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金日成一开始并不打算让中共参与朝鲜战争

步天涵谷

毛泽东一生唯有两次出国，而且两次都是到访莫斯科，但是这两次仅有的出国经历给毛泽东的感受却是截然不同的。第一次出访莫斯科，斯大林的冷遇让毛泽东一直心有余悸——刚刚抵达莫斯科，就被放在“坐落于乌索夫的斯大林一个远处的别墅里”“苦熬了好几天”。第二次出访却破天荒地受到苏联领导团体的高规格接待，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都亲临机场迎接。面对贯行“老子党”作风的苏联，这样的待遇让毛泽东受宠若惊。苏共的举动反差如此之大究竟为什么呢？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矛盾与分歧让毛泽东遭受冷遇

在如何对待中共的问题上，斯大林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一方面，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纯粹的共产党，因为早期的中共的确是更多地注重如何实践，而忽视了理论根基的培养。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一无所有的一个地下党派在生存环境极为恶劣、随时都有可能夭折的形势下，是没有机会花时间在理论问题上面的。他们不仅要想办法扩大党的队伍，团结工人和贫农；还要保存有生力量，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查，能够存活实属不易。而正是这一点让莫斯科很反感，因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在充分理论根据下实现的，而中国的状况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在他们眼中，一个没有足够理论支撑的党是不纯粹的。另一方面，斯大林也“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并以此作出了种种不恰当的决定。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1945年斯大林“不许革命”的片段。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整个抗战期间，斯大林就是因为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才把“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而在渡江战役前夕，斯大林以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给中共，指示中共不要反对蒋介石，说如果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这一点也给中苏两党造成了很大的分歧，苏联站在本国利益的角度，不想再把疲惫不堪的苏联人民拖进与美国的战争危险中，无视中国的革命实际和中共领导人的感受，让两党产生间隙。

而毛泽东一开始也对斯大林颇有怨言，他认为苏联将“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没有真正用心地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同时，留苏派的“洋房子先生”们也处处压制毛泽东，让他难以在中国革命中伸展拳脚。他们首先是支持刚刚回国的留苏学生王明(陈绍禹)掌握党内重要权力，不断地搞“左”倾、右倾，给中共带来了覆灭的危险；后来，中国革命眼看就要成功了，又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表示出对中共的极大不信任。

渡江战役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也让斯大林感受到了中共的“不听话”。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前往莫斯科拜访斯大林，目的是取得苏联的支持和信任，以求在国际社会站住脚跟，结果却遭到了斯大林的冷遇。除了第一天得到斯大林的欢迎和接见之外，基本上都是“关在房子里睡大觉”，斯大林没有任何接见毛泽东的意思，后来在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上也是一波三折，令毛泽东深表不满。

合作默契让毛泽东大受尊重

中苏建交之后，两党两国关系有了一个很好的磨合期，突出地表现在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事务中的配合。通过对几个重大事件的处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出来，令苏联领导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在北朝鲜，金日成提出了统一朝鲜的计划，希望将美国彻底赶出朝鲜半岛。金日成曾经对苏联使馆工作人员说，“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可见，金日成对此次战争非常看重。斯大林也认为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但是,无论是金日成还是斯大林，都深知仅凭朝鲜劳动党的力量是无法完成重任的。

中共刚开始并不在金日成的考虑范围之内，除了积贫积弱的国内环境之外，在中国境内有着数以万计的朝鲜族人，其中很多都是战争时期从朝鲜逃难而来，如果让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万一中国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很有可能让境内外朝鲜族人连在一起，造成朝鲜的不稳定。况且两国接壤面积辽阔，朝鲜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的属国，如果中国对朝鲜图谋不轨是很容易取胜的。

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金日成不打算让中共参与这件事。此时的斯大林意识到了苏联的尴尬处境，对于苦无不冻港的苏联来说，若能将朝鲜全盘揽入怀中，开拓出海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二战时期，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所产生的破坏力是举世共睹的，如果苏联红军再次进入朝鲜，与美国的核战争将一触即发，这样的战争后果，必定令百废待举的苏联难以承担。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苏联的险境将会很好的化解。事实是，毛泽东后来的确在这个问题上帮了斯大林不少忙。无论如史料所说的中国官兵损失有多大，但是能够将不可一世的美国赶到三八线附近签订《停战协议》，对于中国和社会主义同盟来说都是一场胜利的战争。

1956年，并不平静的东欧突然爆发了“波匈事件”，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倾向于和平解决匈牙利危机，但是匈牙利党内局势十分危急，已经分裂为两大对立派别。面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安全受到的威胁,他们也无法承担党内分裂的风险。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苏联处理波兰和匈牙利危机时表现得犹豫不决，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莫斯科需要北京的支持和帮助。

毛泽东认为，波兰只是要自己探索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无意脱离华约组织，因此劝说苏联从波兰撤军。而对于匈牙利问题，毛泽东则认为资本主义即将在匈牙利复辟，并确信只有军事干预才能解救危机，他坚持请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修正主义者采取军事行动。苏联后来作出的决定和毛泽东的意见如出一辙，而两国在配合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也尤为关键。中苏两国在“波匈事件”中的密切配合不仅维护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信，也保证了共产党内部的团结与统一。

当然，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帮助处理这件事的的意义不止于此，在处理1956年秋天的危机中，赫鲁晓夫最关键的行动之一，是将中国带进了欧洲。开始介入东欧事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一点显然也让中共颇为满意，中苏之间的关系多了一层大国合作的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还未结束，苏联党内发生重大变故，斯大林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赫鲁晓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将传统的外交重点由欧洲转向了亚洲，中国被摆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195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苏联派出了由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带队的访华代表团，两人分别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和军事部部长，足以表现他对中国的重视。在这次访华之后，苏联也履行此前一直未兑现的承诺，将旅顺港和中长铁路无偿还给中国，并增加了50个援华项目和15亿卢布贷款等等。这在当时苏联党内阻碍极大，但赫鲁晓夫力排众议，坚持强调这对于社会主义阵营有重要意义。

中苏关系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发展，应该说与赫鲁晓夫时期国内外环境不无关系。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想要清除斯大林留下的政治遗产非常困难，而树立自己在苏联乃至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信也至关重要。他采取的方法是对内平反冤假错案，使自己获得人民的支持，削弱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洛维奇等人的实力；对外则争取中国的理解和信任，扩大自身在亚洲的影响力。

值得指出的是，在《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时期，毛泽东也相应地给了赫鲁晓夫莫大的支持。在苏联党内，伴随着赫鲁晓夫个人专断作风与日俱增，苏共中央逐渐形成了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洛维奇和伏洛希洛夫等人为首的反对派，并在主席团内部形成多数。1957年6月18日，在违背赫鲁晓夫意愿的情况下，苏共中央召开了部长会议并由布尔加宁担任会议主席，与会成员都表示了对赫鲁晓夫的指责，并通过多数票免去了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职务。在苏军最高统帅朱可夫元帅的支持下，赫鲁晓夫才得以摆脱困境，重新掌握国家大权，并将莫洛托夫等人以“反党集团”的名义开除政治局。

赫鲁晓夫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遭遇到了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在此后苏共基层讨论中央全会决议的过程中，相当一批党员和群众在会议发言中表现出惊慌和怀疑的情绪，他们很难理解所发生的事情。

为了巩固苏共新领导集团在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赫鲁晓夫很清楚，他在莫斯科的举动需要得到各国共产党的支持，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对米高扬说，“中国朋友对中央全会的决议感到满意”，“认为做得非常好”。主席团会议因此一致认为，米高扬对中国的访问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为了感谢毛泽东和中共对苏共中央决定的支持，赫鲁晓夫决定立即开始已经拖延了很久的对中国进行核技术援助的双边会谈，并在10月15日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这标志着中苏同盟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苏联在尖端技术方面对华援助也将进入到实质性阶段。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1957年11月莫斯科“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举行的时候，毛泽东率团访问莫斯科，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苏共最高领导集体都亲自前往机场迎接，让毛泽东甚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