“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朱德被迫做了检讨。这次会议之后,中央军委进行了调整,毛泽东为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朱德由副主席降为常委。随后,他的检讨在党内下发。
在遭受这一系列的挫折之后,朱德变得谨慎起来。这次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的讲话虽然很是大胆,与会者对过去几年的工作也是议论纷纷,而林彪却反其道而行之。朱德根据自己多年对林彪的观察,认为林彪最能揣摩毛泽东的心思,况且林彪的讲话当场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可能在担心,大会会不会突然转向?再来一个类似庐山会议的反右倾?这或许是朱德决定换讲话稿的原因所在。当然也可能另有其他原因,还待深入研究。
2月6日下午,轮到朱德在大会讲话了。按照大会的安排,这天下午是邓小平和朱德两个人讲话。待邓小平讲完时,时钟已经指向18时,外面的天空早已暗了下来。毛泽东说:现在,请朱德同志讲话。在大会的一片掌声中,朱德开始了讲话。
只听朱德开口说道:今天我要着重讲一讲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原来,朱德又改变了话题,不是他送给毛泽东、邓小平的第二个讲话稿了。看来他对自己那样的表态也不满意,于是又换了讲话内容。
不过朱德在大会上做反修报告,也多少让人有点颇费思量。对于反修,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的。这次大会未召开前,他曾布置由周恩来在大会上讲一讲,因为年前周恩来曾率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由周介绍一下情况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因为大家的兴奋点都在国内的缘故,周恩来一直没有做这样的报告。现在朱德忽然来讲,或许他受了委托?或许是有别的原因?
分析起来,大概与毛泽东1月30日号召发扬民主,强调要让人讲话有关。从2月3日朱德在山东组的讲话来看,他还是比较放开的。他批评党内的一些现象,说:
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应当治病救人,不能搞惩办主义,无情打击。要很好地爱护干部,尊重党员的权力。
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
他还讲了农业和手工业问题,说:
把生产队搞好,自留地分配好。其余如大队企业如何办好,这些问题都要有个规定。
中国人民过去几千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主要是靠农业、手工业生产维持。今后手工业生产还要发展。办手工业可以使老小有事做,有收入。有些东西销到国外可以换粮食、钢材。现在工业半成品还不多,手工业产品还很需要。
他认为党制定政策不能忽视的问题是:
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不能安居乐业,如何增加生产?所有的人都要安居乐业。
从这些讲话来看,朱德很痛恨在党内搞惩办主义,尤其是一反什么就是一阵风,这几年党在这方面吃了亏。他谈到的要使“所有的人都要安居乐业”,表明他的指导思想,是把安排好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他强调的“中国人民过去几千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主要是靠农业、手工业生产维持”,实际是批评“大跃进”运动超越了中国的现实情况。
当然朱德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看得十分清楚,也并不意味着他对社会主义建设到底怎么搞已有一套正确的思路。重要的是,他讲出了自己的真心话。他在福建组还讲了以下一段话,他说:
这两年搞多了一些,想越快越好,计划是有错误的。高指标、大计划是否通通都错了?还不能那样说。有些是错了,有些开始看不出来,……以后搞不起来才知道了,当时哪个晓得搞不起来?北京修大建筑,不修已经修了,不能毁,在世界上是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经济上吃亏了,人家来参观,都说中国了不起。
这应该是朱德的真心话,也是他的亲身体会。当时的人们对一些事情,并不像现在的人能看得如此清楚,从毛泽东到刘少奇,都强调总结经验也只是初步的。其中的含义也就在这里。总之,随着大会的深入,朱德由比较谨慎变得开朗起来,本来那个表态的稿子多少有些违心,在大会上再讲已没有必要;但第一个讲话稿他已经自我否定,不可能再讲。那么讲点什么呢?国内的问题大家都已经谈的很多,就讲讲反修的问题吧。
那么朱德是怎么讲反修问题的呢?他说: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现代修正主义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比较完整的路线。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分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原则分歧,是关于世界革命运动的路线性质的分歧。
什么样的原则分歧呢?朱德又说:
……他们在对敌问题上,不要革命,厌恶革命,要对美帝妥协,厌恶对美帝斗争,在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上,从大国沙文主义,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要所有的兄弟党、兄弟国家都无条件服从。
在朱德看来现代修正主义的表现主要有两条,一是对美妥协,二是大国沙文主义。究其根源来说,他们“是从害怕战争变成害怕革命,自己不革命也不许别人革命,发展到系统的完全修正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因此,朱德强调:“面对着这些错误路线,我们当然绝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屈服和让步。如果我们屈服和让步,就等于放弃正确的路线,放弃马列主义的阵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负责任,就等于放弃无产阶级立场,放弃革命,变成修正主义,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同时,我们必须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
朱德在讲话时还谈到一个问题,也值得一提。在讲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何防修的问题时,提出高薪阶层和富裕农民是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他说: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现代修正主义也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市场。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警惕。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有高薪阶层和富裕农民,他们容易安于现状,追求生活享受,革命意志逐渐衰退,他们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成为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
朱德的这个认识,同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所说,要让农民富,一家一家的富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是相矛盾的。这也表现了朱德的矛盾所在。这个认识是否真的代表他的所思所想,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朱德讲话后,毛泽东说:“同志们,今天就散会。明天上午开省一级的会,下午开大会。”
毛泽东对朱德的讲话没有做任何评论,就散会了。
大会之后,中央在下发中央常委讲话时,朱德的讲话没有下发。
手持提纲发表大会讲话,是这次七千人大会的一大特色。事前,毛泽东曾提出中央常委都在大会上讲一讲,但具体讲些什么,他没有布置。刘少奇是按提纲发言的;林彪也把事先写好的材料扔在一边,临时拉条子讲;朱德事先准备了两个讲话稿,后来也临时换了内容;毛泽东甚至连讲话提纲都没有。2月7日,七千人大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也是手持提纲,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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