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谋臣”悲剧

步天涵谷

朱元璋统一天下，刘伯温和其他开国功臣一样得到了封赏，这似乎实现了他的人生抱负，但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刘伯温自觉背负了一种新的使命，这就是“导君于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传统。而就是在这方面，刘伯温开始品尝苦涩的滋味，因为在朱元璋这样的雄主手下讨生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本文原载于《百家讲坛》2009年第8期蓝版，原题为“在雄主手下讨生活不易——真实的刘伯温与朱元璋”

    智谋文化的早熟和发达，是中国一个特有的现象。在这种文化的催生下，中国人特别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两大偶像，一个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另一个就是元明之际的刘伯温。历代人们给这两位附会了很多神异的传说，传说中，他们不仅神机妙算，而且还能呼风唤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神化诸葛亮的《三国演义》时说，孔明先生被描写得不大像一个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刘伯温也被后世的许多传说扭曲得厉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历史上真实的刘伯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神异传说之外的刘伯温

　　刘基，字伯温。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乡青田县南田山武阳村（今属浙江文成），按元朝当时的行政区划，属于江浙行省的处州路。

　　江浙地区向为人文渊薮，刘伯温的家乡武阳村虽然是个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县城有150多里之遥，但读书的风气不衰。刘基的曾祖还曾在宋朝为官，传到刘基父亲这一代，虽非显第，但无疑是一个中国传统农村典型的小门小户的读书家庭。在这种背景下，刘伯温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明史》上说，刘伯温“幼颖异”，特别聪明，他的老师即对其父亲说，刘伯温不是池中物，长大后必然光宗耀祖。《明史》还记载，“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所谓象纬之学，就是通过观察天象和占卜来预测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学问。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这种学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辅之于缜密的思维和明晰的判断，其所谓预测往往也有应验的时候，这就更给这门学问披上了奇异的面纱。

　　《明史》的这两点记载非常重要，因为它基本勾画出了刘伯温的两条人生轨迹：一个是深受传统儒家教育，作为“儒者”的刘伯温；一个是摇鹅毛扇，作为“谋臣”的刘伯温。两者不可偏废，毋宁说前者还更为重要，但可惜经过野史和民间的渲染，也许还包括刘伯温后人有意无意的“改造”，作为“谋臣”的刘伯温“压倒”了作为“儒者”的刘伯温。于是乎，本来是一个不无悲剧色彩的传统知识分子，在各种离奇怪诞的传说中，成为一个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于是江湖术士之流了。

　　作为儒者的刘伯温，照例要重走前辈读书人循环往复的那条道路。至顺四年（1333年），23岁的刘伯温参加元王朝的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满25岁的成年男子才能应考，据当代学者杨讷考证，刘伯温虚报年龄为26岁，终于蒙混过关。不过，只要是凭真才实学，在旧时，这倒是读书人的一段佳话。

　　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进士的刘伯温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县任县丞。所谓县丞，就是县令的属官，官阶还不够“七品芝麻官”，属于正八品，略相当于今日之副县长。

　　官阶低倒没有什么，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进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终究是抑制不住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刘伯温运气差了一点，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个衰世。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元王朝最大的问题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马上得天下，仍然“以马上治之”，加上元朝对汉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终没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的时候，元王朝的统治机器更加迟钝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备两个重要表征：其一就是吏治大坏，单靠一两个志士仁人已无法改良，上层阶级贪图享乐，文恬武嬉，空前的社会危机迫在眉睫，他们却有意无意视而不见，仿佛“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内”；其二，在草野中已经萌动着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顺帝当政时期，自然灾害不断，而吏治不良。

　　饱读诗书，从书斋昂昂然走出的刘伯温，儒家知识分子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几乎与生俱来，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后只能抑郁求退。按照史书的记载，他在江西，“政严而有惠爱，小民自以为得慈父”，想来颇有政绩，但“豪右数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强贵族处处和他作对，最后只好离去，于1340年回到家乡。江西短暂的五年仕宦经历，并未使刘伯温对元政权完全失望，这之后，他又谋到了一个江浙儒学副提举的官职，这是负责地方教育事务的一个岗位，仅比县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属于从七品。志大才高的刘基对此当然也无法满意，好歹干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辞职了。辞职的理由是身体不好，后人于此有所争论，不过不论刘伯温当时是否真在患病，他对元政权的灰心，却是越来越明显地表露了出来。这从他辞职后所著的那本名著《郁离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与“谋臣”的悲剧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队攻占了浙江处州（今浙江丽水），因为在故乡的声望，刘伯温和另外三个当地著名知识分子—叶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应天（今南京）去见朱元璋。《明史》记载了这四人与朱元璋见面的场景：“太祖劳基等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纷纷，何时定乎？’”朱元璋表现出了礼贤下士的态度，向他们请教如何统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说：“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业。

　　刘伯温从此开始了为朱元璋充当谋臣的人生新路。

　　作为深受儒家文化洗礼的刘伯温，这么快就倒向一个传统观念中的“乱臣贼子”，其中当然有多层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传一个“西湖望云”的故事，说刘伯温早在投朱之前就发现金陵（即南京）有所谓“天子气”，所以决心“辅之”。这无疑是无稽之谈。刘伯温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缘于对元政权的失望；其次，此时朱元璋的一些作为契合刘伯温的期待—朱元璋部队的军纪相对较好，朱元璋本人比较能够礼贤下士，朱元璋表现出了强烈的统一天下的愿望，这些都是他区别于其他群雄，而对刘基这样知识分子具备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驱除异族政权为号召；二是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意识到，要想统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坏是不行的，还必须着手于建设，而要进行建设的工作，又必须依靠缙绅阶层，尽可能维护他们的利益。

　　早在刘伯温辞官隐居期间，他就在《郁离子》中说，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而此时的朱元璋，颇有一些“明法度，肄礼乐”的气象，他成为刘伯温心目中正在兴起的“王者”，不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吗？

　　关于刘伯温在朱元璋打天下过程中的作用，虽然不像传说中那样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起，帮助朱元璋在乱世中恢复秩序，是值得历史肯定的。

　　朱元璋统一天下，刘伯温和其他开国功臣一样得到了封赏，这似乎实现了他的人生抱负，但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刘伯温自觉背负了一种新的使命，这就是“导君于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传统。而就是在这方面，刘伯温开始品尝苦涩的滋味，因为在朱元璋这样的雄主手下讨生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刘伯温入明后活了七年有半，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他先后几次受封，又几次被打发回乡。从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伴君”确实是一件危险系数极高的工作。当时南京从夏天到秋天一直没有下雨，求雨也没有效果，刘伯温借机指出了三条弊政：一是阵亡将士的妻子数万人都被迫住在“寡妇营”，不许外出；二是为营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尸体暴露不收；三是敌方头目既然已经归诚投降，就不适宜充军。古人认为天象由人事决定，刘伯温借求雨的机会进谏，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请，可过了十来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刘基还乡为民”的处罚。但刘伯温被免职仅三个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从家乡赴南京，恢复了其官职。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后，再一次被赐归。

　　如果说第一次被贬，刘伯温由于功名之心未灭还满怀惆怅，那么他后来的被放归，则更像是一种自我放逐。这不仅因为明初同僚的倾轧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已到白热化的程度，更因为他对“圣意难测”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在雄主手下讨生活充满了忧惧，深知只有韬光养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刘伯温到底是读书人，尽管他感觉面前这个曾经与自己共过患难的人越来越难以捉摸，但在反复放归、召还的过程中还是要战战兢兢地尽儒者的本分。他劝朱元璋，“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体面，不应动辄羞辱，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对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将王保保不能轻敌妄进，结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将徐达在追击王保保的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

　　忧谗畏讥的刘伯温准备在家乡终老，但善于占卜的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并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灾进一步演变成人祸，中国大地，一时饥民、流民、盗匪四起。
死因成谜

　　隐居的刘伯温，竭力洗尽铅华，表现得像一个不识字的老农，也不和地方官吏来往。他知道，有一双天眼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明史》上这样绘声绘色地描述他的谨慎：“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茅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家乡的父母官因为始终见不到刘伯温，所以换上便服求见，正在洗脚的刘伯温对上门的客人当然不好拒绝，升火做饭以待客，但当县令以实相告时，刘伯温马上变色，自称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刘伯温还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处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险要，所以成为奸人躲藏之所，刘伯温便派儿子刘涟入朝反映这一情况，建议在此设立一个机构负责巡查，但刘涟绕过了中书省（当时明王朝政府的中枢机构），直接向皇帝奏陈，引起了执政大臣的嫉恨，他们诬陷刘伯温看中了谈洋这块地方，准备作身后之墓地，只是由于谈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儿设立机构，以此驱逐百姓。中书省准备借此兴起大狱，这时的刘伯温虽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说个明白。

　　刘伯温面对朱元璋，“惟引疚自责而已”，意思是什么辩解的话都不说，只承认“我错了我错了”，朱元璋没有再穷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还是给了刘伯温一个下马威。朝廷祭奠孔子，仪式结束后，祭祀用的肉分给重臣算是一种荣誉。刘伯温没有参加祭奠仪式，却接受了肉。朱元璋说：刘伯温是学圣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参加祭奠却享受祭品？学礼学到哪里去了？下令停发其一个月俸禄。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发一个月俸禄也是小事，关键是皇帝行动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长的：他就是想让刘伯温没面子。由此可见最后一次入朝的刘伯温，其处境之尴尬。

　　处境和心情都恶劣，刘伯温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赐归田里，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刘伯温卒于家中。

　　刘伯温的死因，历来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说朱元璋是毒死刘伯温的主谋；三说系病死。其实从情理上思考，刘伯温当时已经患病，而且又不是当权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举？胡惟庸毒死了刘伯温的传闻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后来朱元璋为除掉胡惟庸，有意给其罗织了一条新罪名。但他没有想到，后世同情刘伯温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为满足，又怀疑到他自己头上，这真是一种讽刺。

　　与刘伯温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刘伯温死的前后表现出来的态度，更耐人寻味。

　　在刘伯温还在朝的时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赐给了李善长、胡惟庸、宋濂三人，却偏偏没有给刘伯温，这反映出朱、刘君臣关系在刘伯温死前，已比较冷淡。刘伯温病重被赐归，朱元璋颁发了一纸诏书，对二人君臣一场进行了一次总结，其中既责备刘伯温当年不早早归附，也称扬其功绩，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当皇帝后，对刘伯温的安排和处置都是符合“国之大体”的。对刘伯温来说，得到这样一份诏书，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刘伯温君臣二人，在身份认识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刘伯温虽被人们看成“谋臣”甚至“术士”，但他更自居为“儒者”，然而让他沮丧的是，朱元璋也更多愿意把他当成“谋臣”和“术士”。在一次谁是当今大儒的讨论中，朱元璋就曾经轻蔑地说，像宋濂、刘伯温这样的人哪配称“大儒”？

　　朱元璋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刘伯温为“儒者”？原因很简单，儒者都有“导君于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传统观念中，应该是帝王师。做“帝王师”，这堪称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刘伯温也不会例外。问题是，这种理想很多时候只是文人的一厢情愿。自信心太强的雄主们是不承认有什么“帝王师”的，否则那岂非意味着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比他更高明吗？朱元璋是这样，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这样。一个迂腐的读书人尹嘉铨写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汉书·张良传》中的一句话：“学此则为帝者师矣。”虽然他一再说明“不敢以此自居”，却在一场文字狱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愤愤地责问：“你要做帝王师，那把我往哪儿摆？”这就是雄主们从心底里讨厌帝王师的关键要害了。乾隆还有一句痛斥纪晓岚时脱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畜之，汝何敢妄谈国事！”意思更为透彻，原来在帝王眼里，所谓国事其实不过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义上的老师，都不过是他养着好玩罢了。至此，“帝王师”这顶纸糊的桂冠被乾隆轻蔑地吹了口气便破碎了。

　　在现实的无情打击下，刘伯温的“儒者”、“帝王师”之梦最后破灭了没有？不知道。我们清楚的是，他临终前留下遗命，告诫子孙不得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