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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本书,是美国人写的,1949年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大受欢迎,不仅是当时的畅销书,而且是常销书。有统计表明,到1996年,该书在日本重印逾百次,印数为230万册,恐怕日本的经典著作也不过如此,这部书译成中文后也被大量发行,光是商务印书馆的版本就重印几达20次。这部超级畅销书就是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撰写的名著《菊与刀》。
这部书的产生在今天看来,也许不以为然,因为是本尼迪克特应美国政府之请写的,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命题作文。不过,看看时代背景,对这个问题就有新的看法了。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和日本正在太平洋展开着殊死搏斗,但美国已经预测到胜利属于保卫民主和自由的盟国一方,于是,就请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的情况。本尼迪克特采访了被拘留的日本人,并参考了大量的书籍,主要是文学,写成了报告,向政府提出建议,即日本不像其现在显示的那样,搞什么“一亿玉碎”,而是会投降,但美国不能直接对其实行直接统治,因为两国,或者说欧美和日本的文化差异太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本尼迪克特的预言是正确的。这部报告后来就被整理成《菊与刀》这部令人称奇的书。
顺便说一句,美国是积极研究敌对一方的,从各个层面上,都在进行学习和研究,正应了《孙子兵法》上的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日本却攻击盟国是“英美鬼畜”,学校都不学习英语了,两相对照,再看看结局,足以见得理性的力量是能够战胜丧心病狂的野蛮激情的。
我们看这部书时,可能最先感兴趣的是书的名字。菊是日本皇室的徽章。为什么要用日本皇室的徽章做标题呢?让我们先看看日本的天皇究竟是怎么回事?
日本的天皇古代不过是一个部族的酋长,逐渐强大,战胜了其他部落,而称为首领,但在体制上并不成熟。于是,日本人向中国学习,引进了中国隋唐的典章制度,甚至文字,日本天皇比拟于中国的皇帝,实行皇权专制的政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文明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古代中国。美国著名的日本通赖肖尔曾经说过,如果拿欧美文明比方,中国是日本的希腊、罗马。日本的文明在政治上就是以拟制中国产生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菊是文明的象征。后来,虽然日本武士夺取了日本的实际统治权,但天皇朝廷一直存在,并且以上流社会的风貌呈现在日本人的眼前。
我们再来看看刀。刀通常被称为武士刀。近年的研究认为,日本刀是冷兵器中占据首位,能劈能刺,给人造成致命伤,这种刀由于淬火时的水质关系,异常锋利,且轻便好用。日本人常说,日本刀是日本武士灵魂的故乡,这说明日本是个尚武的民族。而武士在日本是中世纪出现的,他们是些中小地主及地主武装,也被称为“侍”,侍是侍者的意思,就是说,天皇等朝廷贵族雇用他们为其卖命,可见他们在政治社会中是个什么样的地位。但后来他们却夺取了政权,从此就有了幕府政治,即实权在征夷大将军――武士首领手中,而天皇和贵族们却是没有实权的牌位而已。不过,如上所述,正统的文明还是在朝廷,武士在某种意义上,是野蛮的。
直到明治维新,天皇才被再一次抬出来,称为日本中央集权的象征,而那时的武士也成为日本国的国民,但这样的文明区分是否还存在,却难以断言。所以,这部书的名称未必是出于这种文化和历史背景而确定的,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本尼迪克特在调查中发现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格。一面是温文尔雅,一面是残忍冷酷;一边是善于学习,一边又妄自尊大;一面饮茶坐禅,一面却好勇斗狠。这种两面性正是区别于欧美的特质。
二十世纪初的日本,学术界和媒体曾有过对于国民性的研究或报道,这种看法也传播到当时的中国。现在几乎人人皆知,这是不科学的说法,因为国民性意指固定的,无变化的某个民族的特性,但事实上,国民及其文化是流动的,譬如,十八世纪的英国人是好吵闹的,但到了十九世纪却成为沉默寡言的民族。正因为如此,本尼迪克特在探究日本文化或人的双重性格时,并没有使用国民性这种不科学的,同时也是懒惰的方法论。她认为日本人之所以这样,是幼儿教育和成人教养不连续,此外,还有外部的规定,如等级制等。经过她的一番探索和研究,就有了一个令人心服的论点。
同时,和所有文化人类学家研究一个民族或部族时一样,对这种异己的文化要有一个整体上的评价或定义。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而西方则是“罪”的文化。
日本人重视羞耻心,讲究面子,但为什么这样?笔者不揣冒昧,想猜测一下。中国人也很讲究羞耻心,这来自于儒家文化,而日本也吸收了儒家文化,这多少对其是有影响的。当然,日本本土的文化作用更大。而西方则是基督教的文明,原罪说是其文化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两者反映到生活中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那就是日本人往往被外在的环境所限制,譬如,说做事总要看看外人的反应,而西方人更注重内面的反思。
本尼迪克特的这部书不仅立论新颖,且使用的论据也有独到之处,她大量引用日本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行为及风俗,别开生面。我们知道,在新闻媒体受到限制时,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日本的文学从根本上讲,是现实主义的,甚至是自然主义的,本尼迪克特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不得不让人叹服她的聪颖、机敏及创新的思维。
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家,其研究方法是静态的,所谓共时性研究,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看法,譬如,在日本版的前言上,有日本学者就指出本书的研究忽略了历史发展。但这有些求全责备,因为历时性研究不是文化人类学或社会学的主要方法论。
不过,也可以指出一点,那就是日本的菊与刀的文化中有不少因素和中国是相像的。譬如,作者引用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作品,其中主人公和另一个人物反目,想和其绝交,但首先是想把受那人的恩惠都还回去,才能对自己下一步的行为问心无愧,本尼迪克特认为欧美人绝不会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中国人难道不是也经常这样做吗?当然,这也是对本尼迪克特吹毛求疵,因为她没有研究过中国。只是我们中国读者在看的时候,应该时时和我国的文化对照一下,那这本书就更有意义和趣味了。
此外,这部书难能可贵的是,开创了日本学这一专门学问。本尼迪克特的这部书出版时,日本业已战败,美国占领并统治了日本。当时,日本人,尤其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以这本《菊与刀》为指导,在和欧美文明的比较下,剖析日本文明,主要是以批判为主,于是,日本学术界和舆论界出现了和明治维新初期很相像的现象――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看到西方的发达和强大,相形之下,日本却是那么落后,于是,就认为日本文化是野蛮的,否定日本传统文化的风潮一时汹涌澎湃,佛教等都遭到批判和蔑视。但也和那时的日本完成了现代化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当战败的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迅速崛起于世界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文明和日本人的研究开始转向,即赞美起日本的固有文明了。更有荒唐的,说什么日本的成功是缘于日本人的脑细胞和其他民族的不一样,简直是拿出了麻衣神相来对抗科学,可笑之极。
但即便如此,《菊与刀》的价值和影响却没有丝毫减弱。一本书,不足之处确实不少,但却能站立学术之林这么多年,有这样的影响,实为奇迹。
如今日本学的研究已经非常发达,我国也有日本学学会,不过,我们在研究时,应该注意的是,不要过分强调日本的特殊性,从而否认了共性,这样会影响到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现实性的评价。有些日本学者,如果可以叫学者的话,常为日本的战争责任辩护,其中也不乏以日本的特殊性来抵赖罪恶的。我们认为,不管有什么样的文明或文化,不管有什么样的物质环境,都不应也不能构成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但和任何一部名著一样,本书也有缺陷,譬如日本或日本文明是否能以菊与刀为象征,是可以质疑的,因为一个文明是庞大、复杂的,任何简单化的方式,都可以认为是浅薄的,极端的。文明和野蛮能否说是日本文明的特色,也是不确定的。因为,任何一种文明都可以用这两个词汇来概括,却不说明任何问题。但《菊与刀》似乎成了特例,这值得我们深思。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的物质和文化交流已有千年以上,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古代,日本从中国摄取文明因子,结合本国的国情,创造出自身的文化,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是如此之大。现在,中国和日本是世界第二和第三的经济体国家,两国的来往更加密切,理解对方,尤其是其独有的文化是有利于两国的交往的。商务印书馆鉴于此,在过去《菊与刀》的版本之上,请译者进行了增订,这次的《菊与刀》(增订版)更完善地展示了《菊与刀》原著的精华,值得一读。(作者:费克申)
《中华读书报》 2012年01月0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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