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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旅程》，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对其任职期间及任职之外经历的第一手叙述。1994年，41岁的布莱尔成功当选工党党魁，以“新工党，新英国”为改革旗帜凝聚民心。两年后43岁的他成为自1812年以来最年轻的英国首相，结束了保守党此前18年的执政期。上任当年，他在黛安娜王妃遇难后，积极疏导民意、说服女王，成功地推导英国君主体制与人民同步前进。在他看来，黛安娜捕获了一个时代的精粹--“在她所创造、我们所代表的氛围中，存在着一种完美的契合。不论那是什么，新工党拥有一部分，她拥有全部。”
搬进唐宁街10号的开始几个月非常顺利，这是意料中的事。接下来就困难些了，这也是意料中的事。“新工党，新英国”这句口号并不显得骄傲自大。相反，这种情绪的改变广泛深入地散播到了公众生活的每个角落。自然也涉及君主体制，黛安娜王妃就是这一改变的化身。她是一个标志，她也许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常上镜头的人。她捕获了一个时代的精粹，把它握在手心。她定义了它。
对于君主体制--如果愿意，你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制度或者一种行业--来说，这种情况令人十分惶恐。她的号召力、亲民度、接受新事物的勇气都远远超过其他人，以至于她更像是一种非难，而不是支撑。并不是说她没有充分支持君主体制及其代代流传的传统，可是，她把这些传统转化为现代做法的方式太过大胆，因而处处格格不入，从而导致了危险。她大步跨入至今仍然禁入的领域，小心翼翼地跃过笔直的礼节篱笆，以一种从一个角度来看完全是愚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绝对是天才的狂热，打碎王室行为规范的巨大包袱。我肯定，当她做着这一切时，王室必定是带着既无助又恐惧的复杂心情看着她。
如果黛安娜从政，就连克林顿都得十二分小心
1997年大选之前，我和她已经相当熟悉。她异常迷人。她原本就有的气质因完美地混合了王族和她所代表的平民气息而得到放大。她是一个轻松随和、富有人情味的王室成员，最重要的是，她愿意平等待人。她并非刻意纡尊降贵，她像普通人一样大笑、一样聊天、一样调情。那就是她的非凡魅力所在：在任何地方，跟任何人在一起，她都能跟对方融洽相处。
她的情商无疑很高，不过她也非常善于分析理解。曾经有一次，我跟她讨论照片的效用和力量，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她表达的看法不但源自直觉，也经过非常符合逻辑的推理。她把问题想透彻了。她偶尔会打电话来说，某某照片为什么是垃圾，或者说，有什么可以改进之处。她虽然完全与政党政治无关，却对我们追求的目标和我们之所以这么做的理由完全理解。以前我总是说：如果黛安娜从政，就连克林顿都得十二分小心。
她的意志也十分坚强，让我们这样说吧，她总是率性而为。我感觉，她很容易就能跟你闹翻，同样也很容易就能同你和好。她知道自己的气场有多强大，了解这种气场的吸引力，通常情况下，她会运用那种力量来做好事，可是，在她的情感之中也有一种野性，也就是说，当愤怒或怨恨跟那种力量交织在一起时，将会招致危险。我真心喜欢她，而且，我当然也跟其他人一样对这位美丽的王妃着迷；但是，我也很谨慎。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正当我们改变着英国的形象时，她也在改变着君主体制的面貌；或者，可能这样说更准确：她跟其他王族的对比衬托出了他们的变化是多么少。这种对比，对于某个跟女王一样、对君主体制及其未来有着深刻理解以及长期切身体会的人来说，肯定令人困扰。重要的是，女王了解君主体制在代表历史、传统和责任方面的重要性。她还知道，虽然君主体制需要跟人民一起演进，它跟人民之间的盟约--没有文字记录、也非口头承诺--建立在一种容许演进的关系之上，但是，演进应该是一种稳步前进、经过小心校准和控制的过程。然而忽然之间，一颗难以预测的流星闯入了这个可以预料、受到严格控制的生态系统之中，带来了同样无法确定的后果。她完全有理由感到不安。
震惊和悲伤如潮水般涌来
1997年8月30日半夜两点，我被惊醒了，发现床边站着一个警察。你可以想象，那是多大的惊吓。他告诉我，黛安娜王妃遭遇车祸，受了重伤。唐宁街把驻法国大使迈克尔的电话转了过来。情况从一开始就已经很明显，黛安娜生还的机会非常渺茫。凌晨4点，我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她真的走了。从那时候开始，电话接连不断，其间我们一直在竭力思考应该如何应对此事。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无情。我悲痛万分。我喜欢她，我为她的两个儿子深感痛心，可是我也明白，这事非同小可，它关乎全国，事实上还会影响全球。不论对国内还是国外，英国的表现都非常重要。我是首相，我必须把悲痛和失落的感情浪潮以一种庄严的、能够传达人们对她的感情和爱戴--用这个词一点也不过分--的方式表述清楚。
如果是女王去世，那么，从某个方面来看，还比较简单：人们会表达深切的尊敬和由衷的赞美，但是那些情感虽然深厚，却也很传统。而黛安娜的死却完全不同。她不是传统人物，她的死亡也不是正常死亡，所以，人们的反应也将非同寻常。
除了悲痛之外，我还有另一种感觉，源自我跟黛安娜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是一次并不轻松的见面。她本来想在6月份到契克斯别墅来找我，我也同意了。可是唐宁街10号认为，我未跟查尔斯王子见面，就先见她，不妥，可能会引起误解。我无奈地同意了。于是我们把时间改到了7月。向来机敏的她猜出这次改期是权衡之后的结果，感到很恼怒。
到了约定的那天，她带着威廉王子来了。天气非常宜人，契克斯别墅风景秀美。她对所有人都是那么亲切友好。我们讨论她能用更为正式的手段为国家作些什么贡献。虽然她热切希望能做些事，但个中微妙因素也是不言而喻。毋庸置疑，她是一个极其重要、宝贵的人；而且我觉得，给她一个机会，把只盯住她的私生活不放的媒体关注焦点转移到其他地方是对的；可我同样觉得多迪·法耶兹是个问题，我说不明白，但我觉得不安，我还知道她的某些挚友--真心爱护她的人--也有同样感觉。
那一天，天气晴朗，在契克斯别墅我们把孩子、警察、安保人员以及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跑到屋后的草坪去踢足球。除了黛安娜和我，所有人，包括威廉都上场玩去了。可怜的孩子，我猜他心里也不是太想踢足球。不过，善解人意的他还是上场玩了。
黛安娜和我在旁边散步。她温和但明确地责怪我取消了6月的约会。我则琢磨着，今天要怎样应对她，可我紧接着就十分直白地提出了她和多迪之间的事。她不喜欢这个话题，然而，她并没有拒绝谈论此事，我们还讨论到她也许可以怎么做。虽然那次谈话有时令人不自在，但最后的结局还是温馨而友好的。我竭尽全力表明，我会是她的真诚好友，而她应该以同样的精神回报我的坦诚。我还上场踢了球，她在旁边看着，跟工作人员一起哈哈大笑，让人拍照，做她所擅长的事情。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当思忖她去世的事、决定自己应该如何发言时，我心里不但有悲伤，还有责任感。我觉得，自己应该竭力捕获她的真我，这是我欠她的情。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在操纵他人，我们可以迅速察觉别人的情绪，并且本能地加以利用。可是我知道，她向残疾人和病人们伸出援手的方式，透着真挚，没有人能够模仿，也没有其他与她地位相当的人做过这样的事。她当然了解那样做的效果，然而，如果没有真诚的感情，效果是不可能如此显著的。我坐在特里姆登的书房里，看着曙光透过窗户射进屋里，心中沉思：她会希望我如何谈论她呢？
王室当然已经发布了声明，可是，女王并不打算发表讲话。就在我早晨将前往特里姆登教堂发表讲话之前，我第一次跟女王通了电话，向她表达了自己的哀悼。她很沉着，虽然为两个王子担忧，但是很专业、很务实。她明白这次事件的严重性，不过是用她自己的方式理解的。她不愿意听从事态的摆布。在这方面，她很有女王风范。
那时的我已经想好自己要说些什么了。我在一只信封的背面草草写下这些话，现在听来，“人民的王妃”这个词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俗气、过火，诸如此类。不过，这在当时感觉很自然，而且我认为黛安娜会喜欢这个称号。那是她对自己的定位，人们应该以此记住她。我还想通过承认她本人的生活并不顺利或者并不轻松，来描述她对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如果不提她的各种问题，感觉就是对她不够诚实，还会破坏她对其他人的意义。人们爱戴她，正是因为她虽然贵为王妃，却仍然有弱点，仍然会受到人生起起落落的打击；她能够治疗人们的伤痛，因为她了解受伤的感觉。
全国的情绪正如我们所料：悲伤之情倾泻而出。但是，其中已经夹带了一种对她死于非命而感到愤怒的情绪。起初，怒火烧向跟踪她的狗仔队--她被切切实实地“猎杀”了。她是一头价值昂贵的猎物、一座频繁遭到洗劫的金矿。他们挖得很深、不顾一切，因为收获是如此丰厚。当然，媒体说，如果媒体报道符合她的心意，她是很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的。然而，真相却是，在媒体的大肆追逐之下，你没有其他选择，你要么设法喂饱野兽，要么被野兽吃掉。于是，她喂野兽，有时候还喂得太饱，却无法改变基本事实：她是被骚扰的对象，这种骚扰持久不变，侵犯隐私，没有人性，有时候还是那么可怕、过分和错误。
女王正处在一个如同地狱般艰难的境况
那个周六早晨，王室成员像往常一样在巴尔莫勒尔宫的克莱西教堂出席礼拜。没有人提到黛安娜。在公众中的某些人看来，那当然是难以置信、近乎夸张的冷酷。随着日子的过去，怀有那种情绪的人群越来越大。在圣詹姆斯宫安排的追悼会从3场变成4场、15场、43场。奔涌的悲伤之情正在转化成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那是全国极度同心的时刻，是王室的险恶关头。
王室拒绝在温莎堡和伦敦塔下半旗，理由是，黛安娜严格来说已经不再是王室成员了，她的“殿下”头衔已经被剥夺……一切都严格照着规矩办，却完全没有考虑人们对“规矩”根本就不买账的事实。其实，他们讨厌“规矩”，实际上，他们认为“规矩”正是那一系列导致黛安娜死亡的事件的始作俑者。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奇特共生关系之中，臣民坚持要求女王承认，她是在臣民的同意之下才得以统治的，必须听从臣民的主张。
公众的怒火正在往王室蔓延，白金汉宫也形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彻底的传统派，把黛安娜视为威胁而不是宝贵的人物。他们觉得，向媒体和公众压力屈服，就是走上了一条平坦的平民驱动君权之路，最终会导致君主体制名存实亡。王室中的第二个阵营，在某种程度上以女王的私人秘书、黛安娜的姐夫罗伯特·费洛斯那样的人为代表。他是一个十分明智的人。我不知道他对黛安娜的真实看法如何--我猜他能看出黛安娜的两面，并且爱他喜爱的那一面，而对另一面耸耸肩了事--不过，他是个行家，而且，正如你有时候能在彬彬有礼的上流社会中遇到的那些人，他远比表面流露的更精明、更机智。
我还真切地同情女王本人，她正处在一个如同地狱般艰难的境况中。一方面，她一直都在担忧黛安娜对君主体制的冲击，另一方面，她当然也哀悼自己十分疼爱的儿媳、两个孙子的母亲；可是，她对黛安娜的看法与公众所能接受的大为不同，她不想说出口。所以，她之所以不愿意站出来，其实主要不是为了尊重传统和“规矩”--虽然那无疑也是其中的部分原因，而更多的是一种忠实于自己的感情的诚恳愿望。由我出面在人们面前把真空填补的行为，会使她感觉不安，而她身边的某些人当然也有点藐视我的做法。
对于权势集团来说，我不算什么大人物。我一直认为，他们喜欢的政治领袖有两类：要么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或者至少是完全赞同他们的普遍观点的人；要么是“真正”的劳动人民，也就是那种他们过去在书里看到的、操着一口他们认为这类人应有的口音的人。而像我这样的人，有点暴发户、名利狂的嫌疑，使他们略感迷惑和可疑。因此，在那些日子里，我也意识到，如果自己的干预企图过于明显，就可能会遭遇严重的挫折；而且，如果我绊倒了，是不可能指望有人来扶我一把的。
站在诺索尔特机场，看着飞机降落，等着灵柩抬出来，跟其他人别扭地闲谈，栏杆后挤着数百媒体，感觉真是怪异。在这种场合，你必须小心翼翼：气氛很凝重，可是，当有人跟你打招呼时，你的自然反应是微笑。于是，立刻就有人抓拍下这个画面，仿佛你在整个过程中所做的唯一事情就只有微笑。黛安娜对照片的评价是对的。每次切丽和我出席纪念仪式或者其他庄重场合时，下车之前我总会提醒她，也提醒我自己：不要笑得太灿烂或者哈哈大笑，赔不起啊。你要提高警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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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28 21: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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