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西安事变

步天涵谷

西安事变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人民抗日高潮进一步兴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1936年12月初，在西安的张学良和杨虎城面对蒋介石和其率领的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亲临前线的“剿共”督战态势颇为不满，几经商议，最后下决心不再参加“剿共”行动；为此，二人几次“晋见”再次抵达西安的蒋介石，劝说其放弃内战政策，但蒋介石却根本听不进去。

12月4日，蒋介石住进了临潼的清华池。清华池的第一道门卫由张学良的“西北剿总”卫队第一营第一连担任，营长王玉瓒；第二道门和五间厅之间的警卫，则由蒋介石带来的卫士担任。在清华池，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两个方案中作出抉择：

第一， 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

第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426~4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对于蒋介石的这两个方案，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是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意再与红军作战，又不愿意离开西北。如果攻打红军，势必使自己的实力消耗殆尽；而离开西北，得不到红军的支援，迟早必被蒋介石所“改编”或吞并。权衡利弊后，张、杨下定决心：一不再打内战，二不离开西北。二人决定先行“苦谏”，万不得已即实行“兵谏”……

12月10日、11日，张学良驱车到临潼清华池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痛陈国家民族的危亡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抗日；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不想，蒋介石就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连连拍着桌子喊叫：“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无奈，张学良只得离开，改由杨虎城再去见蒋介石，力劝：就这样，张去杨至，杨走张来，连续数日分别对蒋实施“苦谏”，蒋介石毫无所动……

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举行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的学生们高举“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的横幅标语、手持小纸旗走上街头，却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开枪镇压，打伤小学生一人，更激起了学生们的极大义愤；学生们临时决定，徒步去50里地以外的临潼清华池，向蒋介石“请愿”。

蒋介石得到报告后，急忙布置军队在十里铺架设机枪拦阻，同时让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打电话给张学良，要他派兵镇压，并连声说“格杀勿论”；张学良不得不亲自去十里铺劝阻学生，并向学生们保证：“一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

实际上，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感到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顽固态度实难改变，但还是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于次日由张学良再次硬着头皮向蒋介石“进谏”，要求联合全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和动员全国的民众，一致抵御外患，竟被蒋介石斥之为“犯上作乱”，同时对其在十里铺对学生们的讲话表示了极端的不满。

张学良退出后，让杨虎城再去一次，看看情况；杨虎城去了，见蒋介石依然是一副顽固不化的态度，只得返回同张学良商议。二人觉得“苦谏”和“哭谏”等软办法都无济于事，再用也无效，最后决定实行“兵谏”……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领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前来布置剿共的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反共内战，实行联共抗日，西安事变由此爆发。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西安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的焦点。形势十分复杂，内战危机迫在眉睫，张、杨两将军无所适从。

由于“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张、杨两将军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清晨，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有关事宜。

12月12日上午8时，毛泽东被从睡梦中叫醒。他看到张学良给他和周恩来的电报：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4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毛泽东立即吩咐警卫员去通知中央其他领导人来开会。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陆续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并传阅了电报内容。接着，“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4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各自发表意见。当时，张国焘提出“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毛泽东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全面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并指出：“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出后，红军各部队顿时沸腾起来，整个保安乃至陕北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在保安的邓颖超得知蒋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后，“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和同志们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当时在保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这样写道：“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到保安，保安举行了群众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公审蒋介石。”当时，在定边的李维汉也回忆说：“我们在定边获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我们致电党中央反映了群众的愿望。”

在当天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中，毛泽东除了告知“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之外，还提出如下建议：要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以防其收买属员，尤其是不能交给其他部队看管；将东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同时表示：红军钳制宁夏、陇东一带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等中央军，以免西安腹背受敌。

15日，由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电报肯定了张、杨发动兵谏的正义性质，指出它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指出南京决定讨伐张、杨，会造成“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煎涤”；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同时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并表示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17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送行，毛泽东对周恩来叮嘱道：“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连续开会反复研究事态的发展。周恩来等到达西安后，“立即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制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第二天，周恩来又两次来电报告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情况和建议。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

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

21日，毛泽东电报告我党在南京的谈判代表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提出下列五项要求：一是吸收几个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二是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地位；三是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四是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五是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同时，电告周恩来派人到国民党在西北的黄埔系高级将领处，揭露何应钦与日本勾结害蒋的阴谋，以及红军愿与之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的条件。

22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对他在西安事变中表示反对内战的态度给予赞赏，告之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希望阎锡山能“出有力之调停手段，调停于宁陕之间”。

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一行到达西安。第二天，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张、杨与宋氏兄妹的谈判。经过两天谈判，宋美龄和宋子文对谈判的一些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承诺。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蒋当面向他作了表示。那就是周恩来当时向中共中央所报告的：“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周恩来说，十年没见，您苍老了。蒋介石说，恩来，你过去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周恩来说，只要您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不但我周恩来听你的，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你指挥。同时，十分诚恳地告诫蒋介石：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

在全国人民和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压力下，经过谈判斗争，蒋介石被迫表示同意已达成的协定，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直接谈判。

12月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经洛阳返回南京。当周恩来得到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一道离开西安时，急忙驱车赶往机场，而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同乘坐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次日，回到南京的蒋介石随即囚禁了张学良，并发表了一个重申同意已达成的协定的“声明”。

12月2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12月28日，毛泽东在保安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指出蒋介石应立即走上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的道路。当天，在谈到蒋介石囚禁了张学良时，毛泽东十分恼怒地对周恩来说：“这个蒋介石，他不会放张将军再回来了！”周恩来也叹惜道：“张将军执意要陪同蒋介石去南京，以向国人表示其一片抗日救国的赤诚之心，却白白断送了自己……”“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毛泽东坐在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地的一间窑洞里吸烟不止，“谅他蒋介石也不敢加害张将军，只是东北军将群龙无首，日后将难以聚集对敌了。”周恩来说“张将军临行前，将东北军的事务托付给了杨虎城将军。”接着说，“我想十七路军会很好团结东北军的。”“十七路军也将自身难保。”毛泽东分析说，“如果张学良不走，和杨将军相为肘腋，协同作战，则东北、西北两军都可保全；如今这一走，杨虎城失去了臂膀，东北军也不好统领呢……”

“为今之计，我们该怎样对西北军讲呢?”周恩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我们总要支持西北军……目前还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毛泽东说，“为今之计，先要促成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确立了，各路军兵都会有出路的。”周恩来点头，表示赞同毛泽东的见解……

1937年1月1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联名致电在南京的中共代表潘汉年，指出：共产党“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

1月2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发出《关于巩固张、杨两军与红军团结，推动时局好转的指示》，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南京亦正在争此一着，用分化与威胁手段夺取张、杨两军，以孤立红军。”

1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

1月21日，毛泽东再次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在谈判中，坚决要求蒋介石同意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潘汉年根据上述指示，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等进行了多次协商，但没有任何结果。

在蒋介石一意孤行，用武力进逼西安时，东北军在少壮派军官的鼓动下，准备与蒋介石决一死战。周恩来立即向陕北和毛泽东发报请示。1月30日，毛泽东、朱德回电指示：“和平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

2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次会议最终确定了“和平统一”的对内政策，至此，经过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斗争，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为了使根据地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有明确的认识，毛泽东到红军大学作关于和平解决的报告并回答有关疑问。

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特别是好不容易抓住了蒋介石又把他放了，党内和红军内有些人想不通。一个学员含着泪问，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他杀了我们许多同志，将他千刀万剐，也难解心头之恨。毛泽东来到这位学员跟前，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的，正因为我们要报仇雪恨，我们更不能感情用事。杀了蒋介石，只能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日本侵略军占领全中国岂不是更容易、更便宜了？”

当时还有人担心，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杨的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毒，毫无信义可言，放了他，他会抗日吗？对此，毛泽东作了深刻分析。他说：

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内亲日派，他们惟恐我们不会杀掉蒋介石，而蒋介石又最怕死，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蒋介石会认识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劝说，蒋介石肯定会接受张、杨二将军的抗日主张的……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蒋介石也就抗日了。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张树军、雷国珍、高新民著：《毛泽东之路》，第101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

毛泽东的报告既生动形象，又发人深思，解决了人们的种种疑虑，从而激发了全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积极性。

总之，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国共合作抗日已经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不为一党私仇所扰，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智大勇，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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